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刚刚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已经听说了‘扶贫顶岗实习支教’这个词。常常听学校领导说,“我们学校做了其他师范类院校一直想做而没有做的事”。当时我并不明白这是一件什么事,自然没有任何发言权,只听说学院的这项工作得到了国家的肯定与支持,并得到了专属荣誉牌匾。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似乎都很看中这种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实际意义的荣誉。
大学第三年,当我为期四个月的实习支教走向尾声,我想,这个时候,我有资格对师院这项”伟大的工程“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了。
师院为了自己的荣誉,坑害了全师院的学生!
揭开支教的神秘面纱还记得准备去支教之前,我的辅导员跟我们说:“你们到了支教点以后,各方面的能力都会得到极大的提高,对以后的就业有很大的帮助”,天真无邪的我对此深信不疑,
选择支教地区的时候,我原本选了距离学校近一点的支教点,怎奈人数已满,我服从调配,到了现在的小学。不断听说,有同学在拖关系,找领导,有花钱的,有请相关领导吃饭的,为的是可以分一个条件好的学校。我本来就是从大山里来的,不怕吃苦,当时还开玩笑地跟一些同学说:“把我分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吧。”
支教学生开学比别的学生要早好几天,到了学校以后,住宿楼还不让住,只好自己花钱在外边小旅馆住了几天。走的那天起了个大早,清楚的记得,当时天还很黑,也特别冷,我们各自拿着自己的铺盖卷,苦苦等待了三个多小时,从天黑一直等到天大亮,很像是等待去远方打工的农民工,哦,对了,是义务打工。学校方面对此没有任何解释,似乎我们本该等待,他们延迟正常。
不出所料,我被分到了条件最差的地区之一。全校一共有十多个孩子,我包两个班,一整天都轮番上阵,没有一节课可以休息。等到孩子们放学后,我们还要忙着自己做饭,所有的食物,如米、面、油、盐、菜等等都是自己花钱买的。这个地方多数时间没有信号,我妈给我打电话打三次能有一次接通,想上网需要站到对面的山上。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我说过,我不怕苦,可是我怕薄凉的人心……
小学校长是一个小气、目光短浅、脾气差又极其不负责任的高老头。前三点与我的工作没有太多关联,自不必说。最后一点,不负责任却让我难以忍受。这个老头哪天想来学校就来转转,不想来没有谁找得到他。我们怎么教学生,教些什么他从不过问,按理说我们要提高教学质量,来自老教师的指点万万不能少,当然了,教学质量与他似乎没有太大关系,他不在乎。六一儿童节的前一天,他让我负责一块黑板报,我当时回应说要负责也是领导负责。他跟我讲:“你不想在,马上给我滚”,当时我也在气头上,就说:“好,我走”。最终我没有走,却深刻体会到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句至理名言。这件事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包括我的父母在内。
除了学校,我也很怕这里的家长。他们不讲道理,却最会颠倒黑白。来支教之前天真的以为,自己是来贫困山区献爱心的,自己是一名高尚的支教老师。慢慢发现,那些天真的想法只是自己一厢情愿。这里的人们大概认为,你们来我们这里义务教学是天经地义的,本该如此……
还是说说我们大学吧。在来支教之前,学校设立了很多用于关心出来支教学生的职位。这些职位有指导老师、跟踪老师、还有最直接的负责人带队队长。这些人中我唯一见到的只有带队队长,他主要负责,给我们下达到达支教点以后,需要完成的任务与不断地拿支教成绩进行威胁。时不时的需要给他发上课的照片与五分钟视频,老师说了完不成任务的支教成绩不合格。那些照片是用来继续忽悠下一届支教生的。我们在外边受苦,他们坐在办公室轻轻松松享受成果,下一批人继续重蹈覆辙……
支教回来以后,我经常失眠,想了很多事。
也许我要步那些跳楼的学长学姐的后尘了。
我在那一刻突然理解了那些跳楼自杀者心中的那份无奈与绝望。他们无力与学校进行谈判,只能用自己的死亡面对内心得恐慌与迷茫……
如果来年的我因为支教成绩不合格而无法顺利毕业,你们会在主楼的高层看到我单薄无力的身影;如果你们看到我的身影,希望你们可以理解我当时绝望无奈的心情;如果我的身体自高层自由落下,请记住我最后的遗愿。
我希望那些被下放到基层的支教生们可以真正得到学院上层领导的关心!
我希望基层的师生,家长可以给这些支教生们最起码的尊敬!
我希望学院设立的那些职位可以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我希望用我的死换来更多的正义与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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