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知新版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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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知新版纳行
二0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胡长安

今年是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的最高指示50周年。各地已获注册、沾了些官气儿的，或未获注册、留了些草根味儿的社团组织，以“知青”名义举行的经济活动、文化活动搞得如火如荼，人们各取所需、各行其道、各抒己见、各执一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我却应朋友之约，清静悠闲地又回了一趟西双版纳。

人是物非情未了 世事沧桑意难却

4月11日，航班到达嘎洒机场时，已是晚上11点钟了。我们预定的酒店在澜沧江北岸的告庄。虽是子夜时分，沿途从车窗外映入眼帘的仍是五彩斑斓 同行的小黄问：“和你们当年下乡时的景洪大不一样了吧”？返城后我已回过两次西双版纳，虽不会对景洪县城（作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1993年改为景洪市）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到惊讶，她的提问还是把我的思绪拖回到了四十多年前景象，与眼前的繁荣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为了行程方便，第二天一早就去“神州租车公司”租借了一辆别克英朗，然后径直开到景洪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在州委对面一个银行的院坝里停好车。记得这附近当年几乎是每个到西双版纳的知青必须来的地方-----景洪长途汽车站。的灯饰和繁华的街景，居然还在驻地附近的小巷里吃到了宵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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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地处十字路口的公园旁，面对熙熙攘攘的街景，小黄饶有兴致地听我指着对面说：“那里是当年最豪华的建筑----景洪百货公司；右边马路对面是景洪第一旅社，再往前就是景洪电影院，也是西双版纳州召开重大会议的场所；左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局，当年（1979年1月4日傍晚9点前）我和一帮知青代表就是在那里给农林部招待所的北上请愿团挂长途电话，核实丁惠民发出的复工指令。当时是请愿团留在招待所值班的摄影师胡寅康接的电话，他说丁惠民以及其他请愿团成员都被中央领导请去看电影了。我反复询问复工令以及他讲的情况是否请愿团做出的决定，得到肯定答复后，我才挂断了电话”。

随后我们前往景洪农场。场部门前于2006年修了一条双向两车道的柏油路，为纪念共和国首任农垦部部长王震将军1963年12月访问景洪农场，那条路就取名“王震路”。场部的外观与我前两年第二次回景洪时没啥变化，只是在办公楼门边“中共景洪市景洪农场委员会”、“景洪市景洪农场管理委员会”的旁边多挂了两块“中共国营景洪农场委员会”、“国营景洪农场”的牌子。原来兵团时期和撤销兵团建制后的农场，是封闭的从中央到基层自成体系的农垦系统，农场与景洪县（市）平级。1993年景洪撤县建市，农场划归地方管理后，农场降为景洪市下面的乡科级，分场（营级）就改为生产队，连队就改为不伦不类的“居民小组”。加之地方政府对管理国营农场一时上不了手，弄得农场干部职工都对地方政府矛盾重重，摩擦时起。为了改善管理，上面已决定恢复农场建制，此项工作仍在筹建当中。

我们到办公楼里溜达了一下，空空如也，了无人迹。据说近段时期农场干部主要工作是配合昆磨高速公路和铁路的征地拆迁工作，都到外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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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景洪场部后面是一片快割胶了的橡胶林，穿过橡胶林就是场部招待所。我们就沿着一条几乎废弃的水泥路去寻访农场招待所旧址。兵团时期这里叫一团招待所，是1970年3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组建后不久就建造的一套四合院式的平房。那时交通不方便，主要用于接待来景洪后当天不能返回驻地的一团内部的干战员工，团部及以后的农场召开重要会议的参会者也在这里解决食宿。四十年前西双版纳农垦系统的知青们组织北上请愿时，各团场的知青代表也驻扎在这里，这里成了西双版纳农垦知青返城风潮的指挥中心。

2001年春节期间我携妻女第一次回农场时，农场办公室主任安排我住农场宾馆，但我执意住进了破旧且已经不接待客人的农场招待所，并且就住在当年丁惠民和大家议事的那个房间。

现在招待所的原址早已夷为平地，不知何故也没有开发。现场杂草丛生，齐腰高的杂草掩蔽着一些臭水坑，旁边的一排工棚式的房屋也空无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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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找当地人了解一些当年的情况，终于在荒草地的尽头看到一排有人活动的平房。走近看到几个正在屋檐下吃午饭的中年人，一打听才知道这里就是原来的农场招待所职工宿舍。问起四十年前的事，他们摇头说：“晓得一些，不清楚，我们那时还小”。有人指着房屋尽头一扇虚掩的门说：那家是退休老工人，也许知道。

推开门，是一间放着凌乱杂物的堂屋。一位七十开外身体约胖的老大姐迎上来，听我们说明了来意后，热情的找来几只小板凳请我们坐下，她老伴儿还给我们每人泡了一杯茶。

我自我介绍说：我是一团十营的重庆知青，这次来看“泼水节”，顺便来看看当年上景洪时住宿的团部招待所，没想到招待所早已拆掉了。看她对小黄他们带着摄像机表示狐疑的样子，我笑笑指着小黄说：“他是我侄女，在电视台工作。这次一起来看泼水节。年轻人对我们知青那一代人感兴趣，对有些事情很好奇，喜欢追根刨底提些问题，录个像做点儿记载什么的”。

老大姐和她老伴儿连忙说：“好好好，你们想问啥子就问嘛”。

老大姐比她老伴儿健谈，她说老家在云南墨江县，支边来到景洪农场八分场。1971年一团招待所刚组建时就调来当炊事员了，一直做到退休。

闲聊中小黄问她：“四十年前的1978年底，他们知青北上请愿代表在招待所住宿、在旁边的橡胶林开会，这期间你在招待所当炊事员吧？煮饭给他们吃吗？”

“我当时在呢嘛。住满了知青，最先嘛他们拿钱买饭吃，后来领导通知做饭免费给他们吃，我们就做了嘛。”

“他们知青当时没有为难你们？”

“他们还是有组织纪律的，不为难我们。”

“他们当时要闹返城回家，你们怎么看？”

“他们那时还是年轻娃娃，都来了十年八年了，生活又艰苦，有的领导还对他们不好。想回家也是对的嘛。”

这时一位壮年汉子也挤进来看热闹，老大姐说是他弟弟，从八分场退休的。

我招呼他坐下，问：“现在退休了，生活还好吧？”

“哼！好啥子哟，一个月的退休工资才一千多块，物价又这么贵。”

“才一千多块！看样子你的工龄也有三十多年吧，怎么才一千多？”

“唉，农场2011年属地化改革，强迫我们买断工龄，自谋出路，所以退休时只有二十多年工龄。”

“买断工龄有一笔钱吧？以后找到工作也可以继续缴养老保险呀。”

“要生活，买断工龄那点儿钱用得了多久？除了农场的活儿，我们又不会做其它的事，哪有多的钱缴社保哟！”

一阵唏嘘无语。

大姐的家人做好了中午饭，邀请我们共进午餐。我们也想多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也就顺水推舟的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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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了一团招待所的老大姐一家，下午抓紧时间去拜访我曾经生活、劳作了八个年头的十营七连。

以前从景洪到我们十营，必须经过曼飞龙水库边的飞龙坡。曼飞龙水库1958年开工建设，历时九年于1967年竣工，是在流经嘎洒镇的流沙河支流南木班河上截流而建的中型水库，坝高21,5米，水面积2.1万亩，也是西双版纳的第一大水库。不知何故，当年农场的这条生命线却修在了曼飞龙水库右岸陡峭的飞龙坡上。

横亘在“曼飞龙水库”右岸的飞龙坡，不但是我们一团九营、十营、十一营以及更南边靠近国境线的二团前往景洪的地理障碍，也成了我们的心理障碍。从我们一团这三个营往北翻过飞龙坡，就是平坦的景洪坝子，是西双版纳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给人以“城里”的感觉。从景洪长途汽车站历经四天的颠簸，再从昆明乘坐两天一夜的火车，就可以回到日思夜想的故乡重庆城了。更要命的是，我们一团三个营及二团所有的生活生产物资都必须经过飞龙坡运送过来。

飞龙坡的地质状况是厚厚的赭红色黏土，所谓公路就是人工顺着山势挖出来的土路。不但弯曲狭窄，有的路段坡度恐怕有三四十度！那时兵团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拖拉机，旱季“东方红55”轮式拖拉机拖着一车厢的货物还可以吃力的翻越飞龙坡，若是装一车厢人，个个都被弄成灰头土脸的狼狈相。到了长达半年的雨季，整条飞龙坡上的公路就变成了涂满泥浆的“滑梯”，车毁人伤亡的事故已不是新闻。一些艺高人胆大的司机趁雨后天晴的间隙冒险从景洪开过来，三十来公里的路程也会耗去半天时间。所以基本就和外界断绝了交通。

我们那时抽的香烟没有过滤嘴，快烧到手指的那节烟屁股舍不得丢掉，存在竹笆墙的竹筒里，等到雨季营部小卖部烟卖罄尽的时候，掏出来撕开那散发着异味的烟丝，用纸条卷着或填进称作“大炮筒”的水烟筒上过烟瘾。有一年雨季连续下了一个月的雨，各连队炊事班已面临断炊了，团里才组织履带式拖拉机运送粮食进来。

我们回城后，当地重新修了一条允大公路（允景洪——大勐龙）从九分场经比较平缓的曼飞龙水库左岸到景洪，绕过了陡峭的“飞龙坡”，距离也近些了，所以二十多公里的路程半个小时就到了。

在南岳河畔的十分场场部，我正指着一排排砖混结构的房屋对小黄他们说：“当年那边是营部卫生所，都是竹笆墙茅草屋…”突然眼前一亮，门口蹲着的那人有些面熟。我走过去试着问：“你是卫生员…?”

“我是袁开兰，你是.....?”

“我是胡长安呀，我以前也回来过两次，听说你自己开了间诊所，从来都没碰到过你。”

“嗨呀，认不出了！快进来坐。”

她把我们一行让进屋里后，连忙从冰箱里拿出几筒饮料款待我们。

兵团时期，她是我们七连副连长兰光德的老婆，在连队任卫生员。

她只比我们大两三岁，文革期间在湖南老家学过“赤脚医生”。兰光德早几年从湖南醴陵农村支边来到农场，组建兵团时他回老家找她做了老婆，并带回连队担任了卫生员。后来兰副连长因患严重的胃病，照顾到营部机务连当连长。2001春节我回农场看望老同事时，兰光德已经去世几年了，袁开兰独自拖着三个子女，改革开放后就到嘎洒镇附近自己开了一个诊所。

我问她诊所生意怎样？分场（2011年实行属地化改革后叫生产队）还有卫生所吗？

她说：“卫生所还在，但没啥医务人员，加上他们没有药品采购权，全靠上面分拨一点药品，常用药都不齐。所以人家有点儿病痛都来找我，生意还可以。”

然后她大概说了一下她的大女儿前些年因车祸去世，儿子和小女儿现在工作不错的情况。想起当年我们在连队时，她那个外号叫“鸠山”的儿子还是满脸脏兮兮的小屁孩，如今已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了，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沧桑感。

袁开兰执意要留我们吃晚饭，考虑到日程紧迫，还是婉拒了她的好意，拍了合影后，我们赶紧驱车前往七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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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重庆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当时叫“重庆市支边青年”）从1971年3月8号开始，每过几天就发一趟专列驶向云南昆明，然后转乘解放牌卡车拉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或者转乘窄轨火车拉到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每批（也就是一列车）一千人，路途中编为一个营，一节车厢编为一个连队，由兵团干部和重庆的干部护送到目的地。一共去了24批重庆知青。

我们学校的属于第10批，4月22号从菜园坝火车站出发，火车站月台上那凄惨的情景终身难忘：每个狭窄的车窗口，都人重人的探出十多个少男少女的半截身躯，呼天抢地的向下面呼喊，月台上送别的亲人一边挥手一边泪水长流。汽笛长鸣，车轮徐徐滚动，哭喊声更加撕心裂肺，月台上的人群不听劝阻，拼命跟着火车跑，直到月台尽头，然后目送着列车越来越快地离开视线……。我是少数没有大声哭喊的人之一，只是从人缝中含泪望着父母那举着手颤抖的身影，我要显得坚强，不要让他们太难受。那时没有别的路可走，不去支边也得上山下乡。比我们先下乡一两年的老三届知青的境况我们已了解，因为我的家庭出身问题，到农村不可能有好果子吃。我要到“解放军编制”的兵团去，一方面盼望有机会做一个可以教育好的 “黑五类子女”，兴许还能有所成就，成为优秀的兵团战士，一洗蒙在身上的污迹；另一方面兵团战士每月有28元的工资，口粮国家供应。这一点对我太重要，因为我家已没有能力像其他知青家庭一样，向农村的子女提供生活物资。我还想帮衬家里一点呢，实际上我在到兵团的第一年就每月省下10元钱，寄给了我到西双版纳不久就到四川农村插队的弟弟，让他渡过难关。

我们这一批次的重庆知青主要是分配到一师一团的，1971年4月30日到达景洪。一团有11个营，由景洪附近的一营往大勐龙方向大约呈长蛇阵分布，于是几十辆满载知青的卡车就沿途分散到所分配的营部去，队伍越走越少。我们学校的同学们傍晚才被丢到离团部最远的、与二团接壤的十营，立即就分拨到各个连队，离营部稍远的连队就再用拖拉机转运进去。

我被分到了离营部一公里多路程的七连，由连队干部和先去的知青帮忙提了行李步行进去，住进刚搭建不久还弥漫着青草味的茅草房里。当天夜里，我就从草率搭建的简易竹床上摔了下来，只是太疲倦，也懒得管它，清晨才看清是枕头这边塌到地上了，还倒栽葱似的睡了一宿。

刚去的时候，七连是三个排、九个生产班外加一个后勤班共107人的编制。主要建筑就是在一面坡地上呈阶梯分布的三栋竹笆墙茅草房——也就是由下往上一、二、三排战士们的营房，每排茅草房有十间左右的房间，一般每间房安置四张竹子搭建的床铺。另外还有连长、指导员们的住房和开会的“文化室”以及连队公用的伙房、茅坑式的厕所等。

从分场部沿着一条顺山势绕行于橡胶林间的小马路，不一会儿就到了原七连的驻地（现在叫红旗生产队第七居民小组），这是我四十七年前来到这里“烈日炼红心，汗水洗灵魂”，摸爬滚打了八年的地方。

知青返城后，人口减少了大部分。后来长大成人的老农工子弟绝大多数都到外面谋生去了，所以原来热闹的连队就只剩了一排住房以及坝子对面的一排杂物房，不过早已换成了砖瓦房。子女能干，经济条件好点儿的就把杂物房来作了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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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前年我才回去过，所以刚停好车就认出了坐在门前的陈有源副指导员，他也一眼认出了我，忙不迭的招呼我们坐下。前年回来时，没机会留下来吃饭，这次我直截了当的跟他说“我们今天在你家吃了晚饭才走”。他高兴得连声说“好好好”，一边张罗泡茶一边又去招呼在家的老同事过来见面。

兵团时期连队及以上主官都是现役军人，陈副指导员是转业军人，我们到连队后才从十一连调来七连当副指导员的（兵团撤销后叫副支部书记）。他的老婆王芳热情豪爽，对我们知青很好，酒量也很大，有时在兴头上，一土巴碗包谷酒一仰脖子就吞下去了。可惜前几年因病去世了，我2016年回连队时，老陈还沉浸在失去妻子的悲痛中，面容憔悴。今天见到他已显得神清气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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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老同事还在连队的仅有六人了。除了陈有源，还有我们刚到连队不久就从二排长提为副连长的付天河及其老婆兰玉英、司务长李华云的老婆玉香、二排长寇正华的老婆陶永芬、七班长胡顺德。我给每位老同事送了一份随手礼，然后就在老陈家门口坐成一圈喝茶聊天。

我依然向他们介绍小黄是我的侄女儿，在电视台工作。

小黄趁机笑笑指着我说：“他以前在连队很调皮捣蛋吧？”

大家异口同声的说“胡长安不调皮捣蛋，不捣蛋。”

坐在我身旁已92岁高龄的兰玉英，连队的男女老少都亲切地叫她“老付嫂”。她插话说：“那段时间呐胡长安在我们苗圃班，当班长了嘛。肯干、钻技术。吃得苦，芽接技术好。”

“他当年在连队带头闹罢工请愿要回家，你们当时怎么看？知青罢工对你们老工人有没有影响？”小黄叮住追问。

“当时兵团、农场的有些土政策也有问题，我们农垦工人的待遇也不好嘛。他们知青起来闹，对我们老工人也有好处，我们也想改善嘛。”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的胡顺德说。

年届90岁，才从山上扛了一截土碗口粗、两米长的枯橡胶树干回来的付天河副连长插进来说：“胡长安是好人呐，他是了不起的班长，管苗的”。

他指着山上的橡胶林对小黄说：“这些橡胶林就是他们当年培育的。主要是兵团的现役军人干部对他们不好，对知青不好。批斗、捆绑知青。改农场后嘛，有些问题也没解决，他们才罢工，想要回家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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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一位四十来岁的小伙子过来打招呼，一问原来是二排长寇正华的儿子寇国平，我们返城时他还是个两三岁的小屁孩呢。见他骑着摩托还带了一根绑着割胶刀的长竹竿，问他去干什么，他说“割胶哇”。

“割胶！割胶不是凌晨太阳出来前的事吗？”我不解的问：“半下午割胶不怕伤树呀？”

“这是对主树干已经割完，差不多已经要报废重植的树位的废物利用。”他边比划边详细解释说：“就是站在地上在比较粗的树枝上割胶，收多少胶乳就算多少，因此不怕伤树，也就用不着劳力费神清晨去割了”。

现在的年轻人多数都在外谋生去了，很少有留在橡胶树种植生产岗位上的。他妈妈解释说：他不想出去混，就在家安心种植橡胶树。真是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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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聊间，老陈在玉香的帮助下已经弄好了一大桌菜。老陈还把她小女儿叫来陪酒，看来她也继承了她母亲的特质，一大坛自泡的药酒，眼都不眨就把桌上所有的玻璃茶杯倒了个满荡荡的。那一杯酒至少也有四两，她一举杯就喝去了大半。我要不是当晚要开车赶回景洪，真想跟他们一醉方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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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往事五味杂陈 看现实百感交集

按行程计划，今天是到紧挨着景洪农场十分场的东风农场去看看，然后联系两位扎根在农场的知青聊聊天。13日一大早我们先来到位于景洪老县城旁边，现在被称作老大桥的“允景洪澜沧江大桥”桥头，缅怀当年从陆路出入景洪的唯一关口。

允景洪澜沧江大桥位于原昆（明）（打）洛公路731公里处，于1960年1月开工建设，1965年1月23日建成通车。当年是思茅南下经景洪县城通往中缅边境的唯一陆路通道和重要关卡，昼夜都有军人值守。

1978年12月16日和18日，丁惠民为首的“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知青北上请愿筹备总组”领导的罢工知青们，在澜沧江大桥桥头送别了首批和第二批赴京北上请愿团。当时的驻守部队没有进行阻拦，而且在第二批请愿团出发的那天，人们还惊诧地听到军分区的高音喇叭播送了《十送红军》的歌曲。由知青自发组成，排成两行的上百辆自行车队开道，护送着躺在担架上的丁惠民及紧随其后的北上请愿团成员，浩浩荡荡的通过了澜沧江大桥。

1992年这座桥被确定为危桥，不允许除摩托车以外的其它机动车辆通行。2000年在离老桥不远的地方建好一座现代化的“西双版纳大桥”后，随着城市的发展很快出现拥堵。2014年4月，除大修老桥外，又紧挨老桥按原风格建了一座复线桥。

虽说澜沧江大桥是按原风格维修和扩建，但人行道边的栏杆却换成了钢管结构。我还是觉得以前有孔雀图案的混凝土预制板栏杆亲切些。

我们停好车后，从南桥头徒步走过澜沧江大桥，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当年的情景，与现实的景象如幻灯片似的交相变幻。

在北桥头，邹盛永深情地指着脚下的柏油马路说：“当年还是石子路面，我们第二批请愿团到了这里后，继续往北就要离开景洪了。丁惠民叫两人扶着他，硬撑着疲乏的身体走下担架，向送别的人群挥手道别，与留守人员握手互勉，表达了请愿团绝不辜负五万知青重托的决心。丁惠民还站着与其他请愿团成员一起在展开的团旗和横幅后面合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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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作停留后，我们驱车沿允大公路赶往东风农场。东风农场在兵团时期为一师二团，团部驻在大勐龙镇，后来迁到离景洪县城近一些的小街人民公社（也就是一个乡场）附近。

快到小街时，从允大公路右转就进入了东风农场的“景观大道”。宽阔的景观大道直通东风文化广场，广场中心是一组宏伟的雕塑，反映了东风农场建场以来战天斗地，开垦中国第二橡胶基地的艰辛历程。回想当年小街只是一处以傣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赶摆（相当于汉族的庙会）的小场镇，眼下的情景算是恢宏壮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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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是云南东风农场建场50周年，也是毛主席发起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40周年。为记载历史、缅怀前辈、继承传统，激励来者，东风农场建造了“国营东风农场博物馆”。同时，由原东风农场的京、沪、渝、滇四地知青共同集资建造了名为《记忆》的大型浮雕——知青纪念碑。2008年12月， 240余名来自各地的知青代表和东风农场的干部职工一起参加了博物馆和知青纪念碑的剪彩仪式及建场50周年庆典。

知青纪念碑建在景观大道中段的绿化分隔带上，纪念碑前面是一幅展现知青们垦荒、开挖橡胶定植带（也叫梯田）的场景浮雕，背面是一幅浮现在“記憶”二字上面的矩形框，框中镌刻着“谨以此铭记：1961-1979年拓荒于东风农场的昆明、重庆、北京、上海知识青年。二00八年立”。

我前年来东风农场时，旁边还有一条被命名为“知青路”的小巷，人行道旁还有一块绿底白字的路牌，用傣文、汉字和汉语拼音书写着知青路三字。今天虽经人指点找到了那条小巷，但路牌已不见踪迹。
景观大道的尽头左边，宽阔的广场旁坐落着“国营东风农场博物馆”。由于事先请原东风农场七分场十队的重庆知青潘方林联系了博物馆负责人，我们到达时，他就拿了钥匙开了大门，对我们说：“这地方一般都不开放，已很久没有人来看过了。要不是潘方林从重庆打了电话来，我也有事出去了。”

我们进门后，一股陈腐味迎面扑来，打开墙上的开关，昏暗的灯光照着满地灰尘，地上横七竖八堆满杂物，连走路都不方便。负责人对我们说：“你们随便看吧，看完你们自己把门锁上就行了，我今天有事，就不陪你们了”。我们握手向他道谢后，他也匆忙离开了。

据字迹斑驳的《前言》和《后记》介绍：博物馆建筑面积达2200多平方米，藏品1600余件。展馆分为“序”、“艰苦创业时期”、“改革发展时期”、“展望未来”四个部分。通过大量的文字、图片、实物和模型，全面介绍了我国及云南橡胶垦植史、包括知青在内的东风农场艰苦创业五十年的发展历程。

虽然眼前的破败景像令人失望且匪夷所思，但我和老邹因为在西双版纳有八年“战天斗地”的血泪经历，所以也就有挥之不去的怀旧情结，有时还打开手机上的电筒仔细辨认墙上的说明，一边还兴致勃勃地向小黄他们解说当年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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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展馆的后面部分，陈列有关书刊的玻璃柜摇摇欲坠，玻璃破损，里面的书刊蒙满灰尘。对面本来是一个玻璃圆顶的沙盘展厅，估计是整个东风农场的地形地貌，现在屋顶坍塌，沙盘桌也瘸了两条腿倾斜在地上了。唯一一件镇馆之宝———王震将军的百岁诞辰纪念屏风，也胡乱摆放在杂物之间。这面屏风是红木框架，中间整个是普洱茶压制的屏面，上面是弧形排列的阳文楷书“原国家副主席农垦部部长王震将军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下面正中是一个云南著名商标“八角亭”普洱茶的LOGO，再下方是阿拉伯数字的王震将军生卒年代“1908-2008”，最下边是制作单位落款：“云南省农垦总局云南农垦集团公司”，并标明“限量10套”和“编号⑩”的字样。说明这一件是第十套纪念屏风。它虽然被随意放置在杂物之间，但仍不失端庄尊贵的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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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不知为何如此破败，是农场属地化管理后地方政府不重视、农场管委会成员自顾不暇？还是展出的内容已不符合当前政治形式？我看墙上题字的“名人”基本上都还没有政治问题呀？不管怎么说，肯定是没人拨款维护。但愿今后能有人重视这件文化事业。

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出来后 ，在电话上向那位来开门的负责人道别，并告知他“门已锁上”。

在冷清的“景观大道”街上找一家馆子吃了午饭后，我们就驱车前往几公里外的龙泉公墓。龙泉公墓坐落在原东风农场一分场五队（兵团时期为二团一营五连）的地盘上，这里安葬着七十七位先后在农场去世的北京、上海、昆明和重庆的知青，以及其他去世的农场职工。

公墓前面是一片绿化地兼可停十多辆车的停车场，台阶上有一间管理用房，本想进去问有没有祭祀品卖，结果空无一人。

上台阶通过龙泉公墓的牌坊进入墓地，迎面一座介绍墓地建造情况的黑色石碑。铭文如下：

“一九五八年春，北起景洪交界处，南至勐宋山麓，创建了大勐龙、东风、前哨三个农场，一九六三年三个农场合并为国营东风农场。

迄今四十五个春秋，半个世纪的艰难岁月，大批转业军官、下放干部、复退军人、支边青壮年、知识青年、知识分子……,先后来到这片热土，幕天席地、餐风宿露、沐风雨、顶烈日、劈莽林、抚幼苗；贡献了血汗、青春、智慧，乃至宝贵的生命；人的伟力与大自然的气息相结合，结出了累累硕果，拥有18万亩胶园的东风农场已成为国家大一型的农垦企业。

当年植胶的红颜青少年，如今已鬓发如霜，有的且已物故，但生者虽老，犹爱这片为之奉献一切的土地，留守青山与子女一道继续努力创新。能有一方墓园，供人生最后的归息，是这些伟大的平凡人多年质朴宿愿。

当代东风农场以人性化为己，顺应人心，举办实事，兴建公墓实现万众宿愿，酬答其历史功绩于万一。公墓名‘龙泉’，在原龙泉农场五队，依山傍水，枕允大公路，眺勐龙坝区，占地百余亩，于二00三年六月破土，至二00四年元月落成，灵堂等房屋建筑千余平米，辅以林园、草坪、道路等配套设施，为园林式公墓。

白玉为栏，绿草铺茵，青山环绕，花木拱卫，入葬于此的灵骨，永得安息，生者有凭吊寄哀之外，亦有勉励来兹，继续前行之期盼。

为纪其事，明其宗旨，故勒碑为记，时在二00四年元月。”

碑文写得低调沉重，也没有注明谁人撰写，谁人勒石为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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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墓碑看，墓地左片大部和右片前几排都是知青墓位。据说最先迁葬于此的都是东风农场原籍京渝昆沪的知青遗骸，共有七十七位，知青墓碑的落款都是“国营东风农场立 二00四年二月”。后来陆续埋葬了农场其他亡故员工。农场属地化改革，划归地方后，公墓由地方民政部门接管，又陆续埋葬了一些农场以外的人员。

我们在烈日下为长眠在此的各地知青默哀致意后，又赶回我们景洪农场十分场去看望留场定居的知青。

知青大返城后，记得留在我们十分场定居的上海、重庆知青共有五位，他们都是与农场老工人结婚后就扎根农场的，基本都是在分场学校、机务队等场直单位工作。我事先联系过两位当年同学校的重庆知青，但她们都随子女迁到景洪等地城里居住去了，在电话中聊了几句，有的已经记忆衰退，口齿不清了，因此不便打扰。

我们沿着仍然崎岖不平，弯急坡陡的盘山公路赶到离十分场场部有好几公里远的三队时，已是半下午了。还有两位上海知青落户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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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号“野猫”的男知青是1970年从上海南市区来到这里的（上图左二）。知青大返城后，农场对为数不多且基本都是与农场老工人结婚的留场知青还是很照顾。比如“野猫”曾被送去进行过财会培训，回队后担任会计工作，终因文化底子太薄（也就是文革前的小学文化）难以胜任工作，后来调为出纳岗位。也曾叫他任过队长，用他的话说“那些老工人不好招呼，比知青还要不听话”。后来他被诊断患了胃癌，因为农场买了大病医保，他每年的医疗费用绝大部分都由医保报销了。他的儿女都在景洪外面工作，境况还不错。他指着楼上说：他自己把住房加了一层楼，生活也闲适，精神好时也会回上海走走。现在病情也稳定，对现在的生活还是挺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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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位女知青也是上海人（上图着红衣者），是后来从别的农场转过来的。她嫁给了一位少数民族，她丈夫经常喝了酒就打骂她。自己虽然早已退休，但抚养孙辈和家务劳作都落在她一个人肩上。她有一个儿子，上海的知青朋友们曾帮忙在江南造船厂安排了一个油漆工的岗位，但她儿子不习惯，又回到了队里。

她过来小坐了一会儿，我们在屋里合影后，就匆忙离开了，说是要回家照顾孙子。她可能是留场知青中生活最艰辛的了。

悼念战友共寄哀思 追忆往事各抒情怀

从景洪到老邹他们勐腊农场六分场（兵团时期为六团十三营）大约150公里路程，4月14早上我们八点就启程了，半晌午前赶到了目的地。

我们到达六分场一个叫曼那山的地方后，首先就去了位于一段坡度很大且曲折的公路边的公墓，悼念长眠在那里的知青战友。最令人唏嘘感叹的是发生在44年前泼水节的翻车事故，那次事故导致14位知青长眠于此。准确地说应该是15个人，因为有位女知青已有了身孕，那次事故中，他们一家三口都魂断异乡，可怜那孩子还未见天日。

那年泼水节，连队也放假，平时没啥文娱活动的知青们都蜂拥到勐腊县城去看热闹。由于交通不便，多数人都是骑自行车或搭乘过路的拖拉机、卡车外出，步行二三十公里去县城的也不乏其人。

1974年4月15日下午三点左右，参观完泼水节活动的知青们正在县城里四处寻找返回各自连队的办法，有人竟打听到红旗餐厅门前有一辆准备开往十三营方向进山打柴的解放牌卡车！于是人们蜂拥而至，全然不顾餐厅负责人和司机的劝阻，很快就把车厢塞了个满实满载。

这是一辆军车，司机是一位多次出入硝烟弥漫的印度支那战场，出色地完成了战地运输任务的“五好战士”。见无法驱散搭车的人们，也同情那些玩了一天还要步行几十里才能回连队的知青们，他向车上的人堆打了招呼“注意安全，不要乱动”后，就凭着娴熟的驾驶技术勉强上路了。谁知解放牌卡车穿过勐腊县城唯一的一条街道时，沿途都有人发疯似的拼命往车上爬，最后连驾驶室顶上、没有篷布的棚杆上都爬满了人。后来统计，这个车厢面积仅八平方米的解放牌卡车上竟然塞满了91个人（一说89个）！

车出了县城摇摇晃晃的爬上了一个山坡，接着就是一段下坡路，卡车不听使唤了，左右摇摆两下后就连车带人甩出了路边！受轻伤的驾驶员艰难地爬出驾驶室，后悔莫及的目睹了烈日烤炙下的悲惨的事故现场：有的人鲜血直流的挂在树杈上、有的人匍匐在水田中，身上压着倒下的树干、还有人被砍柴的斧头砍开了脑袋、惊醒过来的还能活动的人们痛苦呻吟，挣扎嚎叫……

从老挝回国途径此地的八辆军车参与了救援，很快将所有受伤人员送到了附近的某部139野战医院，经过医护人员通宵达旦的抢救，暂时稳住了局面。接报后的昆明军区和云南省革委在三天后抽调昆明市各大医院的专家组成医疗组，乘专机抵达139医院参与救治。

这次事故共造成轻重伤员69人，当场死亡和抢救无效死亡人数达16人。死者中14人是知青，大部分是六团十三营的，其中十三营五连就死亡8人。

追悼大会后，六团将14名知青集中安葬在十三营的曼那山坡上。

2011年是我们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40周年的日子，六团重庆知青雷志敏 、唐金生回勐腊去祭奠亡故战友，发现墓地碑石倒塌、坟茔掩盖在厚厚的杂草丛中，有的墓位已没有坟墓的样子了。于是向老乡借了两把砍刀，光着膀子砍掉了覆盖在墓地的杂草。他们向农场提出修复墓地的请求时，农场说划归地方管理后，那地方已成为民政部门管理的公墓，农场没有这笔资金来源，婉拒了他们的请求。

他们回重庆向战友们诉说了这些情况并表示要募集资金重修墓地后，战友们纷纷捐资促成他们办理这件善事。2012年4月，雷志敏、唐金生等带着这笔有限的资金重返勐腊农场六分场联系修复墓地。为了节约资金，他们甚至亲力亲为，施工人员被他们的真情感动，答应以最低价格入场施工。

我们在公墓管理处买了一个花圈送到墓地，老邹和我挨着给14位在翻车事故中去世的战友烧香化纸。老邹又带我们在公墓范围外的荒草丛中找到两处知青的坟墓，其中一位是在开荒时被马蜂蜇伤后，抢救无效去世的，属因公死亡。我们拔掉墓前的杂草，烧香表达了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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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老邹又带我们去看了他当年所在的连队，连队的房屋格局几十年都没有改变，老邹还能一眼指认出他住过的房间。只是整个连队空空如也，找不到人迹。这也是他的伤心地：当年他被指导员当着全连百多号人的面吊在篮球架上，逼他承认想偷越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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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附近我们找到了老邹原连队的李副连长，他是“老革命”，曾在八路军部队当过机枪手，组建农场时到了西双版纳。当年老邹被身为现役军人的指导员吊打时，李副连长曾出面制止，因此还跟指导员产生了隔阂（下图右边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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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我们来了后，两位当年被我们称为“老四川”的年逾七十的老大姐也坐过来叙旧。她们是1965年来到农场的，老家就在重庆渝中区的大坪和石桥铺一带。她们都是文革前被动员来支边的“社会青年”。到农场的年代背景相同，原因相似，去后的境遇不同因而对那段历史评价不同，令人深思。

王宝华大姐（上图左边红衣者）到农场后的工种就是上山开荒种植橡胶树的“农工”，嫁的丈夫也是四川来的“社青”，生活不言而喻。她就愤愤不平地诉说当年是连压带骗的被迫来到西双版纳的。1979年初知青大返城后，她还拖着两个孩子跟随知青回到了重庆，却因她不属于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而无法落户。家中兄弟姐妹也对她施以白眼，说她拖儿带女回来做什么？加上老公也天天盼着她们母子回去，无赖之下她又回到了农场。至今她还遗憾地说：“有些像我这种情况的人，在重庆坚持了一年多后，也有上起了户口的。只是我家里不支持，就待不下去了”。

邵英大姐（上图中间白衣者）在读初中时就加入了共青团，1964年16岁时就响应“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和几位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也没有参加工作的青年，一起到重庆荒凉贫穷的綦江县山区落户。由于当地太贫瘠，甚至无法维持基本生存条件，几个月后全公社的下乡青年就走得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她当时还大着胆子给市委书记写过一封信，反映她所在地的情况，希望上面能提供一定条件支持他们在那里落户。她坚持了一年始终没得到回应后，不得已分别卖掉御寒的棉衣棉裤（一起卖没人买得起），筹集到五元钱路费，艰难步行几十里山路才走到綦江火车站，买票回到了重庆。时逢云南西双版纳农场的人到重庆宣传动员闲散社会青年去支援边疆建设。她又被刚出版发行的小说《边疆晓歌》中描写的西双版纳孔雀坝的场景所吸引，就义无反顾的报了名。没几年她就嫁给了分场的机务队长，安心扎根边疆干革命了。

1974年泼水节那场车祸发生前，她也正巧挤上了停在勐腊县城街上停在红旗餐厅门前的卡车上。

她回忆说：“挤在车厢中间呼吸都困难，车子什么时候走的什么时候翻的一概不知道。等我有知觉时发现躺在水田边，周围横七竖八地躺着很多人，我意识到是翻车了。我还看见公路边有救援的人，还看见一个熟人；我当时并不觉得痛，奋力地用手抹掉眼前的血水，拼命想叫喊，要他们赶紧去农场叫人来救援，但就是发不出声音。不久我又昏过去了，等我醒来时，已是第二天白天，浑身缠着绷带躺在病床上了。”

邵大姐跟我们聊天时，正值西双版纳酷热的旱季，我们都要用电风扇吹着才能止住汗水，但她的右臂却始终要捂在热水袋下面，否则就酸痛难忍。也就是在44年前那次车祸中留下的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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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了李副连长他们后，中午时分我们来到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十三营孟庆山老营长的二儿子孟长征家。孟长征比我们要小三四岁，一副豪爽义气的山东汉子的德性。听说我们要来，一定要我们在他家吃午饭。我们到他家时，已经有四五个从上海回西双版纳旅游的老知青在他家住了两天了。

老邹说：兵团时期，孟营长同情知青，他没有整过知青。他家的孩子和知青都是好朋友，知青返城后，孟长征经常接待回勐腊来旅游的上海、重庆、昆明等地的知青。当然，知青们也乐意在自己家乡接待他们。

虽然他的家里依然凌乱邋遢，但热情好客、极尽全力的款待使人感动得从头顶热乎到脚心。小黄、小梁两位年轻人面对满桌子在城里绝对见不到的、原生态的山野珍馐赞叹不已，在孟长征的劝引下毫不客气的大快朵颐。看到孟长征热情豪爽又随便憨厚的神态，不由得想起了《水浒传》中的李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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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饭后稍事休息，我们请孟长征带我们去墓地祭奠孟庆山老营长。老营长已于2012年6月病故，终年95岁。

午饭后稍事休息，我们请孟长征带我们去墓地祭奠孟庆山老营长。老营长已于2012年6月病故，终年95岁。

孟庆山1917年12月出生于山东单县，1938年9月参加八路军，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海南岛战役。1959年9月，由孟庆山带领的63名拓荒者从云南省橄榄坝农场转战至勐腊县，创建了最早期的勐腊农场。随后，来自湖南醴陵和祁东的青壮年农民作为支边人员也来到了这里，开始了创业的征程，孟庆山任农场党委书记。接着来自部队的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城市社会青年先后汇聚勐腊农场。1970年3月成立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后，开始大规模招收京沪渝蓉等城市“知青”参与云南垦区的开发与建设。兵团时期，勐腊农场改为一师六团，孟庆山所在农场改为隶属于六团的十三营。在现役军人干部担任各级主要领导的体制下，孟庆山担任十三营副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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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点燃了香烛，向这位转战南北，最后为国家的橡胶垦殖事业奉献了终身的老首长表达崇高的敬意。下午王宝华大姐邀我们去他家坐坐，她丈夫余先诚也是文革前来到西双版纳的“老四川”，兵团时期曾任老邹他们连队的司务长。热情的寒暄后便是回忆过去的往事，聊到高兴时，余先诚摸出手机拨通了远在重庆的知青战友的电话，告诉我们来到他家的喜悦事。随后还兴致勃勃地带我们去以前的营部驻地和周边的傣族寨子转悠了一圈，指点述说陈年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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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营长儿子孟长征的一再挽留下，我们一行在他家吃了晚饭才道别返回景洪。

泼水节万民狂欢 摆爽南千载承传

据史料记载，泼水节最早起源于公元5世纪的波斯，此后由波斯经印度传入缅甸、泰国等地。约在公元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经缅甸随南传佛教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云南其他少数民族如布朗族、佤族等也逐渐形成了过泼水节的习俗，但各地过节的具体时间略有出入。

泼水节也叫“浴佛节”，实际上跟汉族地区的“春节”一样，就是傣历的新年。《车厘》一书描写道：“元旦（傣历一月初一）之晨，所有贵族平民，皆沐浴更衣，诣佛寺赕佛。妇女辈则各担水一挑，为佛洗尘，由顶至踵，淋漓尽致，泥佛几为之坍倒。浴佛之后民众便互相以水相浇，极尽泼水戏耍之能事”。这段记载虽不尽其详，但已告诉人们，泼水是傣族过年时必须举行的一项活动。

今年的泼水节正好也是公历的4月15日，是傣历1380年的大年初一。前一天相当于汉族的除夕，在澜沧江大桥上游的江边举行了隆重的“取圣水”仪式，景洪城里沿江的相关道路也进行了交通管制。

入夜，我们下榻的客栈附近的大金塔金碧辉煌，熙熙攘攘的人群如潮涌动，脸上挂着喜庆的笑容，一点不比大城市的除夕夜逊色。俄而，七彩斑斓的焰火呼啸着冲上夜空，渲染出一片片光怪陆离的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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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当年，除了相互往身上泼水，就只是放“高升”和孔明灯了，当然也是热闹非凡。所谓“高升”，就是在下端开口的竹筒中填入一定数量的火药，用引信点燃火药后，竹筒就呼啸着冲向半空的游戏。与现代化的既绚丽又安全的焰火表演不可同日而语。孔明灯是大家熟悉的了：就是用篾片和纸糊成的下端开口的灯笼、并在中间绑成十字的篾片上点燃一节蜡烛，燃烧蜡烛的热气将手中的孔明灯缓缓托上夜空，随风飘向远方。仰望点点繁星似的游弋飘散的灯群，寄托着各自的祝福和期盼，把人们的思绪带向深沉而虚无缥缈的时空。
沿着大金塔后面的石阶而下，是一片宽阔的广场，今天已被规划为“赶摆”专用的横平竖直的商贩摊区。灯火通明的广场上，各摊位上的民族服饰、特色摆件、日用杂货、医药补品、小吃饮料、以及缅甸泰国进口的精油香料等商品应有尽有。琳琅满目，顾客讨价还价，商贩应接不暇。扩音器中循环播放着著名的葫芦丝独奏曲《月光下的凤尾竹》，伴随悦耳悠扬的乐曲，多数人漫无目的的随着通道中的人流涌向广场的各个角落。
傣族人称节日为“摆”，例如傣历新年（泼水节）就叫“摆爽南”。还有摆干朵、摆帕拉、摆拉罗、摆汗尚等很多节日，参加这些节日活动都叫“赶摆”。有点儿像汉族人传统的庙会，是集祭祀、集会、演艺、商贸于一体的民俗活动。
第二天就是傣历1380年的大年初一了，也就是泼水节的高潮，我们一大早就起来看热闹。

按传统的习俗，“摆爽南”伊始，先到净房里用净水浇佛像三次，求神灵保佑。然后按年龄、辈分互相有礼貌地用树枝或花蘸水洒泼对方，态度文雅，不得劈头乱浇。
但现在完全乱套了，无论汉族傣族，年轻男女几乎倾巢出动，见人就不由分说地劈头盖脸扣上一盆水！这天街上最好卖的商品除了各类水枪、雨衣外，就是手机的防水套了，价格自然是让商贩笑逐颜开。

有的人开了皮卡车，整个车厢兜上一层防水布或塑料布，几个只穿背心短裤的男女站在装满水的车厢里，用塑料盆和水枪向满街的人群挑衅，司机则紧闭门窗狂刮雨刷，只顾小心翼翼地在拥挤的马路上缓行。满街奔跑的人更是个个像特战队员，不顾一切地围攻卡车上的人，全然不顾后面有人扣向他的倾盆大水。
市政部门还出动了洒水车给满街的人群提供泼洒的清水，人们接了水之后首先就泼向车顶上的人员，车上的人就用水管向下面扫射，忘情嬉戏的场景一点儿不亚于西方的狂欢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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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时分我换了一件干T恤穿上准备找一家餐馆吃饭，一边走还一边并举着双手作“投降”状，表示不参与泼水。谁知冷不防从旁边窜出一人就向我背上泼了一盆水！也不便冒火，只好脱下T恤拧干曝晒在太阳下，然后光着上身在餐馆吃了午饭。

回到客栈后，在阳台上的遮阳伞下泡上一杯香茗，看着仍在街上嬉戏追逐的人群，不由得联想浮翩：

怎样才能巩固边疆、建设好边疆？

怎样才能使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和谐地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

怎样才能让内地相对有文化有知识有技能的人士心甘情愿的扎根边疆？

从内地来到边疆生息繁衍的都是些什么人？仅仅是靠思想觉悟吗？

为什么当年动用强大国家机器强制移民的效果并不好？

为什么当年对知青“统筹解决”后，国家花了几百个亿却仍然买了“四个不满意”？

为什么当年城市青年削尖脑袋想返回城市时，却有很多内地农民不顾严格的户籍制度举家“盲流”到边疆，在体制外过着桃花源式的垦荒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