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共二十篇，第一篇曰《学而篇》，第一句话为：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几句话在中国流传了两千多年，历久弥新，琅琅上口，只要读过几年书的中国人都会背诵如流–堪称世界文化之一大奇迹。几年前，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典礼上，有一场节目颇为壮观：几十个身著古装的学生，手击乐缶，口中唱曰：“有朋自远方来……”，对远方来参加盛典的客人致以由衷的欢迎。
其实，这几句话所包含的意思，两千多年来的儒学大家，有过激烈的争议。几乎每个字都曾有过不同的见解。我读到这几句话的时候，常有几个问题萦绕脑际：孔子所谓的“学”是什么内容？“学”与“习”有何区别？“说”与“乐”是否有别？他们学习的目的是什么？
“学”与“习”，“悦”与“乐”
现代汉语把“学”与“习”两个字合起来组成一个动词，学习的意思似乎就是学，即获取知识。古时，这两个字的意思有所不同。
“学”的古字为“斅”，《说文》曰：“觉悟也。从教冂。”而教则“上所施下所效也”。因此，学之本义是效法的意思。受教于人而效法之，谓之学。
“习”的繁体为“習”，《说文》解释为：“數飛也。从羽从白。”我们不难想象，“习”犹如小鸟学飞，需要模仿，然后不断练习，失败了，停下来，歇一会儿再来......练习到娴熟，自然能够像大鸟一样翱翔自如。练习多了，娴熟了，成了习惯，因此“习”又引申为习惯。
学过音乐的人都有过深刻的体会：每学演奏一首曲子，必先在老师的指导下一次一次地效仿，音调、指法、节奏都必须逐一效仿，然后不停地练习，在练习的过程中对乐曲又产生更深刻的理解，经过数十百次的练习后，终于可以背谱演奏并通过演奏表达自己的感悟，此时往日练习的辛苦已经丝毫无存，心中充满了喜悦。
依我看，古人所谓学与习，与乐人学琴应该有些类似，即跟随老师的指导，在感悟道理与亲身实践之结合中不断进步，每进一步，心中自然会充满喜悦。孔子所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而等到技艺娴熟，可以自成一家，可以与朋友切磋、分享记忆了，与他人分享时，心中充满喜悦，即孔子所说的“不亦乐乎”之乐。悦是内心的喜悦，孤独的，乐是分享的，与他人一起的。
《朱子语类》里记载了朱门弟子对“学而时习之”的不同理解，其中一句话解释得非常贴切：
或问：“学而时习之。”曰：“学是学别人，行是自家行。习时行未熟，须在此习行之也。”
《论语》又载：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意思是，读《诗》的人，若无法以其所学使用于实践中，即使背诵再多，又有什么用？背诵是“学”，实践是“习”。由此可见，孔子非专为学问而教，而是为了能在实践中应用学问而教，即所谓“学以致用”，学的目的是为习、为用、为实践。
孔子教人以道，因此孔门弟子所学的、所习的都是“道”。听上去似乎无比抽象。其实，每一门学问都可以用一个“道”来形容，譬如老庄之道、释道（佛学）、耶稣之道，乃至茶道、养生之道，等等，道几乎是学问的同义词。然而，孔子所教的学问又是何物？这些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
孔门之学
《礼记–檀弓》载孔子葬母，门人助葬。孔子丧母，年二十四岁，那时已经有门人相随，至七十四岁卒，如果《礼记》所载可信，则孔子一生教学不下五十年，可谓终身致力于培养人才。相传孔子弟子共七十余人，来自鲁、卫、齐、宋、陈、吴等国，有贵族，有平民，有富的，亦有穷的，但他们学后皆有所成，不乏出类拔萃之士，显于当时，传于后世。那么，孔子所教授的是什么？
钱穆在《国史新论–中国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写道：
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为教，当时称之曰六艺。凡此六艺，都是当时贵族阶级日常事务中所必需历练的几项才干。故贵族之疏远层，及民间俊秀，必先习此六艺，乃能在贵族圈中服务。当时称之谓儒。儒乃是当时社会一行业。孔子自己身通六艺，其弟子除娴习当时例行的六艺外，或通政事，或擅理财，或长军旅，或娴外交。要之，均可成为政治人物，供当时政治上之实际应用。但更重要的，孔子乃在此种政治界实用艺能之上，发挥出一番大道理。此一番大道理，私之可以修身齐家，公则可以治国平天下。并亦永为中国后世所信守而遵行。于是在儒的一新职业之中，加进儒的一新理想。自有孔子，而中国教育内容遂超出于政治事业之上之外，而成为社会人生文化一切行为主要有理想的一项目，而孔子因亦被称为至圣先师。
所谓“艺”，其义近于今日所谓“职业”，这些职业是为贵族、宫廷服务的。拉丁文有“arte”一词，亦有职业的意思，并非今日所谓艺术之艺。礼、乐、射、御、书、数之学，无异于周初的官学，但孔子从古籍中汲取材料，自编了一套教材，即后世所谓《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然而，孔子教育所独到之处，是钱穆上文所谓通过六种职业训练而发挥出的一番“大道理”、“新理想”。这“大道理”、“新理想”是什么？依我看，只有一个字，即“仁”。仁是孔学最高境界，是孔门的理想。孔门子弟也正是因为怀抱这个崇高理想才个个成为一代菁英。孔子教导他的学生说: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
为了仁，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又说：
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
人的生活不可一日离却水与火，可是他认为仁对于人的生活比水火更重要。
那么，“仁”又是什么？
《说文》的解释是：“仁，亲也。从人二。”可见，人就是两个人相对的意思，我与他的相对互动，才成就了我与他的存在，没有“他”，“我”便是孤独之一“我”，亦即无所谓“我”。正如物理上快与慢是相对的一样，因为有了“慢”，“快”才有了意义–如果路上行使的车都保持同样的速度，那么就无所谓快与慢；同样因为有了“他”，才知道什么是“我”。最先解释仁这个字的是东汉经学家郑玄，他说：
仁也者，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
梁启超在《孔子》一书写道：
相人偶的人字，汉朝有怎么别的读法，虽不可考，但“相人偶”三个字却好极了。偶就是耦而耕的耦，相人偶，是人与人相互的意思。人与人相互，才能证现出一个抽象的人格（即仁）。
那么人与人又应如何相互，才可以成为“仁”？
《论语》录下两段孔子与学生的对话：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矣。”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两个学生问的同是一个“仁”字，但是孔子所作的解释不尽相同：
其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用现代语表达，可以说“我自己想达到的，必须同时帮助我同类一起达到”。这是仁者积极的表现：自己有能力送儿女到美国就学，不妨帮助他人的儿女至少有能力在中国就学；自己致富了，不妨帮助他人摆脱贫困；自己住上了豪宅，不妨帮助那些蜗居群族有能力买到一套栖身的公寓，等等。
其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谓之“恕”，用现代语表达，可以说“如果我自己不想要，也不要让我的同类承受”。这是仁者消极的表现：我既为人，他亦为人；我如果为一件事感受到痛苦，他也是人，他感受到的痛苦必与我的痛苦一样，因此而“勿施”于他。子贡问孔子是否有一言可以终身行，孔子答：“其恕也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日常生活中，这句话无处不适用。例如：排队的时候，自己不希望别人插队，那首先自己不要插别人的队；烈日溽暑的夏天，自己不愿意在没有空调的环境下工作，那就不要让某些工人在四十度的高温下工作；自己不愿下煤矿去为了每日几十元的报酬而冒生命的危险，那至少可以花点钱保证矿井下的安全设施；自己不愿意因贫困付不起医药费而痛苦地呻吟于医院的走廊里，那就伸出援助的手，不计得失，立即拯救这个病人，解脱他的痛苦；不愿看到自己的子女受虐待，那就千万不要虐待他人的子女，等等。故孟子说：“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仁”就是那么简单，因此孔子说：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只要愿意，人人皆可以一己之心推度他人乃至全群体、全社会人之心，“仁”心人人可及。如果我们每个人，尤其是那些掌握治理国家大权的“君子”，都能秉着这两句话处理生活、经济、政治中的每件事，那么这个社会该是何等温馨而和谐的社会！
其实，“立人达人”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表达的是同样的道理，即推己度人，以自己的心去推度他人的心。所谓他人，自近而远，从自己的父母兄弟，到同族亲戚，到朋友同事……及至整个群体与社会，乃至古人所谓的“天下”。“仁”的理想贯穿孔子一切思想与行为，“仁”道即是我与他、我与集体乃至我与社会互动之道，是孔子人生理想与社会理想的基础。他对曾参说：
“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完美的制度、法令、礼仪，倘为一群缺乏“仁”心之人而设，终将无济于事，结果必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因此，孔子又警戒曰：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实现“仁”的理想自然成为孔门教育的终极目的。在孔子的价值体系里，没有贵贱、贫富之分，更没有所谓相对的阶级之争，只由君子与小人之分。君子是具有智慧、“仁”心而且勇敢的人，反之则是小人。孔子希望他的学生都能成为君子，然后以君子的人格魅力，感化一个群体，乃至整个社会。他的学生多次问他怎样才能成为君子，孔子因材施教，回答也常常因人而异，其中回答子路是这样说的：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这句话总结了孔子门人学习的目的，“修己”的意思是通过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与人格魅力，其最崇高的目的决不是为了一己之私的车马服饰饮食住宿等物质享受，也不是为了一己之私的财富之多寡或社会地位之贵贱，而是为了“安人”，即造福于他人。修养高了，人格魅力大了，影响力所及的范围扩大了，那就不仅可以安人了，更应该去安百姓，安天下了。这不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吗？
“修己以安人”，这五个字，可以用来概括儒学的用功所在。而达到这个境界的条理次第，则在《大学》里阐述最清楚:“格物、至知、诚意、正心、修身”就是修己，“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安人、安百姓。“以”字至关重要，表示“修己”的目的是为了“安人”。
“仁”，即人相偶，推己及人，修己以安人，推广开来，便成为一个社会理想，一个充满“仁”心的世界，此世界《礼记–礼运篇》名之曰“大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运篇》冠语载孔子言曰：“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他知道大同之鹄不可骤幾，但立志以此为鹄而求索。孔门弟子学成后，有从政的，有从商的，有理财的，有专做学问的，等等，他们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领域，但是总是以“仁”作为他们最高的人格标准，不忘“修己安人”、“杀身成仁”的教导，因此名显当时，功垂后世。
孔子死后二千四五百年，孙中山以一布衣，奋发而起，领导民主革命，所高呼的理想就是《礼运》中的“天下为公”，至今仍高悬于南京中山陵。中华民国的国歌里唱道“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国民革命的社会理想就是上述《礼运》篇中的大同世界，也就是“仁”的理想……今天，每日千百个瞻仰中山陵的游客，他们看到陵前的横匾上“天下为公”，是否知道这四个字所蕴含的二千多年来中华民族所追求的社会理想？
西人的思想
“修己安人”只有中国人有过这样的理想吗？不，西人也有类似的说法。古犹太教的教义里有所谓« Golden Rule »者，其形成之年代或许比孔子更早，其要义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己欲达而达人”，只是西人没有发明一个类似于“仁”的概念。最近微软的印度族CEO，写了一本书，宣扬« empathy »，其要义与“仁”相近。去年送儿子去法国就学，学校在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城，是一所法国教育系统所特有的所谓«高等菁英院校»之预备班（classes préparatoires aux grandes écoles），为时两年，结业时以竞考成绩优劣转入不同«菁英»工程、商务或师范学院。此等预备班源自拿破仑时代，专门培养高等工程、管理、教育人才。报名登记后，校长向家长、学生介绍学校，不无自豪地称学校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历届学生中名显当世者不可胜数，但学校自建校以来始终遵循一个教育宗旨：“Réussir pour servir”，直译成中文为“成功为了服务”，正是孔子所谓“修己以安人”。
中国人重视教育，已有三千年的历史。今天学校里所教授的课程，当然比以前复杂多了，学校早已不复是一个“化民成俗”的政治平台，而成为掌握知识与学术研究的机构。中国古人不重视自然科学，自清末洋务运动后，西学东渐，科学始被重视，新文化倡导者认为唯科学可以拯救中国于衰亡，因此自然科学起而凌驾于中国自古所重视的伦理、道德、文学等人文学，成为我们教育的中心，唯物主义也因此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自然科学属于物质范畴，然而人之所以有所异于禽兽，是因为在物质生活以外，另有所谓精神生活。所谓精神生活，无非是人与人的彼此互动、人与社会的互动、人的道德、理想及信仰，等等。社会进步固然离不开自然科学，但人生、群体、社会倘其精神无所寄托，则此人生、群体、社会将如四肢发达而脊椎软弱的躯体，迷茫颓靡于无穷之欲壑，汲汲纷争于一己之微利，腐烂颓废而不自知。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