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董德福《梁启超与胡适》

读董德福《梁启超与胡适》

今日天冷，天空飘着毛毛雪。一家人懒起床，囫囵吞早后，带女儿去儿童医院配镜。待到排完队，已近下班，只好开单约好下午两点后再去。顺便买菜回家做饭。饭未吃，电信小袁约迁网，我囫囵吞中后就去新房等小袁。妻去公司加班。女儿和儿子在新房边玩小玩具边烤火再加看电视，待网络弄好已经下午四点钟了。以为医院五点半下班，于是带仔、女一起又去儿童医院赴约散瞳验光。四点半到，医生说来晚了，五点下班，散瞳验光要一个小时。明天上午早点来吧！

只好回家了。一路风雪。未冻成狗。

感觉时间太快，一天就快过完。回家还得准备晚餐。今日就没有多少时间读书了。

囫囵吞晚后，带儿冲澡。收工后，坐桌上边烤火边看书边辅导小儿作业。读董德福的《梁启超与胡适》，顺便择录其中小段，以当今日之工。

董德福说：“论学问，胡适略胜梁启超；论事功，则远逊之；就立身处世而言，两人各有千秋，堪称中国道德模范。梁启超一生行事爱推己及人，具有仁慈为怀，胞与天下的博大胸襟；胡适一生广交朋友，三教九流，无不交纳，比之于梁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国社会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划界区分一直是模糊不清的。在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肇始于五四，但普泛地说，又未尝不可以溯源于李鸿章辈的洋务运动。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对中国现代化的路途有种种不同的概括，就思想发展的脉络来看，梁启超的“三期”递进说最有权威性。被奉为金科玉律。梁在《五十年中国进化论》（1923）中把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变化分为前后依次递进的三期：

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帮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道，单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作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梁启超《 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梁启超选集》第833-834页。

即，梁启超的三期说具体分为：

近代：

一，1840年雅片战争为开端，以从“自强”到“求实”的洋务思潮（19世纪60至90年代）为思想标志及内涵。

中国人真正感觉到异域文明的威胁，这还是第一次。有幸的是，有识之士并不止于“无知”，并不因为自卑而不再抬头，严酷的现实，促使他们猛醒，在危机极盛的背景下，产生了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

魏源是近代今文经学的大师，在此之前则有龚自珍。龚开启了对内“变通”、“更法”，对外“筹边”、“御侮”的风气之先，更开启了近代知识分子依本传统文化研究现实问题，“喜以经术作政论”的风气之先，魏源显然是沿承了龚自珍的治学路数和社会关怀。

如果说魏源对“华夷之辨”的斥破为后来者学习西方打开了一道缺口，那么，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直接构成了早期启蒙思想家和洋务实业派的理论先驱。

一般说来，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常言洋务者有两类人物，一类是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逐渐掌握了地方真正大权的汉族封建大吏，属于洋务实业派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另一类是富于改革精神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其社会地位相对较低，但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影响却超过前一类人物，如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郭嵩焘，马建忠等人。

二，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以体现洋务运动实绩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为开端，以变法为内核的维新思潮为标志，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为代表。如果说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维新变法运动，是基于对洋务运动失败教训的反思，那么，梁启超亡命日本后致力于“新民”为内核的思想学术启蒙，则源于他对政治变革的失望。辛亥革命延续了戊戌变法，从政治前面学谋求中国革新的路径，虽然取得了胜利，完成了政治制度层面现代化的决定性变革，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治从此从黑暗而入光明。事实上，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共和国的政权很快落入袁世凯手中，在随后几年中袁世凯称帝，张勋辫子军复辟，军阀争斗，康有为陈焕章辈大倡复兴孔教，一幕幕闹剧，预示着中国的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现代：

三，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

诚如帝国主义分子贝洛夫在《1911-1913年的中国革命》中所描述的：“行政、法庭、税收、警察一切都仍照旧……。固然，现在采用了总统、副总统之类的堂皇称号，人人口里都讲着自治、宪法和共和，但是在新瓶子里装的仍是旧酒。”此即是说，中华民国挂起的是“共和”的假招牌，卖的却是中华帝国的药。

那么问题的症结出在哪里呢？中国现代化的出路又在何方？这是新一代知识分子思索的时代课题。

第一个找到“答案”的是陈独秀，此答案及来自西方，而又加入中国国籍的“德先生”（democracy德谟克拉西）和“赛先生”（science赛恩斯），即民主和科学。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2年至1916年迁至北京，它的问世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帷幕的拉开。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是陈独秀和胡适，李大钊等人，他们团结一大批进步青年，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进行整体性的抨击。他们把中国社会长期腐败落后的罪责悉数归咎于儒释道为内核的传统文化，认为反传统是出黑暗入光明的必由之路。为了强化这一观点，更不惜情绪化的将传统与现代、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俨然对立起来。

在五四激进主义者全盘反传统的刺激下，必然产生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反动。五四期间层层推进的几次文化大论战，向我们展示了新文化运动的全幅图景。进入20年代，以梁启超，梁漱溟和张君劢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与以胡适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派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早期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之间，展开了错综复杂的争辩和斗争，共同描绘了中国现代文化哲学的绚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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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是董德福同志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前后历时四年。故我抱着学习的姿态来看这本书。中间若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可能也是倾向于感情方面而言，在理智方面，我暂时是没有说话余地的。因为董德福在此方面用工颇深，搜罗相对书错资料非常多且全面。他对梁、胡的比较研究是比较入和全面的。我看也非常之中肯。因其引据资料俱客观。但我私以为梁之学问不输胡，胡适受梁启超影响颇深是毋庸置疑的。梁为胡师，二公并为大家，双峰顶峙。但梁亦学贯中西，只可怜去世年早，不然，其成就不可限量。梁1929年去世，胡1962年去世。梁享年只五十有六，而胡享年七十有二，足多十二年。梁著作1400万字，胡著作2000多万字。梁之成就在广博而精洽，尤通于史，政。于哲学亦多发挥。于晚清民国思想界有启蒙之功。后之晚辈无有不受其影响者。文笔精美，读之欣然有感，叹脆不已，忘餐忘寝。胡之成就在哲学、文学。其“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求学方法，对后来学术界至大新响。其功勋最著在首倡“白话文”运动。此兆其先者实梁公，而后挑大旗，则胡也。胡文简美，淳淳善喻，温婉有情，读之可见其人，谦谦君子也。

吾初中时，得梁启超之《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读其《少年中国说》，欣然有叹。若梁公初读龚自珍《定庵文集》——“若受电然”。

若受电然。故，每心不忘之。迨几二十年矣。每读其书，便想其为人。恨生不同时，不能晤先生之面，而执弟子礼。叹息，叹息。

私以为读梁、胡二公书，即可了解清、民国之历史。因二公学问淹博，于史、政、经、商、农、哲、思想、文化、教育、中西制度各方面都有论述。

余不敢言矣，二公之学受压制批判亦久矣。然，今研究二公之风渐涨。二公之学必大张于世，为我后辈学子无限景仰，大俾益于我辈学问长进，涵养为人处世之道；并大有益于今之社会、国家、思想之进步和发展。

曹石山人在此，虔拜二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