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对待黑格尔的方法是先对他大骂一通，然后转头不顾。但紧随其后的那一代大陆哲学家却不得不直面黑格尔，到 19 世纪 30 年代，黑格尔的影响已经非常巨大。在这一代哲学家中，最重要的是丹麦人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1813—1855 年）。克尔凯郭尔现在通常被认为是存在主义之父，但他首先将自己视为一位宗教作者和一名反哲学家。实际上，他并不反对一般而言的哲学，而是反对黑格尔哲学。尽管如此，克尔凯郭尔跟其他同辈人一样，曾深陷于黑格尔的魔力，远远超过他所愿意承认的。
克尔凯郭尔指责黑格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黑格尔导致了整整一代人思想生活的非人性化。这种非人性化是黑格尔“纠正”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所产生的结果。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定下过三条基本的逻辑原理：
1.同一律（A=A）
2.不矛盾律（非［A 并且非 A］）
3.排中律（A 或者非 A）
黑格尔认为这些原理是错误的。他新的辩证逻辑颠覆了这些原理。根据他的辩证法，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事物都是它自身的对立面，因而，A=A 并不有效，因为 A=非 A。（希腊民主制从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希腊奴隶制，因为，它是它自身的对立面。）如果同一律是站不住脚的，那么不矛盾律和排中律也就崩溃了。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傲慢的看法表示气愤。他用下面这类短文嘲笑这种看法：
如果你结婚，你会为此感到后悔；如果你不结婚，你还是会为此感到后悔；……不管你结婚还是不结婚，你对二者都会感到后悔。
嘲笑世上的荒唐事，你会为此感到后悔；悲叹世上的荒唐事，你也会为此感到后悔；嘲笑世上的荒唐事或者悲叹它们，你对二者都会感到后悔……信任一个女人，你会为此感到后悔；不信任她，你也会为此感到后悔；信任一个女人或者不信任她，你对二者都会感到后悔……吊死你自己，你会为此感到后悔；不吊死你自己，你也会为此感到后悔；吊死你自己或不吊死你自己，你对二者都会感到后悔……先生们，这就是所有哲学的要点和实质。
克尔凯郭尔所写的并非真是所有哲学的要点和实质。这只是黑格尔哲学的要点和实质，在这种哲学中，所有的对立都被抹杀了，这导致了极端的冷漠和道德败坏，并且由于否定了排中律，从而取消了非此即彼的抉择——因而否定了自由，而在克尔凯郭尔和他的存在主义追随者们看来，自由是人类生存的本质。因而，克尔凯郭尔在他的名为《非此即彼》的书中发表了前述那个“迷离的演说”，这本书的题目本身就是对黑格尔的一种攻击。
黑格尔不仅抹杀了“此”与“彼”之间的区别，而且还取消了认识论与本体论之间的差异，他断称“凡是合理的即是实在的，凡是实在的即是合理的”，这是存在与思维之同一性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克尔凯郭尔颠覆了黑格尔的论断，他主张存在是一个不能被思考的东西。这个主张具有双重意义：（1）思维和存在不是同一的；（2）对“存在”进行思考是不可能的。
回忆一下，黑格尔的神已经发现自己无法思考纯存在。克尔凯郭尔把这个限制又推进一步，他认为不只是纯存在不可能被思考，任何存在都是不可思考的，因为，从克尔凯郭尔的柏拉图式意义理论来看，思维始终是一种抽象形式。语词是指称概念的能指，而概念则是一般范畴。对克尔凯郭尔来说，在“这只棕色的狗服从它的主人”这个句子中每个语词都表示一个抽象物。语言从经验中抽象出来并且废除了差异，以便使思想和交流成为可能；因此，（受语言限制的）思维使我们疏远了真正的存在，真正的存在从来就不是抽象的而始终是具体的。
作为黑格尔哲学这种抽象物的对立面，克尔凯郭尔哲学把我们带回到具体的存在。但并不是关注事物的具体存在，而是关注个体的人的具体存在。勒内·笛卡尔曾经正确地把自我作为哲学的起点（“我思故我在”），但他又错误地把自我等同于思维，就像后来的黑格尔那样。克尔凯郭尔说道，“思维是一回事，存在则是另一回事。”我可以思维和谈论许多关于我自己的事——“我是一个教师，我是个男人，我是一个美国人，我在恋爱，比起香草味我更喜欢巧克力味。”但是，当我在谈论和思维我自己时，有一个仍然无法被思维的东西——我的存在，它是一个“不尽根”（一个无理余数）。我无法思考它，相反，我必定经历着它。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我的活生生的存在就是激情、决定和行动。其中没有任何一个范畴可以被思维所穷尽。但克尔凯郭尔并不是在说存在与思维没有关系。事实上，存在与思维必定是相互渗透的。那么，是什么样的思维呢？它是一个“生存性的探索”，它“把自己越来越深地献给存在的事业，带着对存在是什么的意识，看透一切幻觉，在行动中重构存在，从而变得越来越具体”。
为了解释这个观点，我必须对一个区别作出澄清，即克尔凯郭尔在其《结论性的非科学附笔》中作出的“客观思维”和“主观思维”的区别。第一种思维是这样一种思维，对它来说存在着客观的真理标准，例如在数学、科学和史学中就是这种情况。如果你想要知道“3+2=5”、“f=ma”或“恺撒在公元前 49 年渡过卢比孔河”是否真实，你可以用公认的标准来判定这些论断是否是真理。那么，客观真理是存在的，但它们与生存漠不相关。也就是说，它们与我的生存没有本质关联。如果我发现它们中的一个是错误的，我也许会很吃惊，但我不会因此而变成另一个不同的人。因而，克尔凯郭尔并不关心客观真理。
然而，对主观思维来说，不存在客观的真理标准。主观思维存在于例如价值观中，比如伦理观点和宗教观点。如果我告诉你给他人造成不必要的痛苦是不道德的，而你怀疑我的论断，那么最终并不存在任何我可以向之求助的客观标准，因而我无法证明我的观点。（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康德主义不会起作用，因为它预设了对自相一致和不矛盾性观念的重视。但如果你拒绝接受这种重视又如何呢？）同样地，如果我主张“上帝是爱”而你对我表示怀疑，我无法求助于任何客观的真理标准来为我的断言进行辩护。
然而，这些主观真理对我的存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客观真理则无关紧要。我们做什么，基本上我们就是什么，而我们做什么——我们的行动——是各种决定的结果，决定则是我们所选择的价值观的具体体现。然而，这些价值观无法被建立在确定性的基础上，而总是由于信仰，对不确定者的信仰而被接受。
克尔凯郭尔认为，在直面所有事物的不确定性时，对价值观和决断力的需要激发了一种眩晕和根基的丧失，它们揭示了真实的人生境况乃是痛苦而绝望的。黑格尔错了，现实的并非合理的。对人生现实的活生生经历并非出于理性，相反，它是一种令人绝望的虚无，而又渴望成为某种东西。（但是，黑格尔说的难道不也是这个吗？）
除了道德评价和宗教评价，还有其他主观真理。但克尔凯郭尔告诉我们，这些真理只能被间接地传达。它们可以被暗示、影射、夸大、轻描淡写、谎报、取笑、诗化或者忽视。但它们不能被言说——或者至少是，即便它们被说出来，它们也无法被直接理解。“我的死亡”这一真理就是这样的真理。我知道所有的人都有一死，我是人，所以有一天我也会死。通过在历史课和生物课上所做的研究，我对死亡有了很多知识。但这种知识并不意味着我已经把我的死亡作为一个主观真理加以把握了。
在《附文》一书中，克尔凯郭尔讲述了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在哥本哈根的街角遇到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邀请他去吃饭。被邀请的这个人很热情地答应出席，但就在此时这位未来的客人被一块恰巧从楼顶掉下来的瓦片给砸死了。克尔凯郭尔嘲笑这个死者，他说人们碰到这种情况会把自己给笑死。这个例子中一个人对未来作出绝对的承诺，但他的存在却被一阵风给拂了去。在对这个故事所带的讽刺暗笑了一会儿之后，克尔凯郭尔自问是否对这个小伙子太过严酷了。我们当然不会预期这个客人答复邀请时这么说：
“你可以算上我，我一定会去。但我必须把这一偶然情况排除在外，即一片瓦片恰好从楼顶吹下来把我给砸死了，因为发生这种情况我就来不了了。”但是《附文》的读者会认识到那恰恰是克尔凯郭尔所想要的回答。当我们理解到在我们所作出的每一个关于未来的陈述后面，我们都可以正确地附加一句“但是，我可能下一刻就死了，这样的话我就参加不了了”，这时我们才把握了关于我们的死亡的主观真理。
克尔凯郭尔这个故事的意图并不是要激起一种病态感。在他看来，对作为主观真理的人之死亡的发现成为另一个发现的由头，即发现“人的生存”是一个主观真理。只有面对永恒那大口洞开的无限深渊，存在的直接性和脆弱性才能得到理解。
大多数人根本遗忘了虚无就在近旁，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用在琐碎的思维和无意义的事情上。（“我的袜子破了洞吗？要是我系一条脏领带，人们对我会有什么想法呢？”）但是，对我们的主观真理的发现具体化并强化了我们的生存。它有助于我们安排我们优先考虑的事，澄清我们的价值观，并且还有助于使自我从它在社会角色、物质财富和语言抽象的异化中恢复过来。它揭示了（同时也创造了）对自我来说一直隐而不显的自我。
对克尔凯郭尔来说，自我在本质上就是主观性，主观性由个人对自己主观真理的信奉所构成。在克尔凯郭尔看来，本真的自我，是一种通过自我反思的活动而“自我选择”的自我，这种活动澄清并且创造了各种价值观，并且同时为这些价值观承担全部责任。按照克尔凯郭尔的看法，这个过程恰恰是被黑格尔排除在他的体系之外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个过程是任何一个体系都必然会抹杀的过程。因而，克尔凯郭尔是反体系的，并且把他的一本书的书名定为《哲学片段》，这是打在黑格尔脸上的又一记耳光。
克尔凯郭尔认为他的任务并不是发展出一种新的认识论，也不是创建一个新的形而上学体系，而是创造一种全新的人类——能把握自己的自由并且创造自己命运的人。（19 世纪另外两位率性的思想家也加入他的这个任务中，这两个人我们也将会研究：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尼采。）克尔凯郭尔把他的新人类称为“信仰骑士”。对克尔凯郭尔来说，这种人具有一种超人的力量和伟大。克尔凯郭尔这样描述信仰骑士的范型：
世界上的伟大之人不应该被遗忘。但每个人都曾以其自己的方式而伟大……每个人的伟大都是与其期望成比例的。一个人曾因期望可能之物而变得伟大，另一个人曾因期望永恒之物而变得伟大，而那个期望不可能之物的人比所有的人都伟大。每个人都应被铭记，但每个人的伟大都是和其为之奋斗的东西的伟大成比例的。那与世界斗争的人曾因征服世界而变得伟大，那与自己斗争的人曾因征服自己而变得伟大，而那与上帝斗争的人则比所有的人都伟大。
这些骑士把握了所有存在的荒谬性和偶然性。大卫·休谟已经对所有事物的无关联性有所思考。但休谟仅仅是对之有所思考而已，而信仰骑士们则本能地感觉它。但是，他们在自己身上找到了统一他们世界的力量，即通过意志的行为来将世界团结在一起，这个力量克尔凯郭尔称之为“信仰”。这些骑士是个体，他们深入地审视人类世界，并且看到在最深的层面上我们是孤独的。我们处于“绝对的隔绝”之中——这是一种造成疯狂或“神圣疯狂”的孤独，因为克尔凯郭尔的英雄们只孤独地和他们的神在一起。
事实上，克尔凯郭尔的信仰骑士，他的“新人类”，根本就不新。相反，他们是以克尔凯郭尔对《圣经》中的祖先亚伯拉罕的曲解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亚伯拉罕在深夜听到一个声音命令他献出他的儿子作为牺牲。亚伯拉罕对这条消息的意义承担了全部的责任——这是他的意义，他的主观真理，他也对他的行为承担了全部的责任，由此他成为一个克尔凯郭尔式的英雄。克尔凯郭尔这样描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比所有人都伟大，他由于实为软弱的力量而伟大，由于实为愚蠢的智慧而伟大，由于实为疯狂的希望而伟大。”黑格尔曾把人类存在转换成纯粹思想。克尔凯郭尔把“荒谬者”这个新范畴，引入哲学并将之置于他理想的人类内心，以此来反对黑格尔的理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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