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罪己诏，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便会是汉武帝，他晚年所下的“轮台罪己诏”几乎已经成为古代帝王反躬自省的代表。
然而，第一位下罪己诏的皇帝却并不是他，而是他的爷爷——汉文帝。
很多人可能会奇怪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不正是在汉文帝手中开创的吗，在那个推行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时代，无为而治的皇帝究竟是犯了什么样的错，以至于要下“罪己诏”呢？
其实说起来，汉文帝还真是冤。
根据《史记》的记载，汉文帝登基的第二年（公元178年），分别在十一月“晦日”（三十）和十二月的“望日”（十五），连续发生了两次日食。
这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可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
我们知道，“天人感应”学说的集大成者，是汉武帝时的董仲舒，他当才还只是一岁大的婴儿，要在四十四年之后才能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不过他所推崇的“天人感应”思想诞生并流行的时间要远远早于他。
最早的文字记载可追溯到儒家经典《尚书·洪范》中。孔子也曾经说过“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这样的话，还劝诫君王要“正刑与德，以事上天。”
《左传》中更是有“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的说法，所谓日月之灾，指的就是日食和月食。
《汉书·五行志》中将日食与国政乱象相附会的例子比比皆是。刘昭注《续汉书·五行志》则引李郃上书：夫至尊莫过乎天，天之变莫大乎日蚀，地之戒莫重乎震动。可见在汉代，日食是非常不祥的天象。
由于自己和母亲薄氏并不受刘邦宠爱，以藩王身份继位大统的汉文帝刘恒一直都是“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如今半月之间日食继现，乃是亘古未见的异象，不论是汉文帝还是母亲薄太后，恐怕都寝食难安。
深受黄老学影响的刘恒母子，显然很清楚“卑弱以自恃”的道理。既然上天对他发出了如此强烈的谴责，他怎能不有所表示呢。于是汉文帝主动承担了天变的责任，下诏曰：
朕闻之，天生蒸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菑，以诫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见于天，菑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讬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饬其任职，务省繇费以便民。朕既不能远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戍，而又饬兵厚卫，其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馀皆以给传置。
史上最早的“罪己诏”就此诞生了。然而它的诞生，并非缘于皇帝或大臣的罪过，更多的还是因为皇帝内心深处的不安。
不过，这件事里有一个乌龙事件，连续两次日食的记载，其实是太史令的失误。当然，如果我们厚黑一点的话，也可以想象或许是太史令故意给这位新皇帝来个下马威。
从科学的角度看，半个月时间里连续发生两次日食，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事，违背了自然规律。其实古人应该也发现了这一点，班固著《汉书》时就没有将第二次日食记录进去，显然是意识到这个连续发生日食的记录有问题。
《罪己诏》下了以后，汉文帝又做了三件积德的事，一是亲率耕种，二是将百姓因犯罪而被罚的劳役以及百姓拖欠官府的种子全都免去，三是废除了肉刑。
汉文帝的做法当然是无可挑剔的。虽说“天人感应”并不科学，但最初的出发点还是好的，就是为了诫勉君臣。然而，一年之后，即汉文帝三年，日食又发生了。
不过此时的汉文帝已经开始有了帝王的气概，他没有再把责任归咎给自己，而是把锅甩给了丞相周勃，并借这个机会免去了周勃丞相的职务。鉴于当时还有很多列侯生活在长安，汉文帝要求周勃作出表率，回到自己的封国去。这样一来，汉文帝的权力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回头再看汉文帝的《罪己诏》，我们会发现，他的低调背后，其实也未尝不是一种谋略。
参考书籍：
《史记》
《汉书》
《后汉书》
刘次沅《中国古代常规日食记录的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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