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终点的预言
关于文化的走向，最终的底站，曾有两位先知般的人物给了我们两个截然不同的噩梦般可怕的预言：奥威尔的《1984》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在《1984》中，奥威尔表达出的害怕的是对强行禁书，剥夺信息的害怕。他害怕在“老大哥”的独裁统治下，真理被隐瞒，文化最终成为受制文化，成为奴役的手段。就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法西斯的“柏林焚书”，我们将不得不生活在一种受控的文化之中，“上帝”会安排好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
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没有人再愿意读书；担心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繁琐的世事中，担心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上帝”不再安排，但天堂早已堕落成地域。
《娱乐至死》想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将会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吗？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先知”，而不是“奥先知”。
认知世界方式的媒介偏向
尼尔波兹曼在书中提醒我们：媒介的变迁会重新塑造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有些讲述事实的方法优于其他方法。
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书本所代表的印刷文化偏好理性的思辨，推崇客观，有序，具有逻辑性的思维。电视所代表的视觉文化偏好速度，情绪，割裂。即使是同一款电视节目，在逻辑上也不具有连贯性，这种割裂与不连贯，快速短时间的情绪冲击，最终发展出了抖音这样的“短视频”。
一个重要的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实现这种变化的途径包括：鼓励某些运用理解力的方式，偏重某些有关智力和智慧的定义，以及创造一种讲述事实的形式，从而使某个词语具有某种新的内容。
相较于印刷文字而言，我们更多的通过视频去理解世界，通过视频对于感官的冲击来接受故事，而不是通过文字的想象，关于同一个事物的新的内容被创造出来，并取代我们之前的想象。
总之，尼尔波兹曼在提醒我们，不要成为娱乐的附庸，不要成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我们会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吗？
难道我们真的会把自己娱乐死吗？媒介对我们的影响真的会有这么大吗？
不会，但影响真的很大。
我会做出这样的结论是基于一个判断：一个国家是在什么样的媒体占据主导的时代进入现代化的，这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很大，也决定了我们并不会走向波兹曼对美国文化的预言。
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党报党媒占据舆论的主导，总局对于媒体的宣传一直都有掌控的力量。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人的文化偏好一直受到党媒的引领。中国人对于娱乐冲突的理解与在美国现代化语境下的娱乐冲突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千年儒家文化的熏陶使得国人心理始终悬着一根道德的线。
同样的电视模式，同一款真人秀在中国就可能面临水土不服的症状。相比于美国私人电视台为了盈利而创造出的各种吸引人的娱乐手段，国家和地方电视台因为要受到总局的监管，手段就会谨慎很多。
如果尼尔波兹曼可以活到互联网时代的兴起，他的担心恐怕会更深。因为他深刻地认为：人的本质就是娱乐。我们正在被重新塑造。
在娱乐中，在声色犬马中，我们还会有抗争的勇气吗？我们是否可以抵挡娱乐的欢愉？在书本和电视之间，在信息和信息的对抗之间，我们是否拥有理性的选择权？我想，波兹曼提醒我们的就是不要陷入一种“不自知”的状态，我们需要娱乐来消解现实的悲凉，也需要更高的精神追求来保持乐观向上。
在十三邀有一期许知远对马东的采访时，许知远曾专门带了一本《娱乐至死》，询问马东：技术是否使得我们在倒退？因为“奇葩说”节目中讨论的话题，大多是前人已经讨论烂的话题，而一本前人的著作会比一整期“奇葩说”的信息能量要高很多，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去了解，而倾向于看这么一个节目？
同样的问题许知远也问过罗振宇，他不理解罗振宇卖书的方式，通过讲书来卖书，通过制造“精英感”，创造“认知焦虑”来卖书。大家为什么会买账？
身为“大众传媒”的“大众”，虽然也倾向于娱乐，但始终都有对知识的敬畏，对高质量文化的追求，在某一个阶段过去之后，会在心里的某个角落被慢慢提起。也许，文化拯救的希望就在于人类不断的自我反省之中。
碎片化与人的割裂
娱乐是人的本质吗？如果是，人又是怎么处理理性与娱乐之间的平衡呢？在不同的媒介形式之间腾挪，是否会造成人的分裂？
如果娱乐媒介隐喻的隐形世界控制了有形世界，那么本我、自我和超我是否也可能不可见的隐藏在某个地方？
就像在战场上战斗的战士，怎么处理自己的“杀戮与慈悲”，“战争与和平”？
我显然不赞成完全脱离娱乐的做法，但或许文化本身会有可能是一种娱乐吗？如何防止人的割裂，《见字如面》，《国宝档案》，《中华诗词大会》尝试的可能会是一种新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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