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地带”是当下热词。《人类简史》中有言：“矛盾本就是文化无可避免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如果人真的无法同时拥有相互抵触的信念和价值观，很可能所有文化都无从建立，也无以为继。”正是因为人有自私的本性、脆弱的身躯、有限的生命、合理的冲动、视而不见的能力与否认灾难的本能，人性才更显丰富，文明才得以进步。
《鼠疫》是一本让人读后有话想说的书。
小说里，鼠疫发生于地中海瓦赫兰湾南岸的海滨城市奥兰，宁静繁荣的小镇，这里有虔诚信奉上帝的帕萨卢神父，有致力于解除死刑的富二代社会活动家塔鲁，也有故事的讲述者里厄医生。或许这里会有一帮小镇青年，在海边支起BBQ，任啤酒从瓶中喷洒而出，阳光倾泻，树影斑驳。这本是一个平庸无奇却又宁静舒适的宜居小城，直到鼠疫到来。
奥兰港
书中提到，“鼠疫期间的恐怖日子并不显得像无休无止的残酷火焰，却像是没完没了的重重的踩踏，将它所经之处的一切都踩得粉碎。”
初期，人们拼尽全力与之搏斗，直到城市宣布封锁。奥兰成了一座孤岛，人人面临着离别，痛楚成为岛上的唯一基调。
再后来，这座孤岛发生了些许微妙的变化：人们逐渐适应鼠疫，开始对它逆来顺受。原本受离别之苦的人们无法开口谈及远隔天涯的亲人，因为一开口就心如刀割。但现在人们不忌讳谈起远方的爱人，就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原本极为关心鼠疫的所有消息的人们对此再也不闻不问，甚至在防疫一线的人也不愿意知道新的数字；原本在恐惧中度日的人也既不看报，也不听广播，当听到防疫结果，他们装出感兴趣的样子，但实际上却心不在焉。
于此，这座孤岛才真正陷于灾难。“习惯绝望的处境比绝望本身还要糟糕。”
最终，鼠疫离开了这个城市，人们又恢复了无知的幸福，仿佛它夺走的生命从未诞生过，城市再次变得繁荣而平庸。人们急于否认自己在鼠疫中的顺从与麻木。但“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
小说到这里就结束了。
坦诚地说，我没有在《鼠疫》中找到原本希冀的刚烈英雄、悲壮爱情抑或是伟大人性。
曾看到过一组法国摄影师安德烈·祖卡拍摄的彩色照片，描绘了在德军统治期间，法国人和德国军官在漫长的相处中和平共处。
安德烈拍摄的德军统治下的法国街头（最后他难逃牢狱之灾，理由是“美化敌人侵略”）
我姑且妄自揣度，认为加缪将上世纪四十年代统治巴黎的德军比作鼠疫，他们都是敌人，但漫长的相处将“民族”与“恐惧”变为理想主义者的牢笼，你的敌人是商城中的陌生人，是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擦肩而过的人，甚至是俯下身抚摸你的孩子脸蛋的人。
恐惧不再是深山中的猛兽，而是平静知趣地附着在每块金属每个家具上的灰尘。人们开始学习活在当下，因为那样能拥有暂时的欢愉，但这种心态也意味着拒绝面对未来，这何尝不是屈服的表现。
《寄生兽》的末尾，田宫良子缓缓道出“我们最终寻求的只是与人类共生，而这需要人类的屈服”。任何一种病毒本质都是寄生生物，它们的目的也并不是使人死亡，而是寻求与宿主的共生，以便繁衍后代。正如战争，侵略方并不为单纯残害百姓以求血腥快乐，他们更渴望战败国被同化，最终屈服。
人们习惯了被占领下的生活，如同习惯了鼠疫。
这看似是加缪将“人祸”美化为“天灾”，看似是写作者的圆滑处世与善恶模糊。
但一个加入抵抗法西斯运动的作家，不至于平庸如此。
《鼠疫》描绘的是极端环境下人性的复杂。“绝大部分人能做出简单的善恶判断，但只有少数人愿意在判断下做出实际的行动。更少数的人愿意承担选择所付出的代价。”
“灰色地带”是当下热词。《人类简史》中有言：“矛盾本就是文化无可避免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如果人真的无法同时拥有相互抵触的信念和价值观，很可能所有文化都无从建立，也无以为继。”正是因为人有自私的本性、脆弱的身躯、有限的生命、合理的冲动、视而不见的能力与否认灾难的本能，人性才更显丰富，文明才得以进步。
我们选择留在灰色地带，选择对大部分行为不置可否，因为我们拥有无法改变的妥协与懦弱。
放眼当下，社会评论家与专栏写作者热衷于苛责疫情中的人性弱点，却对自身视而不见。仿佛总是站在制高点预设对方为完美圣人。
当然，“惩奸除恶”乃他们的天职，我本无权讽刺。只是加缪选择拒绝此种盲目自大，他并不苛责人性弱点，他温柔理解个体的困境。诚如小说中所言：“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鼠疫。”
我们的妥协，我们的软弱，正是我们身上的鼠疫。
疫情当下，也许英雄主义可以给人力量。加缪所言不虚，“唯一的英雄主义是诚实”。
坦然诚实地面对困境，接纳人性弱点，温柔理解个体的困境，便已是最好的反抗。
瞿塘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水流时而险恶湍急，时而安若明镜。人心时而冰冷，却常常滚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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