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8日 星期三 十八站-塔河 小雨
十八站的夜里很凉爽，我盖着粉色花的被子，睡得非常踏实。妻在微信里说，哈尔滨昨晚闷热得叫人没法入睡。
我说，咱们在这里买个别墅吧。昨天在长途汽车上，我看见有一大片新建的别墅，比咱们在新西兰的木头房子好多了，都是两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样式很洋气，还有大院子，听说大部分还都没卖掉，因为东北人都跑到海南去买房了。我很了解那一片地，那可是一片水文地质条件极佳的平坦好地，因为那里就是我们当年挑选的造纸厂建址，而且我还参与过勘探调查。现在每栋别墅的售价才五十万人民币。
没有人搭理我。真是的，这便宜的房价，这么安静的环境，这么纯净凉爽的空气，这么甘甜清澈的水源，不是比新西兰还好吗。
起床时还不到六点，天已经大亮，十八站的夏天，昼长夜短。出去散步，逛早市买烧饼，见到买东西和卖东西的人脾气都很好，每个人都很友善。
公路上没人，也没有车，车道很宽。
笔直的公路，望不到头。
纸厂门前的这条路以前是土路。那时，单位给我们每个人配了一辆永久牌加重自行车，我们几个年轻人骑车出去办事时，总叫人想起成语“绝尘而去”。我的那辆自行车还曾陪我去加格达奇出差，在站前旅店前被偷走了（参见《绿皮火车》）。
宽阔的公路上，一辆车也没有，可以站在十字路口拍照。
以前的这条路没有名字，现在的街角处有了路牌。
中央大街的路牌
响亮的路名：中央大街，全长八千米，笔直宽阔，一眼看不到头。大十字路口的红路灯也非常现代化，是全自动控制的。十八站曾在九十年代初开始开采金矿，赚了不少钱，主要道路都是在“黄金时代”修建的。所以路面质量超级好，各种给排水管道都深埋三米一下，不论天气多冷也冻不坏，据说最终的造价相当于是用一百元的大钞在地上砌了一米高，八千米长的一道墙。
老火车站还在呢，但是已经被废弃了。
火车站的门窗都被钉死了，水泥地面都被冻酥了。
当年，就是因为要建十八站造纸厂，铁路部门才同意在此增设一个火车站，条件是要有足够多的人搭乘。试运行的第一天，当时十八站林管局局长动员大家都去做火车。我特意选那一天为我离开十八站的日子，1987年7月23日。
十八站鼎盛的黄金时期是90年代初，人口曾达60万。金矿开采被叫停后，人口数量急剧下降，火车也没人坐了，铁路部门就把这条线给停了。
原十八站林业局招待所，现为公安局的办公楼。
这个招待所是我们刚来十八站时住的地方。每个房间有四张床。一层楼一个厕所，没有洗澡间。餐厅在一楼，我们曾和一队电影人一起在餐厅吃饭（参见《宾馆》）。
原十八站林业局百货商店，现划给十八站中学使用。
就是在这间百货商店里，副科长领着我们第一批到达十八站的大学生，购买了铁架子床，床垫子，雨靴、雨衣，还有痰盂。
我曾帮助招待所装修餐厅，所长允许我在这间百货商店里选一样东西做为我的酬劳。我选了一只硬壳提包，当时售价32元。现在这个提包还在我家壁橱里。
30年前在十八站林业局百货商店购买的北京提包（摄于奥克兰家中）
当时，生活上最大的问题是洗澡。只有趁着去加格达奇出差的机会才能洗上一次澡（参见《洗澡记》）。终于，在1987年初，十八站有了自己的澡堂。还是个两层楼的，我记得男浴池是在楼上。在楼上建浴池对防水的要求很高，不知当时的技术是怎样做到的。
原十八站林业局澡堂，现为美发店，浴池已经不营业了，楼上改成住家了。
川兄开车来接我，他载着我在无车无人的宽阔公路上随便开，随便掉头，太爽了，这才叫驾驶的乐趣。
我要求去台长的单位参观。
原十八站广播电台，现广播电视台。
这个建筑原来只有一层，现在加盖成了二层楼。但入口的两扇门没有任何改变。我曾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早晨（十八站冬天昼短夜长），往门下塞过一封信。当年，党的政策主要是靠高音喇叭传播，对偏远少数民族地区是采取全天十二个小时不间断广播，要确保把党的声音传到每家每户，传到每个角落。这对我的复习造成很大困扰，我几乎找不到一个可以静心看书的地方。我就给时任台长写了一封匿名信，建议减少播音时间，我的理由是，反正也没人听。我可不敢写我想要一个安静的环境，那谁都能猜到是造纸厂那位要考研的大学生写的了。我担心我提的意见，会被误认为是对党的政策不满，我可是个党员哦。
不知道时任台长是否收到了那封信，反正一直到我离开十八站那天，高音喇叭还是每天准时开讲。在现任台长领我参观轰鸣的发射机房和现代化的摄影棚时，我问她，有没有读者来信的存档。她说，没有，从老台长手里接班的时候，没见到过这类材料。“你想找什么？”。我不好意思说我想看看当年写了些什么，便撒谎说，我曾写过一封表扬信，表扬时任播音员的声音非常标准，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没有区别，在十八站这么偏远的地方能听到和中央台一样的声音，实在是太难得了。台长说，“你还真说对了，咱十八站的播音员是李瑞英的同学，是1983年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分来支边的，她一直是我们的广播电视主播。今天不巧，她轮休，要不你还能见到她呢。不过别遗憾，我用微信给你发几张她的照片，再给你发一段她播的新闻”。
微信就是方便，告别台长不久，就收到了她发的mp3文件，一打开，那熟悉的声音扑面而来，一如当年那样字正腔圆、高亢响亮，正宗的中央台播音腔，一下子把我带回到了三十年前，不禁心里一阵难过。又过了一会儿，几张照片也发过来了。原来她长得很漂亮。可惜那时候只听过广播，没有看过电视，不知道她是否看过我写的匿名信，我也想不起那封信是否对她进行了批判，不禁心里感觉更难过了。
十八站电视台女主播的旧照
我来到了十八站中学，我的老同学现在这里当老师。
十八站中学门厅。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老同学领我参观了整个学校。学校的设施在十八站的黄金时代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还把相邻的百货大楼吞并为教学楼。每间教室里的设备都很齐全，还有单独的美术室、舞蹈室、钢琴室，每层走廊卫生间的设施也都很现代化。但最近人口外流，学生人数锐减，空教室很多。
我刚到十八站时，曾到这个学校找可以看书的地方，一位女老师为我打开了一间空教室。我请老同学帮我找找那位好心的老师。老同学立刻动用了所有的资源，打了无数的电话，最终还是没找到，因为我能提供的线索太少了，我把恩人的姓名都忘了。如果能找到，她应该有八十多岁了。或许她已经不在了。
有一天晚上，我看完书从教室出来，往我们暂住的林业局招待所方向走。林区的夜晚和城市里的很不一样，到处都是黑黑的，没有路灯，看不见哪里有路。走着走着就感觉走进了泥泞之中。借着依稀的星光，我看见有一条小路又细又长，看起来很平很硬，便踏了上去，然后就扑通一下掉进了水沟里。幸亏我会游泳，不怕水，但从沟里爬上来费了不少时间，沟的边缘没处蹬脚。好不容易蹬住了，往上一抬脚，鞋没跟上来，还得再把脚探下去找鞋。爬上来以后，我全身的衣服都已经浸满了泥浆，那是我毕业前新做的一身西服。我的《新概念英语（第三册）》和写了一半的家信也都泡汤了。经过了那次的教训，我记住了走夜路时的看点：要踩黑的地方，不能踩亮的地方，宁任鞋上粘满泥巴，也不能掉进水里。
林业局招待所里没有洗澡间，我在公共洗脸池里把皮鞋，西服和身上的泥巴冲干净。大厨哥哥还在微信群里提起了我的这件糗事了呢。他说，在高寒地区，为了防冻，各种管线的沟都挖得特别深。算我运气好，我当时掉进去的那条水沟，才挖了一半，否则，以我的身高，自己爬上来的可能性不大。现在听他这么一说，我还真有些后怕。当年我差点儿死在了大兴安岭吗？
中学走廊的宣传板上写着：绿了青山白了头，林海深处埋忠骨，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大兴安岭精神：战严寒，破禁区，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大兴安岭年最低温度：零下55度。
我让川兄带我去山下看看老地方。我们造纸厂选址的地方叫做“山上”，属于十八站林业局，有新建的招待所、百货大楼、学校和广播电台。相对的“山下”则早就是鄂伦春族的居住地，有基本的公共生活服务设施。现在，十八站在山上新建了一个全新的鄂伦春山寨，做为旅游项目宣传推广。
山下的老邮局还在，这里曾是我给家里寄信汇款的地方。
被废弃了的老邮局
山下的供销社也还在呢。老板娘没换，还是原来的那位，忙得没时间搭理我，我说我要和她一起拍个照，她笑着说，没看我忙着吗？就是不想拍。
30多年没变的老供销社
以前我们到山下都是骑自行车。下山快，上山难，觉得山下好远。今天坐川兄的轿车到山下，又坐车回来，感觉不是那么远。
我请川兄开车带我去看水泵间。
十八站饮用水水源地
水泵间在河边，距造纸厂有好几公里。为了撰写水文报告，我们要三班倒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地下水位。白班还好，夜班则很恐怖。首先，在黑夜里走过荒无人烟的河滩就需要极大的勇气，然后一个人在灰暗的灯光下，重复地测量记录地下水面的高度和测量的时间，耳边是轰鸣的水泵声，听不见是否有人、或动物、或怪物、在敲门、在扒窗、在房顶上，在地板下。
梦魇中的泵房，确实是真实的存在。
水泵间里的一切都还是三十年前的样子。测量水位时，把探头自泵盖上的小孔送下去。
其实，最大的恐惧是怕自己睡着了，因为测量要求每半小时一次。睡着了不仅会影响调查结论，更有可能是死了都没人知道是怎么死的。若是被自己吓死在屋里还好，若是被怪物掳走，党组织会不会以为我偷越边境，叛国投敌了。
自河滩回来的路上，看见一大片废弃的房屋，很多，有上百间。川兄说，这是1990年前后，来十八站淘金的盲流们非法搭建的。
昔日淘金者的家
中午，老司机、老同学、台长和她的爱人一起开车到了十八站的入口景点， 与川兄和我汇合，大家一起拍照留念。
十八站地图
入口处的公共厕所，设施齐全，干净卫生。
十八古驿站灯笼城城标，造型由“十”与“八”构成。
拍照以后，大家一起去饭店，还是昨天晚上吃饭的那一桌人，只有财务处长因为腿脚不好没有来。老同学坚持要付钱。还特意给我多要了一瓶矿泉水，让我带在路上喝。
川兄开车送我直接去塔河，我就不用坐长途汽车了，省了很多时间。
我说你喝酒了，别被抓了酒驾。他说，刚才那点儿酒没超量，再说路上没车，更没交警。“十八站这么几户人家，小警察都管咱叫叔叔”。
在去塔河的路上，川兄还要拉我去看一座刚刚建成的萨满神像，是由哈尔滨的著名雕塑家设计的。萨满是鄂伦春族的保护神，也保护着十八站。十八站林业局为了开发旅游资源，投资打造了这个神像，因为现在国家又允许公开祭神了。我说咱们时间紧，不去了吧，要是建神像，不如做个关工的雕像，就是环保局爱吃大马哈鱼的那个关工程师（参见《人生》），在林业造纸风起云涌的年代，他才是十八站的保护神。
川兄边开车，边给我讲他是怎样阴差阳错地进了林大。他说，他都不记得中学老师给他看的招生简报上有林大的曾用名“东北林学院”，收到录取通知书时还以为“东北林学院”在沈阳。老师告诉他，哈尔滨路途遥远，让他尽快出发，不要误了开学典礼。老师还告诉他的妈妈说东北冰天雪地，让她为儿子絮厚棉袄、厚棉裤，尤其是要絮厚棉被。妈妈起早贪黑，几天之内就把所有棉活都干完了。他早早就背起大行李包，从四川农村坐驴车、坐马车、乘拖拉机、乘长途汽车，第一次坐上了火车，是个绿皮火车。一路上，他倒了好几次车，蹲了好几次火车站，一共用了七天七夜，才到达哈尔滨。由于火车站前的新生接待工作还没开始，他扛着大行李包换了几次公共汽车才找到了林大校园。正值暑假，校园里没有几个学生，他是八二级第一个报到的。他在空空的宿舍里住了几个星期之后，才见到了其他同学。到了冬天，其他同学都很享受教室和宿舍里的暖气，只有他感到热得难受。白天时，厚棉袄厚棉裤捂出他一身热汗。半夜里，厚棉被压得他做噩梦冷汗热汗一起流。
他夸赞大兴安岭的支边政策：一位大学生自愿支边，父母和所有兄弟姐妹全都农转非。他的全家，以及现任十八站中学老师的老同学全家，都是这个政策的受益者。
很奇怪，当年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政策。我还是学生会的宣传部长呢，做过许多自愿支边的宣传鼓动。结果是我这个不是农村户口的人占了有需要的同学的指标，早知如此，我应该到上园老家娶个农村姑娘一起去十八站啊。为什么当年毕业动员时宣传的是“献身”，而不强调“实惠”呢。若是当时的政治辅导员多讲些实话，说出各种优惠政策，还有各种津贴与补助，干脆公布每个月能到手多少钱（我在那里每月能领300多元，是当年东北其它城市大学毕业生的几倍）也就不会出现被派支边的同学砍杀辅导员的事件了（参见《绿皮火车》）。
吕文新
2017年10月整理于新西兰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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