由于新东家比较宽松，今年得以有了十天返乡过年的假期，差不多一年回去一次，看到的变迁与人物事故每年都有一些值得言说的地方，这回自然也不例外。
一
拜年
2013年，在我大学毕业后的一年，家里紧绷的经济情况开始缓解，父母在当年春节过后在县城买了房，年底的春节我们全家就是在新房里过的。
之前生活了差不多20年的小乡村就成了一年一度朝圣的地点，每年农历正月初一回村挨家挨户拜年，这是一直以来的习俗。
每当这个时候，平时见不到的，或者十几年都未曾见过的会偶然出现在你眼前，虽然容貌变化不是很大，但是衣着、行为举止，与带着异乡口音的老婆、讲着普通话的孩子，都会产生陌生感。
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处于在北京、广州这样的都市，大家用着一致的语言，但却在某个不设防的瞬间，听到有人冒出带着口音的方言或者普通话。
但你看到他那种熟悉的眼神，讲着过往或快乐或悲伤、拥有着共同记忆的往事，这才回过神来：还是他。
这个小村庄，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有数过，26户，除了两户姓秦以外，其他全都姓陈，如果按照族谱上的追溯，应当归为一家。
村里有好几口池塘，居住区主要有两个，东北向的位置较高，有高高的驳岸，中间有二十来级的石块阶梯，但很宽，另外一个池塘就在我家门口。
凭着高高的驳岸，整个村子分为“上面的”和“下面的”，我记得小时候这种分别十分明显，因此拜年我们“下面的”也是先各自拜完，然后组团到“上面的”依次鱼贯而入。
但有一个意外情况是，我们家右边小巷往里去，住着一户人家，家中只有一智障儿子和一老母，按辈分是爷爷辈和太奶奶辈。
但他们家按照血缘关系属于“上面的”，所以他们亲缘关系的近的会先下来去他家，然后沿着村头依次拜年。
“上面的”与“下面的”原本一家，但可能是两兄弟分家后，各自远离，这种情况在以往的农村很常见，即便是一家人，分家之后便各管各的，尽管没有仇恨，却隔阂随着年月日益加深。
十岁以后，大人们对者两方的微词不少，大多还属于那种攀比的心理，谁家收成几何、家中孩子听话与否、妯娌关系、婆媳关系之类的。
但在教训我们两兄弟的时候，我妈便时常说起“上面的”兄弟之间如何亲爱、互帮互助的事迹。
不过，两派的区分也不那么明显，户与户之间的关系亲密的例子也有不少，只不过大家族内部共同抵御外来威胁、处理公共事务的情况依然存在，直到如今，“上面的”那种团结互助一直还在长辈们口中存在。
拜年是回乡唯一的理由吧，如果初一这天不回村里挨家挨户串门，道句“恭喜发财”，便会遭人腹诽，去年过年期间我爸感冒没回，被我妈唠叨了好几天。
但如果是在活着的人里属于最高的辈分，则不回去也没问题，大家反倒能够体谅，认为并无不妥的地方。
而这种区分十分明显，族谱上规定了每一代人的备份代字，也就是名字中间那个汉字，到现在我还背得出那个格律诗一样的顺序：国家天必佑，献良应永兴；建业名先兆，后面这句就记不起来了。
小时候，还有几个老人属于永字辈，现在业字辈的基本是主力了。
到了名字辈，大家就不怎么严格按照这个辈分表来取名了，男孩子好说，主要是女孩子难以取出女性化的名字来。估计以后，这种辈分的标识会更加淡薄。
只不过，从这种先辈定下的辈分顺序，可以看到升斗小民的家国情怀来，在个人意识占据主导的情况下，集体主义的痕迹会逐渐失去生存空间，所以外部世界才会通过各种复苏来强调这种文化痕迹。
怎么说，值得怀念，但逝去也是好事。
农村里拜年每年拜年差不多，但是如果有家人在过去一年里有人故去，而且是在春节前49天之前，那么就有“吊新年”一说，之所以是49天，源自七七四十九，过了49天也就是“出七”，这个故去的人便完全往另一个世界去了。
我记得外公去世的时候，长辈们对这个解释得多一点，好像是七七之内，家人供奉，会帮助外公更加顺利达到彼岸。
“吊新年”也是发生在初一，这种情况的人家的亲戚会带着黄裱和鞭炮来燃烧鸣放，中午聚在一次吃饭，气氛没有那么悲伤，人们脸上还能看到笑容。
同村的人拜年走到这家的时候，便要在台案前磕头，通常这家人会在案上摆上遗像，旁边用黄纸写了大大一个“孝”字，案前的地上会铺上一条毯子或着折叠的床单，以免让磕头的人沾到尘土。
有一个规矩是，进到这家时，先不能说话，跪下去磕头，这家人会陪拜，然后起身说“过年好”或者“恭喜发财”，方言则是“作发财揖”，作揖这个词是不是听上去很传统和复古？
所以“吊新年”和拜年这两件事有先后顺序，突出一个死者为大，虽然礼节稍显繁琐，不过这种安排倒是挺有味道的。
二
吃食
不得不说，时间真的改变了很多，按照如今我们的饮食标准，可以说天天是在过年，鱼肉蔬菜小食各种，几乎每天都能这么进行，但是在过往，小孩子期盼过年，一是可以在腊月二十六七上街买新衣服，二则是可以有很多肉、水果、糖之类的塞满不停咀嚼的嘴。
我们鄂北农村地区，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都是吃隆重吃早饭，有些人家起的特别早，像是比赛一般，可能五六点就放鞭炮吃饭了。
在没有暖气，全靠衣着和人体硬扛的年代，寒气刺骨的滋味自然不好受，但是一想到过年的喜庆，大家似乎也没觉得温度算什么事。
我记忆里7、8岁的时候，这两顿饭通常有些如下菜样：猪油炒的白菜千张丝、瘦肉汤（用淀粉勾芡味道浓郁）、鱼丸、过油肉炒干菇、黄瓜炒火腿，后来婚宴兴起的糖枣蜜饯、蛋花玉米粥等因为小孩子爱吃，也摆上了过年的餐桌，最后一道菜蒸鱼，虽然早上不吃饭，但也要蒸上一大锅米饭。
我妈那个时候还会自己做烧麦，所以我们家也会蒸上一叠甜得腻得烧麦，有的人家自己做“刺球丸子”，其实就是说的“珍珠丸子”。
虽然大早上吃着这些油腻的，往往都会剩下很多，但估计在年年有余的召唤之下，剩的越多也就预示来年更加多财多福。
这些往往是不能够用理性的食物浪费来解释的。
除了这些正餐，家中还会买入一些发给拜年的小孩子的糖果，一些关系紧密的人家的孩子过来，还会给他苹果之类的水果。
现在还能想起坐在我爸二八自行车前杠上去县城买苹果的经历，水果的购买地在县城将军城城内的市场里，那里有着堆满的苹果，有用箱子装的，也有用长长塑料袋装成葡萄串一般的，绑在后座架上，再回家，虽然顶着寒风，但是那种喜悦远远盖过其它。
再后来几年，大家平时已经吃的很不错了，过年也就没那么多期待，早起成了孩子们和大人们埋怨的问题焦点，主妇们也抱怨精心操持的大餐也没人尽情享用。
当然了，除了推迟的起床和用餐时间，餐桌上的食物类型也多了不少，油炸的南瓜饼等等小孩子爱吃的替代了烧卖、瘦肉汤，豌豆等青菜的分量代替了肉食，红酒、果汁也在逐渐取代白酒、可乐雪碧的位置。
我妈会做好几种点心食物，近十年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了，反倒在一些其它的菜式上她作了不少尝试，前几年还能见到的炸萝卜丸子、绿豆丸子、肉丸子，现在也都销声匿迹，鱼丸甚至失去了上桌的资格，蛋卷（那种鸡蛋肉馅做的食物）和肉糕的地位也开始摇摇欲坠。
三
玩乐
冬季的南方太冷，实在没什么好玩的项目，好几年以前大人们还能在好天气的室外摆上一桌，打打麻将，旁边女人们将热茶、香烟、瓜子摆在角落。
小孩子们则玩鞭炮，一般有四种选择，一种是在两顿大餐家家户户燃放的鞭炮渣子堆里找寻没有爆炸的，曾经我姨父家还有那种五颜六色的长度短的鞭炮，可以单个拆下来。这种类型的要么插到泥里或者瓶瓶罐罐里，把这些容器炸毁，要么掌握一种一种技巧，即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捏住底部含土的部分，点燃引信后迅速扔到池塘里或者其它的地方。
这种玩法很刺激，但对操作要求很高，如果反应不及时很容易炸到手，还好除了火辣辣的灼烧感，对手的伤害很小，基于安全的考虑，已经绝技。
第二种是盒装的“划火炮”，包装盒边上有一种类似火柴盒的设计，划上去点燃然后延时爆炸，过年的压岁钱大多花在了这上面，如果大人们买来一整排，那就是春节里除了新衣以外最好的礼物了。
第三种叫“摔火炮”，跟上一种基本类似，只不过点燃的机制是往硬地上摔，玩法单调，我爸就以为我们爱玩这个，但是玩起来不进行。
最后一种是“冲天炮”，不是那种礼炮，而是一种传统火箭的火炮，点燃之后，60度朝上，轻拿，它会离手冲天，并发出尖啸声，这个是和鞭炮一起在早上大餐前放的，但是由于声响不够大，后来被礼花炮仗代替了。
除了放鞭炮，小时候村里的气温还很低，时常下雪，融化之后在夜间通过瓦檐留下，低温中被冻成，形成下垂的冰柱。
吃完饭后，孩子们便用竹篙去敲，敲下来之后拿在手里当武器，或者放入嘴里当冰棍舔。如果放在平时，竹竿敲瓦檐会被大骂一顿，但是敲冰棱却是被默许的行为，大概是因为冰棱会影响瓦沟排水的缘故。
如果没有放鞭炮或者敲冰棱，那么一群小伙伴去冬季休耕的田地里追逐一番，也是一桩十分欢乐的事情，再不济的话，拿个小铲子和篮子，去挖荠菜也是开心的事情，瘦肉荠菜饺子，在冬天吃上刚挖出来的荠菜则更是另外一种享受了。
十几年过去了，大人们的娱乐活动依旧是打麻将或者玩扑克牌斗地主，孩子们则偷走他们无暇顾及的手机下载游戏玩起来，虽然家里大都有了电脑，但是在南方冬季玩电脑太痛苦了。
如果你发现一个人到了冬季DOTA或者LOL的水平急速下滑，别怪他，那是他回到南方的老家了。
这两年过年的娱乐活动，大家还会去KTV吼几首歌，而我则带着几个表弟表妹去看电影，虽然长辈有些不理解看电影这个举动，他们眼中希望的社交活动是更大声势、更多交流互动、更多议论的事情。
最近两年，也有一些人开始不返乡过年的，赚了钱的也开始全家出国旅游，但在乡土观念重的人，尤其是长辈们看来，过年不管怎么样都要家人团聚，回到生长的地方，走家串户拜一拜年。
尤其最近两年过世的人每年都有，可能你今年不回，明年就不在了。
四
房子
鄂北十八线小城，距离武汉一小时车程，房价已经5000+了，县城西南的新区建设的颇好，只是入住的商家厂家还太少，原来的老县城规划滞后，县区职能部门开始向东和南搬迁。
将军县的著名老建筑将军城已经被拆掉，建起了商业大楼和住宅楼区，现在叫做中央大街，只是规划依旧没跟上，据说去年夏季大雨，底下的华联超市遭遇淹水。
现在基本分成了三个商圈，一个是中央大街商圈，一个是我们家附近的民主街商圈，一个是人气火爆的沃尔玛商圈。
没想到沃尔玛屈尊十八线小县城，也没想到城区在遭遇国营电影院毁于大火几年后，同时拥有了4个电影院。
可惜了这些商场影院，小县城依旧是一个候鸟城市，只有过年才会紧张到电影票难买，要是平时基本一两个人包场。虽然城镇化的速度比较快，但是农村逐渐凋零，26户的老家小村庄，现在在家里估计也就9户左右，这还是一两年来人们竞相返乡建房的结果，县城主要消费人群还是外出务工青年。
大环境虽然在唱衰三四线城市的房价，但是老家县城的房价还在蹭蹭往上涨，一位堂哥的楼盘据说供不应求，去年据说赚了好几个小目标的钱，过完年又有新楼盘动工，均价也在5000往上了。
不过有意思的是，人们， 包括我父母在内，普遍存在一种悲观情绪，就是大家这几年虽然都在城里买了房，但是总担心国家会有一天因为城市的不堪重负，将农村户口群体驱赶回乡，这造成了返乡建房热潮的兴起。
另外一个驱动返乡建房热潮的是，我们村被乡镇选中了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试点，初一回家拜年那天，看到了不少危房空房被推倒。
按照规划，将会有三处公共厕所、一处停车场、一处村民活动中心广场、村史馆和水上休闲区域的建设，环村的公路已经开挖完毕，与省道连接的水泥路将会更替为柏油马路。
看了好几处地方的规划图，确实挺好看的，估计今年年底回家拜年会看到一个新的面貌。
而且往东北方向的水库和一些林区将会进行旅游开发，这也是导致了人们觉得环境改善和有利可图的机会，所以即使城里有房，也要回家重新建房的原因。
但前些年没有申请到新的宅基地的人们，由于农田用地无法被更改为宅基地的限制，本身旧房面积过小、改造难度大等问题，不少人看中了我们家在90年代获批的那块240平米的宅基地。
当然了稀缺性决定价值，父母也不会将之让与他人。申请这块地的时候我好像还没上小学，记得父母为之奔走，请人吃饭、送礼物、筹钱的劳神费力。
在宅基地的建造设计上，人们也议论纷纷，比如为以后景区住宿的早做准备，多隔成几个房间作为农家乐；还有的认为建小别墅；而父母则倾向于少建房屋，把剩余面积用作大一点的庭院。
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人们对目前的生活总是充满危机，觉得城市里的房子保不住呢？
他们说，政策这个东西多变，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我能说什么呢。
五
婚娶
作为一位大龄适婚青年，且哥哥已经有了2岁的小孩，表弟表妹侄子外甥们还小，我就成了围攻的对象。
说说另外几个人的婚娶故事。
一个是我的大表妹，与我同龄，被我姨和一群亲戚逼婚，前几年她一直在东莞，属于厂妹，觉得没什么前途，自己抽空学了美容美甲。开始决定在家盘个小店子，但看到客流着实不多，但过完年决定去武汉上班了，不再远离家乡。可能在这两年内相亲结婚。
一个是伯父家的堂哥，比我哥都大，没上过什么学，但是买了房，也有点钱，人有点轴，前几年一直相亲但没什么结果，现在大家催他娶一个越南新娘，生个孩子，生完之路跑路不跑路也没什么。
一个是我小叔父家的堂哥，这位叔父在一月份去世，60出头。堂哥没上过什么学，人也比较懵，六年前他舅母给他介绍了一门亲事，娶回家才发现堂嫂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好歹生下了孩子。但疯疯癫癫的，家里也顶不上事，孩子也不带，叔父离世后，堂嫂便回娘家了，可能不回来了。
一个是我堂姐的孩子，按辈分是我外甥，与我同岁，也是儿时的玩伴，家里房子好像有三栋，对，不是三套，是三栋。两年多钱娶妻生女，但婆媳关系十分糟糕，据说我堂姐嘴碎，因此经常给儿媳挑刺，如今已经分家居住。同辈外甥呢，上学不认真，后来东奔西跑也没挣到钱，前年跑过外卖，家里觉得丢份，但实际上一月能挣6、7千，相当于一月2平了，很不错了好吧。好像节后要出去打工，女儿将满两岁。
再一个是另外一个堂哥家的孩子，与我哥同龄，按辈分算是我侄子，人挺奇怪一人。我左右还有一处伤疤，那是我3岁左右一次惹恼了他，他于是将一碗粥倒进了我的袖子了，听我妈说，那是我还小不懂事，一直将手举着，所以烫伤。前几年经人介绍，他结婚了，据说双方父母闹得不愉快，三个月后离婚了，现在还单着。
这几种类型差不多已经可以概括十八线小县城的婚娶状况了。
一年回一次家，返一次乡，拜一次年，见一回人，随着被推倒的建筑物，小时候那些记忆的事物将被新的事物代替。
城镇化带来了两次回流，一次是外出务工人员回乡置业，在县城建立起了城市生活，以新的生活方式消磨时间。第二次是向土生土长的乡土回流，以都市生活回归到原始的乡民群体之中去。
看着“美丽乡村”的轰轰烈烈启动，儿时的钓鱼、捕蝉、捉蜈蚣、打群架、摘莲蓬、采菱角已经逝去，新房、自来水、冲水马桶入户，三通进村的先进生活方式赶走了“父母不在家，随便去哪个邻居都能吃午饭”的淳朴时代。
这看一次少一次的农村终于变成了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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