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我们的心都能找到故乡

又一次来了杭州。

午时方到，住进朋友开的民宿，倒头便睡。醒来已经傍晚了。

夏天的杭州未必那么舒适，这些年天气逐渐炎热，若是抱着游览的目的，不免被热得浑身难受。毕竟是暑假期间，西湖边上照例是游人如织，骑单车的人跟步行的人挤在一起，乱成一团。

不少人问我，为什么没事就喜欢往杭州跑？既然这么喜欢，何不在杭州找工作？

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次，总是不得要领，以吃好吃的作为理由来回答。

方才，坐在朋友的懒人沙发上，喝着他给我泡的咖啡，读着夏目漱石先生的《草枕》，我突然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了。

说来惭愧，读漱石的作品而一发不可收拾，是近两个月才有的事。在此之前，我对日本文学的了解仅限于川端康成和村上春树，前者作为诺奖得主自不必说，后者也经常和诺奖传出些“绯闻”出来，可见我虽一贯自诩清高，却仍是抵不过名气二字的诱惑，连读书也是如此。

所幸我依旧是个读书的人，才有了刚刚的奇妙体验，这体验非亲历不能感受其激动人心之处。

很早之前，跟朋友聊起写作的时候，就谈到，于风格上，我最欣赏的诗人是王维，西方诗人则是威廉·华尔华兹。故而，在读到夏目漱石对王维、陶渊明的推崇，以及对华尔华兹的欣赏之后，竟颇有些兴奋之处。原来，我们还真是同一类人啊。

虽说时代已变，我既不能和五柳一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不能如摩诘那样寄禅心于山林之中，夜半起身，看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可人终究都有共通之处，于我而言，这东篱、南山、明月、清泉，都能在杭州找到。

前两天，读到芭蕉的名句“蛙跃古池一声响”，才意识到，在长久的儒释道氛围下产生的某种东方美感，西方人并不能理解。莫说是西方人，如今的中国人，又有多少人能感受这空寂之美？

好在，人是一种会反思的生物。

东晋偏安一隅，经济人口都有所恢复，方才有五柳之闲逸；唐至天宝而极盛，方才有王维之恬然；德川幕府统一之后的江户时代，芭蕉的空寂呼之欲出；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赢了甲午海战，漱石走出来了。

今日之中国，经历改革而国富民强，文化也被冲击得没有归处，正如一百多年前，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不用太过着急，我相信，总会有人能找到回家的路。

杭州于我而言，便是回家的一条路。不管平日里如何匆忙，忙于世俗里的一切，一旦来了杭州，看一眼西湖的水，在苏堤的柳条下站立片刻，去灵隐的寺庙里吃一碗素面，心都会安静下来。

更重要的，这还是种对比而成的心境，若是住在杭州，也许就体会不了了，只因那时候，西湖本身也会变成“世俗”的一份子。

愿我们的心都能找到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