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学诞生后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看到随着理学的发展，理学逐步补上了士大夫阶层的短板。
就是让士大夫阶层更多自觉的承担起国家民族文明的责任。
如果翻看历史，从理学开始，明显出现了越来越多颂扬民族文明气节的典范人物的现象——岳飞、文天祥...以及今天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无数的有名无名的先烈。唐以前不乏其他族群与华夏族争夺统治权的现象，但是为何没有出现那么多历史讴歌的事例？
这本身就是理学特意对华夏文明的改造方向。
通过修—炼让士大夫中的修者们对民族对国家对华夏文明有坚定的信仰和担负自己在历史上的责任！
所谓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宋范仲淹《岳阳楼记》
明朝社会统治精英明显比宋更强悍。 随着理学兴起，通过修—炼，对国家民族文明承担责任的信仰和信念，不断向普通民众扩展。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清·顾炎武《日知录》
但是明朝开始。社会就逐渐暴露出新的问题。
士大夫阶层出现实质揭示了人类发展历史大势，就是生产力发展形成了更大量财富资源产生，而更大量财富资源产生必然普遍化惠及更多民众，而更多民众受惠生产力发展，使得更多人对发展生产力有更大的兴趣——最终发展的循环就是表面对人的依附历史阶段的完全的瓦解，转向了间接依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历史时期，从对人的直接依附转变为对资本的直接依附、对资本家的间接依附）
于是我们看到明朝，经过理学修-炼的统治精英阶层与资本阶层表现的巨大差异性。
华夏文明的信仰只是在理学修-炼的少数群体里真正扩张。而没有更广大扩张到民众。甚至士大夫阶层里很大一批人，依靠各自商帮（资本集团）的支持而成为早期资本的代言人，而丧失了士大夫性质占据主导的个体。
华夏文明作为信仰的基石，并不是全体民众的信仰目标。于是我们看到海商因为禁海而勾结倭寇海盗危害东南沿海，我们看到晋商一些人为了私利而勾结外藩。士大夫为了个人的私利在统治集团内部党同伐异！
清末侵略者攻打北京到民国近100年，带路党横行华夏。问题在哪里？
说白了，理学经过几百年努力，仍旧是少数士大夫的修-炼法门，而不是人民的。
因为不是人民的，所以理学打开的全民修-炼历史阶段的修-炼大门，只是让某些士大夫阶层进入了修-炼状态，而没有让人民普遍进入修—炼状-态。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历史本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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