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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时，阅读面更广了，已经不局限于世界名著。
一开始，是遇到什么书就读什么。
后来，渐渐发现自己的阅读偏好，开始有意寻找自己喜欢或适合的书来读。
在这个年龄段里，遇到不少影响我思维方式与做事方式的好书。
比如，高中时从姑父家借来一本《孙子兵法演义》，上面写的是一位南朝鲜作家郑飞石所著，由中国人翻译成中文。
这本书内容十分清晰，讲解也颇有水平。十几岁的年纪，一口气看了好几遍。
阅读孙子兵法，对我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使我开始有了战略性思维。
还从别人家借到一本《方与圆》，影响了我看待世界与为人处世的方式。
后来，又找来《方与圆》里提到过的《羊皮卷》《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来读。
《方与圆》应该是初中时初读，高中阶段自己买了一本反复读，提及的这些书也是高中阶段陆续读完的。
又遇到刘墉的书，他的《我不是教你诈》《点一盏心灯》等，都是当时的畅销书。
读刘墉的书，又牵扯出《罗兰小语》，书中也是能够给人启发的文字。
我把能找来的刘墉的书都读了一遍。
记得那时流行盗版的“某某全集”，印刷粗糙，把一个人的主要作品都录入一整本厚厚的大部头中，大概十块钱一本。
我就读过这样的《刘墉全集》，还读过这样的《三毛全集》。
三毛的书也是我那个年纪十分喜爱的，她的成长故事，在撒哈拉的经历，都令人感到浪漫无比。
三毛的笔调具有艺术性与趣味性。
记得她的一本书《我的宝贝》，只是写了一些小物件，以及与这些物件相关的故事，都令我看得如醉如痴。
读过的这些书，有能影响人思维与做事方式的“实用类”，如《孙子兵法演义》《方与圆》《刘墉全集》等，读了拿来就能用；
也有像三毛的文字，这种看起来并不是实用，却能陶冶人性情的书。
我始终认为，这种看似“无用”的书，实则有“大用”，这一观点需阐述内容较多，会在以后篇章里讲到。
少年时代读过“无用”的书，还包括诗歌。
那时特别沉迷于徐志摩的诗。
也读汪国真和席慕容的诗，写的真好，但在艺术性上，还是不及徐志摩太多。
喜欢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偶然》等诗歌。
惊叹于世间居然有这么美的诗，那时想找来关于诗人的一切来读。
找到了写徐志摩生平的书来看，主要还是围绕他的三段恋情来写的。
读完他对林徽因的深情，与陆小曼的婚姻，以及早年对张幼仪的无情抛弃，顿时，看法有了大的转折——具有诗情和才情的人，容易成为“渣男”。
看得太清，就没有了神秘感，也看得更加客观。诗是诗，人是人，诗是好诗，人确实比较渣。
对渣男的看法，还有大学时读张爱玲。曾一直不愿读张，因为大家都说好，我就偏不愿读。
后来，到了大学阶段，无意中读了一本张的小说，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读张的内容会在写大学阶段读书的文字中去讲。这里要提及的是，又读了一些关于张爱玲生平的书，读到她追随胡兰成，让他做出选择那一段，真为她感到难过。
那时就想，这辈子在感情上一定不要学张爱玲，永远不要为任何人“低到尘埃里开出花”。
自古才子多渣男，这一点在读过郭沫若情史后，更加确信。
这些阅读经历，使我在青少年时代，就对所谓“才子”没有任何兴趣。
书中的才子，读他们的作品就好了，没必要爱慕其人。
身边人的文学创作，我也充满了不屑。
因为我真正意义上的阅读发蒙，是从初中阶段读世界经典名著开始。
文学巨匠在经典名著中谋篇布局的精巧，行文刻画的精妙，文字之奇崛美好，已深入内心。
有一段时间，甚至极端到，当代作家的作品也不屑于去看，因为不够经典，总会发现这里那里有所瑕疵。
这一阅读偏激在我的大学阶段有了纠正。
但凡身边有舞文弄墨之人，我也只是当热闹看——不过是一些自娱自乐的消遣。
阅读审美一旦拔高，便会用一种俯视的眼光审视遇到的文字。既不会迷信印刷在纸上的字，也从不人云亦云地盲目崇拜谁。
心中已有阅读经典过程中形成的一把尺子，寻常的文字只是瞧一下，只有遇到真正好的文字，才会在心底发出一声由衷的赞叹。
这就是为什么让孩子从小读“经典”的原因之一。就像大户人家珍馐美馔养大的孩子，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美味；文玩珍宝堆里浸染过的人，稍一掂量，就知道是不是值钱物件。
这大概就是所谓“阅读品位”的形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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