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死”和“安乐死”，什么时候能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
前天同学微信说，唐老师进ⅠCU病房一个半月了；今早另一同学微信说，唐老师已驾鹤西去。
记得5年前参加同学30周年聚会，路过乐昌时，随几个同学去医院拜望了唐老师，他精神尚好，还与我们合影。想不到这是我与他的最后一面。
明知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还是暗然了好一会，才在微信中写到“一路好走”。
著名文学家巴金曾插着呼吸机，在病床上熬了整整6年。巴金想放弃这种生不如死的治疗，可是他没有选择的权利。因为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下去。哪怕是昏迷着，哪怕是靠机器，只要活着就好。他临死前说：“活着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的煎熬”。
不知躺在医院五年多的唐老师，是否也有与巴老一样的感受。
徒劳的过度抢救，往往只是增加病人的痛苦。即便生命在延续，也是没有尊严的。这种做法，无异于对亲人的“凌迟”。
我无法接受这种令人恐怖的极刑“凌迟”，也绝对不愿让亲人接受。
父亲过完70大寿，就连续几个月打针插管，躺在中医院，几次病危，一直确定不出什么病。
我白天为生存而战，晚上陪护，困得扶在床边睡着了，父亲不忍心叫醒我，自己晃晃悠悠地挣扎去上了厕所，差点跌倒弄出声响，我才醒来。他看着满面内疚的我，痛苦地笑着说：“不好意思，我连累你了。我这是老了，不用再治，让我回家吧”。我明白，但我不敢也不忍放弃。
病情再次恶化完全不能自理不能言语，把父亲转到了人民医院。检查后，老医生把我拉到偏僻处说“你父亲得的是慢性黄胆肝炎，晚期，最多还有7天的时间”，他顿了一下，见我不作声继续说：“打强心针，也许还能多活三五十天，费用非常高”。我问：“活的什么状态？”他说：“差不多象植物人”。我断然道：“不考虑了，可否让我爸多吃些安眠药，让他不再痛苦难受？”老医生微笑地看着我，好一会才说：“我欣赏你的明智，但作为医生，我不能这么做，我只能答应你，我会尽力让他舒服些”。我感激地紧握着老医生的手！
第五天，我请了理发师傅帮父亲理发、剃胡子和洗脸。父亲微睁眼看了我一下，露出一丝微笑。
第六天后半夜，即第七日的凌晨，父亲安然地走了。
4年后，46岁的姐姐，与在家上电脑的姐夫说了一声“我走了”，就在开门外出时倒下，真的永远地走了。我哀痛她的早逝，却羡慕她无任何痛苦地安然而去。
2015年底，我呼吸困难，彻夜难眠，自小体弱多病，感觉大限将至，渐渐把公司大权交给了小蜜同志，而后又辞去了房产中介协会监事长的职务，婉拒一切活动。
打球、爬山、游泳、钓鱼、旅行……，期盼在不知不觉中象姐姐一样“说走就走”，不想因“老不死”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而拖累家人，也不想因“老不死”让自己饱受折磨还让亲人痛苦不堪，特别是不想失去尊严让别人来清理自己的屁股和小鸡鸡，于是设想着万一突然不能自理了，如何自尽。
“宁愿死在球场上，也不愿死在床上”的20年的蓝球老友“肥叔”，听完我的想法，大笑道：“已经不能自理，哪还有能力自尽啊？！”
我慌恐，到时真的是“身不由己”了吗？好在下面的两则消息，让我看到希望。
台湾知名作家琼瑶发表一封公开信，表达了选择“尊严死”的意愿。她嘱咐儿子和儿媳，自己无论生什么重病，都不动大手术、不送加护病房、绝不能插鼻胃管、不需要急救措施，只要没痛苦地死去就好。“你们无论多么不舍，不论面对什么压力，都不能勉强留住我的躯壳，让我变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卧床老人！”（台湾2019年实施《病人自主权利法》，为“尊严死”保驾护航）
瑞士一对跨过两世纪的94岁的老夫妻，不愿忍受病痛的折磨和不愿忍受对方先自己而去的孤苦寂寞，请亲朋好友聚餐后，坐在床上手拉手，让医生注射，安乐而去。（瑞士安乐死早已立法）
“尊严死”和“安乐死”，什么时候能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
假如我老病的不能自理的时候，请让我舒适、安详、有尊严地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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