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今日中国官方沾沾自喜的巨大改革成绩，其所谓成功的主因，无非是在修正前30年闭关锁国带来制度性红利的同时，又搭上全球经济与科技的便车，成功的法宝就是给社会松绑。缺乏制度与文明，这种单单经济领域的对外开放，必然随时间逐渐式微。今天的改革开放，不与西方主流文明国家相比，仅纵向中国历史，亦远不及700多年前的帝国时期。
刑辩原因，行至泉州。虽然是首次到访这里，但泉州悠久而特殊的人文历史，对于我的阅读经历，“映象”早已深刻。
遥远如南中国海，自古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种说法是否存疑，民众尽可“毫无争议”，但争议的确是客观存在。然，南之海，北之岸，越闽之地，眼前之泉州，自很古就是中国版图，毋庸置疑。
据说远至夏商时代，即有闽越祖先活动在泉州。往后的西周亦然。这大致不离谱。试想同一时期，已有人类经由远东中原，行至亚洲最东北角，抵抗严寒，跨过白令海峡，踏上北美洲大陆，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前印地安人”。更何况，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如泉州之地，凭海临风，山清水秀，有汉人先祖或刀耕火种，或捕鱼为业，怡然生活而自得，再正常不过。现代考古足以证实以上判断不错。
史书有确切记载的泉州历史，公元260年，三国东吴政权在泉州置设东安县。泉州写得出来的历史，一千七百五十七年。
古代中国史上，随着造船水运乃至航海技术时代的进步，中国东南沿海逐渐取代中原腹地，成为中国经济的发动机，直至今日。航海时代来临的东南沿海，泉州尤显特殊。泉州港保持远东第一港口历千年之久。
唐宋年间，泉州已成为当时中国第一，世界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但是，千年泉州最辉煌的巅峰时代，却始自蒙元帝国时期。是蒙古人忽必烈因势利导，奠定了泉州城之“千年大计”。
所向披靡的蒙古骑兵
1276年，蒙古军队兵不血刃，“和平解放”南宋首都临安（杭州）。1267年，元廷在泉州设宣慰司。这司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兼领行征南元帅府，意思就是蒙元征南前线司令部。后来蒙古海军2万人远征东南亚各国就是从这里起锚出征。当今天的中国政府及人民说“南海及周边岛礁自古就是中国领土”，该提法中“古”的最早印记，最具有当代国际法意义上的领土主张依据的，就是蒙古海军的这次远征。明朝初年，穆斯林郑和多次下西洋，在南海向东南亚各国强化了中国政府对该地区的“主权占领”的印象。
地处南海之滨的泉州归于蒙古人治下，标志着蒙古人统一远东“建国大业”正式完成。出乎汉人意料，泉州在蒙元帝国时期迎来了城市发展历史上最开放的改革春风，没有之一。
蒙古帝国疆域全图
疆域辽阔的蒙元帝国，蒙古人遵循“各从本俗、因地治宜”的治国方略。具体到原南宋辖区，承宋之制。政府不仅对南宋时期较为宽松自由的贸易政策，以及对外开放的制度不予改变，而且“变本加励”鼓励工商，力促国内国际贸易。帝国大老板忽必烈甚至于1278年8月亲自昭告天下（主要是针对东南亚各国）：“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彼时，泉州借完备的港口基础设施条件，业已成熟的对外贸易经验，迅速成为世界第一港口。在鼎盛的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泉州人口愈百万，在当时是仅次于大都北京为世界第二大城市。
帝国大老板忽必烈
公元1300年前后泉州最开放的时代，泉州不仅仅众多之人口，最大之港口，最强的经济发展活力。而且，泉州四海文明汇聚，八方人员来仪，其在经济社会各个层面的开放程度，无中国历史其它任何时代出其右。
七百年前，亚洲南北部，世界东西方，不同文化在泉州汇集交流。东亚、东南亚、南亚各国的商船，日夜络绎不绝进出泉州港。各国、各民族操各式语言的人，自由或经商或传教或移民定居于泉州，使我们现今知道的中华各民族中多数都有在泉州居住。现今中国的56个民族中，泉州居然有49个之多。海外来客如犹太人、欧洲白人、非裔黑人等等，亦尽收泉州境内。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妈祖信仰等在此和谐共处，以致于泉州成为世界宗教博物馆式之地。
马可波罗
对于东方海滨泉州，马可﹒波罗先生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讲述，那是一座世界之城。马先生同时记述泉州港的年吞吐货物量是同期地中海最大港口亚历山大港的百倍之多。泉州繁盛可见一斑。
当然，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在东西方史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各持一词，至今未有定论。否定马可先生到过中国的学者称，西方文献，特别是史书文献，至今未找到他到过中国的记载。当然，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马可﹒波罗游记》很有可能二手货。部分历史学者认为，该书是马可先生于中东地区对真正到过中国的商人，口述见闻的采访记录。
坚定的认为马可先生到过中国的学者为数不少，而且他们认为，马可先生首次登陆及最终离开中国之地，均是泉州。辞别中国，马可先生“顺道”还与叙利亚人、基督徒爱薛同奉元廷钦命，护运公主远嫁伊利汗国。
《马可波罗游记》英文版
不论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但《马可﹒波罗游记》的历史学术价值无人予以否定，游记中确切的有关泉州的记载也佐证泉州在蒙元帝国时期的辉煌。
笑蜀先生针对当今中国改革近日撰文：“三十年前的对外开放主要为了经济，今天的对外开放应主要为了文明”。相对于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700多年前福建泉州的开放，却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也实现了文化文明上的开放，其水平达到中国历代顶峰。
泉州的对外开放，盛极而衰于明初。公元1374年，明王朝首任CEO、朱大老板执政第七个年头，朝廷颁布禁海令。自此，当西方历史即将迎来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宗教改革、思想解放及制度巨变的历史大潮时，古老中国文明进步的大门被朱老板关上了。这扇门再次开启之时，已是500年之后，由英国人坚船利炮扣开。
朱老板及其后人，本可以循历史之大势而坐收海外贸易之“渔利”，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并且动用国家财政之根本锁边禁海，使得原本一批与明王朝进行正常商贸的日本朝鲜商人，不得已成为“走私犯罪集团”，并逐渐发展壮大成“抗倭”。这种变双赢为双输的局面，除了为中国历史平添了戚继光、俞大猷几个爱国网红外，不但贻误了现代人文与工业文明曙光的发展列车，最终亦成为大明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即关闭商贸的财税来源，是明末财政危机的重要原由。
闭关锁国不仅葬送了明朱王朝，也使得以泉州为代表的闽越地区，一改700多年前“改革开放”之初富甲一方的盛世，成为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逃难之地。
离开泉州等地的闽南人，成为后来下南洋的主力。那些数代仅为活命而远走他乡的闽南人，历经艰辛与勤劳，成为19世纪以来东南亚各国最富裕的阶层。闭关锁死了腐朽的专制王朝，锁不住福建沿海人先天对商业机会的敏感。如今遍及全世界各个角度的中国商人，有相当比例是700年前泉州人的后代。
今天泉州港
中国最新版本的“改革开放”肇始于30多年前的1978年，短短30年，泉州人再次刷新记录，一举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不是偶然。
二0一七年四月十日，福建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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