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饼越发地胖了，穿着厚厚的棉衣，脸蛋红扑扑的，鼓鼓的都是肉，真就像个熟透的红苹果。他靠在沙发上挥着手蹬着脚，频率还是一如既往地快。这么爱笑的小孩，一逗就笑，一逗就笑，手挥着挥着脚蹬着蹬着也不时地笑出来，一笑眼睛就没了，弯弯地眯在那里，一家人都围着他看着他从心里笑出来。“原来世界上还有这等减压神器啊！”我在心里感慨。小饼就是个发散着无限光芒的红太阳，每个靠近他的人，都感到了满满的快乐。
快乐的周末一晃就过去了，我重又坐着大巴回到了上海。这一周，陪我去上海的是我哥。
我把预约的时间换到了下午，为了能在家多呆一个晚上。吃完午饭，小睡一会，我起来去敲我哥房间的门。我们两个人慢慢地走在路上，基本不说话，却没有丝毫的局促感。过马路的时候，我哥会抓住我的胳膊扶住我，扶着我过完马路再松开。这真是一种奇妙的体验，我已经不记得单独和我哥两个人走在路上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哥哥大了我8年，我从小就仰头看他，屁颠屁颠地想跟在他身后还时不时地被他嫌弃我太小。他参加工作后每年从外地回来都给我买好多漂亮的衣服买好多好吃的零食，连自己生病回来都没拉下过礼物。这一次，还是我哥哥，主动提出陪我到上海，减轻下大饼的压力。我想着哥哥对我的好，心里有股暖暖的热流在流淌，扭头看哥哥的侧脸，“嗯，还是挺帅的。”我在心里嘀咕完，一下子就笑出了声。我哥诧异地看我，我冲他笑，笑得脸上的肉都堆在了一起。这真是个温暖的午后。
三个位置嗡完，我哥陪着我又慢慢地走了回来。回来的路上，我觉得累，两腿越发地没有力气，看来周末闪回宁波还是有代价的。走了一段，我停下来，摘了口罩大口地喘气。我哥站在我身边，焦急地看着我。喘了一会，胸腔里有新鲜的空气在流动，人好了一些，我继续走，我哥扶住我的胳膊，把我扶回了酒店。
回到房间，我一头栽在床上，浑身躺平，四肢有了依托，终于没觉得那么累了。我瘫在床上，也不知道瘫了多久，再睁开眼，窗外的天已经黑了。
门外有轻轻的敲门声，我哥来问我晚饭想吃些什么，我说盖浇饭就好。我哥火速地带着盖浇饭回来了，他递给我两个袋子，还有一袋是盒装的新鲜牛奶和一些零食，好大的一盒牛奶啊，我冲我哥皱眉：“这么大盒，我怎么喝得完呀！”“慢慢喝，现在还早嘛，喝了牛奶，晚上睡得好！”我哥交待我慢慢吃饭，早点睡觉，让我有什么事随时喊他，然后就回房间吃他拎回来的炒面了。
我关上房门，在小桌子前把餐盒盖子打开，一股浓郁的炒肉香味扑面而来，青椒牛肉盖浇饭，我的最爱。我慢慢地吃着饭、喝着牛奶，刷着新闻，听着窗外呼呼的风，过着这个平凡却温暖的夜晚。
早上醒来，人还是觉得累，嗓子很干，有一点点的刺痛。下午出门前，我换了件厚棉袄，戴好帽子、手套，围好围巾，带来的围巾是薄的，脖子间还会有点丝丝的凉意，全副武装完，和哥哥出了门。
外面的空气越发地冷了，强冷空气来到了这个城市，行道树的树叶都在瑟瑟地抖着。我缩着脖子，想着走快一些，却也走不快。终于到了医院，进了大厅，一下子温暖了许多。我在椅子上坐了好一会，身体慢慢地有些暖了，人才缓了过来。
到我了，我慢慢地走进去躺好，头晕晕的，也没什么心情去看变形金刚玩转乾坤，迷迷糊糊地照完光出来，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看到我哥后，我还一个人在那里想着。我哥问我：“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我犹犹豫豫：“好像，好像，今天少照了一个位置。”“啊？！那我们去问问医生吧！”“算了吧。”我喊住了我哥，“我自己也不是记得很清楚，再说他们不是都按程序设置好的嘛，应该不会出错吧。”我犹犹豫豫地出了放疗中心，走了两步，终归还是放心不下，想着自己今天虽然晕了点，但总不至于这么糊涂，又折返回来，去找我的美女医生。美女医生帮我在放射室查我的放疗记录，过了好一会出来后告诉我：“你没记错，是少照了个位置，我让他们现在帮你补照，就是要再等一会。”我的心放下去又提了起来：“真的少了呀？这照光的程序是怎么设置的？不是每个人都有固定的模式吗？”“是给每个病人都设置了特定的模式，这次应该是我们的操作人员疏忽了。你别急，补上就好了，没有影响的。”我无奈地叹了口气，果然有人的地方就有工作疏忽，还是得做个长心眼的病人啊！
大家的照光时间都是约好的，我也没法一下子插队进去，等我补照完光再出来，已是华灯初上，放疗中心也没什么人了。
走在回酒店的路上，这往常熟悉的路在傍晚却变了模样，原本行人寥寥的人行道上多了好多小摊，有很多姑娘小伙在卖着各种各样的小东西，拉起了一闪一闪的小灯带，原来这里还是条夜市街。吆喝声、询问声、还价声此起彼伏，热闹的人气扑面而来，我也感到了一些小兴奋。我边走边看每个摊位卖的东西，我哥忽然拉我：“你看，那边有卖毛线围巾的，你这围巾太薄了，天这么冷，买条围巾吧！”我笑着冲我哥点头，走过去在围巾摊位前看起来。卖围巾手套的是个姑娘，她告诉我，来这边摆摊的基本都是附近大学的大学生，她也是为了给自己赚点零花钱。姑娘帮我热心地推荐着，我选了条长长的毛线围巾，哥哥帮我一圈一圈地围好，冷风再也钻不进我的脖子，整个人都暖了。
晚上，我缩在被子里，听着风在窗外呼啸了一夜，我一会儿睡着了，一会儿醒来了，迷迷糊糊的。到早上，头痛，喉咙痛，痰在嗓子眼呼噜呼噜地响着，我在心里想：“完了，彻底感冒了。”
我晕晕乎乎地起来，我哥进来看到我后大吃一惊：“怎么了，这站都站不稳了！”“扛不住……感冒了。”我晕晕乎乎地说着。我哥过来扶我，摸我的额头：“哎呀，你发烧了！快，穿好衣服，我们马上去医院！”
我裹上棉袄迷迷糊糊地被我哥架到医院，医生给我量了体温、听了心肺、看了喉咙，体温38度，标准的感冒症状，教授安慰我：“放疗导致你抵抗力低下，这两天又特别冷，就是感冒了，情况还好，吃点药吧。”“那她下午还能继续放疗吗？”我哥不放心地追问。“可以的，好好休息，如果体温到39度了，马上再来看医生。”
我又迷迷糊糊地被我哥架回了酒店，喝了水喂了药，在床上躺下。我哥不时地探我的额头搭我的脉搏，我又沉沉地睡了一觉，再醒来，人舒服多了，脑子也清醒了。
我哥见我醒了，立马拿体温计塞进了我嘴巴，数着三分钟时间一到，忙拿了去看，“37.2度，还好还好，烧退了！”我哥转向我的脸终于放松了些：“要不要喝水？”我点头：“哥，我饿了。”
下午出门的时候，除了嗓子痛、人没什么力气外，我已经好了很多。哥哥跑前跑后地在马路边拦出租车，他把我安排在避风的位置，拦到车后再跑过来扶我上车。
感冒并没有困扰我太久，过了三天就好得差不多了，周五的光照完，在我的坚持下，我又坐着大巴闪回了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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