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日记13上:G老师

2017年6月16日 星期五 朝阳 热

上午在姐姐家休息，朝阳的天气很热，外甥女和她的大胖儿子也中暑了。

中午，乘出租车到达了李总预定的大饭店。饭店的单间面积很大，饭桌超大，还有室内卫生间，非常方便。我咽喉还很难受，需要不时地去卫生间里清一清。

李总的个子比小时候高了很多（小时候，他比我还矮），体型也壮实得多，说话也很有底气。他挨在我的右侧坐下，左手在饭桌上撂下一块鸡蛋大的红色玉石，告诉我这叫“战国红”。

我对北票的战国红（参见百度《战国红》）早有耳闻，今天是第一次见到实物，拿在手里瞧一瞧，觉得确实很珍贵。李总没说把这块战国红送给我，即使他说送给我，我也不能要。我猜那是他养的玉。玉是需要自己请的。自己养的玉是绝对不能送人的。

左侧紧挨着我坐着的就是我最想念的G老师。

G老师是我在初二和初三时的班主任。那年代，做老师的个个都像是演说家，都擅长于长时间地对学生进行说教。而G老师的训话，最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因为他的遣词造句中，夹着很多成语，甚至当他带领我们挖坑植树时，也会随口说出“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等我们在语文课上还从未听说过的成语。当年，会说很多成语的人，就像是现在会说几句外语一样，是有学问的标志。我们几个同学曾一度想故意碰撞一下G老师，探探他的兜里是不是藏着一本《成语词典》。高考刚刚恢复不久，课外参考书特别匮乏，像《成语词典》这样的工具书都很不好买。

我的爸爸是老师，我可以接触到很多工具书，以及各种教师专用的参考书，我还是图书馆的业余管理员，可以借到最新出版的课外参考书。我曾拿着从数学参考书里挑出的难题想去“问”倒G老师，但从未得逞过。

县里每年都组织数理化竞赛，G老师领着我们几个同学在放学后去他的办公室“吃小灶”。我们几乎把所有能做的题都做完了（在知识还没大爆炸的年代，一个人是可以把一本字典全都背完，把某类书籍全都看完的）。最后，我们毫无悬念地拿到了全县第一，我个人得到了很多奖品，大部分都是出国转内销的笔记本。那些本子的封面图案和里面的格子都印刷得特别漂亮，我一直都舍不得用，留了二十多年，还把其中的一本带到了新西兰来。现在的本子都不如那时的质量好了，也不如以前的白了（基于环保的考虑，现在的纸张都是再生纸，而且漂白不足）。

我在G老师的班里，学习成绩一直都非常好。那时，学号即不是按拼音排，也不是按笔划排，而是按成绩。我的学号是1号。但G老师很少表扬我，倒是经常在班上批评我。比如，他在训话时说：“吕文新！上课不认真，只用半拉儿脑袋听讲”。（在我听来，他那分明是在夸我聪明，仅用半拉儿脑袋就可以考第一，还有什么比这种批评更能使我“骄傲自满”的呢？）再比如，他批评我和Daniel混在一起“互相媲美”。（我俩都是老师的孩子，当然要在一起玩，说我俩互相媲美，不就是夸我们俩个都很美吗？）

有一年夏天，一中在大黑山举办夏令营，G老师挑了我去参加，给了我少年时最美好的一次经历。

G老师的偏爱和“批评”，经常让我忘乎所以。有一天，我把爸爸新买的钢卷尺带到了教室里。那年代，没什么好玩的玩具，能伸能缩的卷尺，已经算是很新奇的东西了，值得带到学校来炫耀。

我是近视眼，坐在第一排靠墙的座位。上数学课时，我把钢卷尺拿在手里玩，还一点一点地，把卷尺拽出来，靠着墙壁慢慢升上去。

突然“啪”地一声脆响，卷尺折了下来，我一惊，卷尺急急忙忙地缩了回去，发出稀里哗啦地响声。G老师正在黑板的另一头写着什么，被响声打断。他回转身，看我一眼，把他手里的粉笔头远远地往讲桌上的粉笔盒里一丢，非常准确地命中，然后命令道：“下课！”。

我相信他已经知道了是我在捣乱，因为他知道爸爸新买了钢卷尺。我还相信他如果想把粉笔头丢到我的头上，也会命中的，因为他是篮球场上的投篮高手。我更相信他职业的本能使得他不用看表，也知道快到下课时间了。他这是想要全班同学都出去，以便好好地收拾收拾我。

看同学们都窃喜着往外走，我知趣地呆在座位上一动不动，脑子里飞快地猜想他会怎样收拾我。我小的时候，当我淘气地喊他“G哥哥”而不是“叔叔”时，他会用双手提着我的脑袋抡一圈，或是弯下腰，一只手揪住我的小鸟走几步。不知他这下要用什么招数。

但他什么招也没用，我当时真希望他能抽我一下或踢我一脚。不过，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放肆了，老老实实地上课，认认真真地听讲，各科成绩都有所提高。若是G老师能一直当我的班主任，我也许能考上好一点的大学。

可惜他没能跟我一起升入高中。教育局发文要清理没有大学文凭的老师，他需要自找出路。好在市公安局一直觊觎他这个灌篮高手，趁机把他调了过去，使得公安局篮球队的实力有了极大的增强。G老师高高的个子，穿上公安制服，对犯罪分子具有极大的威慑力，再加上他那缜密的数学思维方式、还有才华横溢、妙语连篇的文笔，以及桃李满天下的人脉，使他在公安行业里业绩卓著。

其实一个人不管接受了多少教育，拿了什么样的文凭，决定一生的关键时期就是在十几岁的时候。我感觉我是非常幸运的，在我青春期的时候，没有受到打击，而是得到了G老师的肯定和偏爱。

吃饭的时候，李叔等老教师们讲起G老师是怎样当上数学老师的。

文革期间，没有大学毕业生，只能从九年制高中毕业生里面选拔出学习尖子来充实教师队伍。G老师本来是被选中教语文课的，但他觉得语文课和政治课内容太接近，而政治是最容易犯错误的一门学问，便坚决要求担任数学课老师。鉴于他的数学成绩也很高，教育局便同意了。

终于明白G老师为什么会那么多成语了。

G老师讲到他刚上班时，同事们都是他原来的老师，不知道该怎样称呼他。是钟老先生第一个在公开场合大声喊他“G老师”的。

第二个喊他“G老师”的是何校医。那天，G老师突然肚子疼，去校医室找何校医。何校医说，“G老师，你来的正巧，我刚刚参加完县医院举办的针灸培训班，学了几个新针法，想试试灵不灵。”说着就从医药箱里抽出三根明晃晃的大针，吓得G老师肚子立刻就不疼了。

第三个喊他“G老师”的是张阿姨。那时，张阿姨和G老师被分到同一个“拔钉子”小组。拔钉子就是到应届毕业生家中“家访”，劝学生家长主动送孩子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张阿姨爱美，骑个自行车，却穿了一双高跟鞋。上坡的时候，骑不动车，就下来推，推了几步，高跟鞋不跟脚，便大声喊G老师，请他帮忙把自行车给推上坡。

带头喊他“G老师”的还有我的W老师（参见《W老师》）。G老师说，W老师也是他的数学老师。我才明白过来，我是在初中跟师傅学了两年，到高中又跟师傅的师傅学了一年，怪不得我的数学功夫那么高。

G老师说，一中的院墙最初只是一道铁丝网，后来那圈又高又宽的大围墙是老师们在六十年代领着学生们砌的，一中的教学楼也是老师们领着学生们在七十年代盖的。那时候，老师的主要任务是领着学生劳动，还经常领着学生下乡劳动。所以在挑选留校当老师的毕业生时，除了品学兼优，有组织能力，领导能力外，会干活，个子大，力气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G老师他们几位年轻老师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因为他们个子大，力气大，被老师指派的活就多，受到老师的关注和表扬也就多。被选拔为老师后，则更加身先士卒，以身作则，重活累活抢着干。有一次，他们带着几个班为生产队扛粮食口袋，扛完后吃粘豆包。那时，城里人吃饭是受定量限制的，总是吃不饱。而帮生产队扛粮食则可以敞开肚皮吃。有一位年轻老师一口气吃了十二个粘豆包，吃完了就动不了了，大家赶紧把他抬回到县里的医院，经诊断，他的胃被撑坏了，一周的劳动都已经结束了，他还没出院呢。

G老师还讲到，一中家属院门前的大操场（参见《大操场》），最早是400米一圈的跑道，县生产资料公司需要建仓库堆化肥，把大操场占了一块，跑道缩为300米。后来，又新建家属楼，跑道仅剩下200米一圈了。再后来，一中就搬走了。

G老师还讲了许多往事，提到了好多人的名字，他的记忆力令人惊叹。

听G老师说话没听够，也没记全。

吕文新
2017年9月整理于新西兰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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