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清朝的覆灭，纵观中国历史，不难发现虽然改朝换代免不了纷乱，但是中国却始终在朝着一个方向稳固的发展，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文明始终没有中断，甚至在很多时候焕发出明亮的色彩。而这种超稳定的社会延续发展是来自于各个因素的综合，从内陆国的地理环境，到稳定的农耕经济，宗法制和君主制相结合的家国制度，再到中华精神独特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些因素的结合让中国古代社会稳步向前发展。

从地理环境来说，中国是大河文明，疆域辽阔，气候多样，而这样的条件自然也就为中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农耕文明奠定了环境基础。千百年来，中国的大陆整体性又使得我们形成了“大一统”的观念，和海洋文明外延扩张不同，中国贵和且追求内在的稳定统一，这也就是中国古代社会具有超稳定性的原因之一。

从经济结构来说，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奉行土地国有和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土地一直是农耕社会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国以土为本民以食为天，所以国家对土地一直有严格的制度进行管理，

“以家庭为单位分配耕地，以户籍制、连坐法将农村人口固定在土地上耕作并便于收税，以郡县制建立遍及全国的等级官僚管理系统，如此形成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除宋朝外，各朝均以此土地制度为基本国策。”

也就是说，只有让百姓在自己的那片土地上耕种，才能保证社会稳定，人员不外流，才能保证“公私仓廪俱丰实”，进而保障国家稳定发展。说到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因为农耕经济的持续发展保障了中国文明的绵延不断，使其具有强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和凝聚力，使其稳定地向前发展。

从中国的政治结构来看，中国一直是宗法制与君主制相结合的家国同构体系，由氏族社会血缘关系演变而来的宗法制，以血缘关系维持着一个家族的稳固，而由此延伸出的嫡长子继承制,“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虽有弊端，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族权和皇权交接传承的稳定性，保证了宗族血缘的正统。

张岂之《中国文明史十五讲》：“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采用君主制，政权归皇帝一人掌握。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表现为高度的中央集权，这是占主导地位的制度。”

君主一人发号施令以治天下，下面的分工明确的官员各自执行传达，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一条环环相扣的锁链，以保证政令的传达，和国家有效管理。

“同时中国是最早废除“世卿世禄”制度的，从知识分子——士中选拔人才的国家。先是自荐，接着是征辟、察举，然后是九品中正选人，最后是科举。”因此许多有着“经世致用”思想，品行出众的布衣平民都可以凭借这些制度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就沿用最久的科举制来说，这些新鲜血液既保证了官僚体系的活力，官员们可以为皇帝建言献策，皇帝采纳听取并下令实行，这有利于更好地治国理政，同时也可以削弱氏族豪强的势力，保证皇权内部结构的平衡稳定。

从中国的文化心理来看，受宗法制的影响，中国人向来对血缘关系格外注重，“孝亲，尊亲”的思想成为古已有之的道德传统，忠君，敬长，尊上，这些思想都是孝道的延伸，这些思想在精神层面与制度法规一起保障了家过内部的和谐，族权皇权的稳定。

曾有学者说“儒教就是出现在中国古代这块土地上的特殊宗教，只有中国才能有的宗教。”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儒家学说兼收众长，不断发展，以“仁义礼智信”的独特文化理念影响了中国一大批文人志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继往圣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古以来多少仁人志士铁肩担道义，以天下忧患为己任，为国家的发展奉献自己的力量，他们忠于国家民族，抵御外来侵略，保持高风亮节，以己之躯，延续着中华文明。

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性，有其内在原因，也受外部发展环境的影响，从地理环境，到政治经济制度，再到文化精神，这种种因素的综合让中国社会虽然历经战乱，分裂，外族侵扰，也依然坚韧地向前发展，中华文明也因此生生不息。

论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