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无知

       理性的无知

        昨天下午，有位朋友就“知乎”上一则有关宗教的问题向我发起了探讨。朋友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究源于中国现存6700万的基督教徒这样的现状。

       世界上最大的《圣经》印刷厂刚刚印出它的第1.25亿本《圣经》。这家印刷厂位于中国，一个名义上奉行无神论的国度。 自1987年开业以来，这家印刷企业已为中国国内的信徒印刷了10个不同中文版本的《圣经》，共6570万本，还印刷了90种其他语言版本的《圣经》5930万本，出口到70个不同的国家。 这家位于南京市的印刷企业，是爱德基金会(Amity Foundation)与联合圣经公会(United Bible Societies)组建的一家合资公司。爱德基金会是一家得到中国政府认可的的基督教慈善机构。 可信的独立估算认为，中国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总人数约为1亿，比8670万中共党员还要多。目前，佛教仍是中国信徒人数最多的宗教。佛教是在耶稣死去不久之后，从印度传入中国的。 但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一支，在中国是人数增长最快的宗教。许多专家认为，在未来15年内，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基督徒最众多的国家。(来自金融时报)

       朋友对此忧心忡忡，在朋友的视角里看来这不仅仅是一种西方文化对东方世界的冲击，，更加是一种愚昧的表现，是的，在反封建反迷信的潮流中度过了数十年的我们又开始走入了迷信的时时，这是文明的倒车还是社会的退步？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中，从中学的课本到现实的生活，我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宗教的存在真的是错的吗，人类是否需要神？从广义上来看，宗教的存在无疑是一种愚昧无知的存在，无论从信仰这一行为还是信徒的存在，都在暴露这教育的失败。在社会的主流思想上，鲁迅首先提出了愚昧的中国人的看法，并且要向“德先生”与“赛先生”学习，树立理性的思维，再向前退数百年，王阳明的格物致知，甚至是数千年前的孔子的言论中都有对无知的鄙夷，以及对理性的赞扬。这就是中国社会最恐怖的地方，在中国一定不会出现类似于愚人节一般的节日，所有人都很有默契的宣扬着最正确最高效的行为准则。

       那没再回到原来的问题，中国人需要神吗？中国人愚昧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中国人是愚昧的，世界上所有人都是愚昧的，包括爱因斯坦也是无知的。但此刻的无知并非贬义词，就像人类对死亡之后的存在一无所知，就像对四维世界，多维世界的一无所知，就像宇宙究竟有多大也一无所知。这些便是人类的无知。然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不仅永远得不出答案并且会浪费无数宝贵的时间，但人类偏偏对无知的问题好奇而且恐惧，仅仅有少部分人有极大的智慧与毅力摆脱这样的无效思考，将时间投入当下，然而极大部分人需要一个最终答案，这个答案可以是道家的太上，可以是佛家的如来，更可以是圣经中的上帝。

        我喜欢将这种无知称为“理性的无知”，我相信在中国的所谓的近一个亿的基督教信徒中，大多数都属于这样的“理性的无知者”，我们必须正视自己的无知，承认在这个社会上存在无知与非理性的存在，才能在求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理性的无知”也是对信仰包括宗教本身的一种约束，他的教义不得含糊，必须能够将人类无知的一面引领上另一种理性的范畴，但他的存在又必须具有无知的属性，不能够有任何利益，情感的导向作用，神可以帮助世人，但也只能帮助世人。

         如果有人问起我对于信仰与宗教的态度，我想我既不会热衷于其道，也不会公然的去反对，就好像我不喜欢吃香菜，但是却不能否认它对其他人是有好处的。

        提到宗教，不得不聊一聊的是所谓的邪教了，和我谈到宗教的那位同学对于这类观点我直接选用了“知乎”上的言论了。

      以地下教会为标志的，在东北以及中部农村的传播可谓十分成功，由于传教人残次不齐与地下教会传播的特点，邪教化的趋势十分明显。目前我国正式认定的22个邪教中，打着基督教旗号的就有18个。这18个邪教中某些宗教甚至有上百万信徒，而且只是在一个省份而已。比如曾经搞过大新闻的“全能神”教，就有巨量的信徒，遍布中部农村和县城。

      而伴随着基层组织的退缩，这些教会大有取而代之的意思：

       地下教会要想发展，吸引更多人入教，就要排除一切干扰，包括其他教派和基层组织。我们调查的河南开封农村，县政府到处张贴告示，将信徒所属的教会列为严厉打击对象，但一些教徒不仅质疑政策制定的合理性，反而要求调查人员写报告，“以正视听”。我们调查的湖北孝感农村，有的信徒到处散发传单，宣传神的教义，有个老人被传教几次，他已是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每次都气得用锄头打人，我们调查时，他气得说，邪教太猖狂了，要求我们向上汇报，坚决加强打击。 与地下教会的强发展冲动相比，现在的基层组织显得很是疲软。税费改革及乡村体制改革以来，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大大弱化，不少村庄规模上千人，但村干部只有4-5个，且村庄没有什么集体收入，国家转移支付不到1万元，不少村庄因此出现村干部兼业化情况。村干部忙于挣钱养家糊口，很难兼顾教会蔓延。我们访谈一些老党员，他们抱怨说，很想向组织汇报地下教会情况，但一年到头党组织不开会，开会也只是形式性的客套下，即使给村干部说了，村干部也不管，久而久之就懒得说了。我们将此事告诉村干部，村干部也很无奈，抱怨说，现在国家是光发枪，不给子弹，目前还算稳定，只能先这样。不少中西部地区的乡镇政府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农村宗教组织缺少管理，以至于我们在有些地方调查时，统战委员竟然对地下教会知之甚少。(来自：乡村地下教会蔓延 “全能神”式邪教相伴)。

        邪教与宗教之间有什么差别，有些偏颇的人认为两者间的差别在于是否收到国家的认可，认可的叫宗教，不认可的叫邪教。有些人从教义上划分劝人向善的叫宗教，劝人从恶的叫邪教。然而在我看来，宗教的性质是理性的无知，而邪教的性质则是无知的理性。真正的信仰就像来自于太阳的光芒，所有人都能自由享受的阳光的普照，而所谓的邪教就像一只握在他人手中的火炬，你必须一直跟随其后才能得到一丝光，在这过程中究竟去向何方，有人知道，你不知道。这就是所谓无知的理性。

        根据普度社会学教授杨凤刚的推算，考虑到东亚基督教传播特性与人口占比各种因素后，2030年中国的基督徒总数将增至2.24亿。这个数据固然庞大，但却并不值得人去恐慌，无论多么理智的社会，多么理智的人都会有无知的一面，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我相信宗教的象征意义更大于他的实际意义也会有更多的无知者拥有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