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六年的三月初，我被提拔到上海戴老板手底下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到上海，上海的潮湿让我的胃很不适应，听同乡说我的住处附近有一个馆子，苏州人开的，却烧得一手好的北方面食，过了些许日子，我和同乡都成了那家店里的常客，不光菜做的好吃，还有唱曲儿的，堂倌也和气的很，叫 人很舒服。
我记得那天是民国三十七年的二月初六，那天正好下雨，我从没有带伞的习惯，同乡见了我，不禁说笑话打趣了我一番，我尚来不在意这些细枝末节，倒也由他去，上海的雨不是很大，仿佛情人在耳边低语，咿咿呀呀的倒有几分可爱 。到了傍晚，雨还在缠缠绵绵的滴着，也落在湖心亭茶馆里厢，堂倌见了我，也笑起来，我有点窘迫，他递给我一杯茶，给我报了我常点的那几样，又坏笑道，今儿你们可有福了，听说，掌柜的从苏州新带来了一个小姑娘，唱歌声音特别的好，我假意不为所动，心却痒痒起来。
带到衣服稍稍干些，台上果然来了一个姑娘，单看相貌并无出奇之处，但是远处看去，腰肢亭亭，素手挽袖，眉头微皱，平添几分韵味，她抱着一把琵琶，身后的师傅拿着胡琴，不一会儿她便启朱唇，发皓齿 ，唱了几句词儿。
声音初不甚大，只觉入耳有说不出来的妙境，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唱了十数句之后，渐渐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个尖儿，像一线钢丝抛入天际，不禁暗暗叫绝 。
日子就在茶馆与任务之间慢慢消磨掉了，转眼已是夏季，极司菲尔路上又有学生在游行了，我看着那些喊着什么什么主义的学生们，我羡慕他们有花不完的气力和改变世界的雄心壮志，我没有，我从不信什么主义，做着这个行当也只是谋生而已，我曾经想过，若是没有战争，我也许会做一个教书先生吧，但是如今，这个愿望显得那么单薄和幼稚。
大公报上又刊登了新的思想和动荡的时局。新思教会了许多人，同乡告诉我，喜欢一个人要敢讲，不喜欢要去追，嗯，，，新思想很好，但是这个思想不适用我。
那天我穿了一套荣昌祥做的西装，黑底蓝条的，还点了一壶碧螺春，我闭着眼睛听她唱“家山呀北望，泪呀泪沾襟”
“小妹妹想郎直到今呀”
“郎呀，患难之交恩爱深”
后来我上去跟她说你好，她回答说先生好，我的眼睛落在了她的碧玉色的耳坠子上，时间为什么会过掉，就停在现在不好吗？一个月，两个月，连续半年我都在听她唱曲，她和我初次见她时一样好看，但是今天可能是最后一次了，我很想抱一抱她，她离我很近但是好像又很远，我很害怕，我逃走了。
过了一会，从茶楼下面走上来两个人，那是戴老板要我杀的人，我掏出抢对他开枪，失手，中枪了，我的脑门开始变黑，耳边还回荡着“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我的胸口很闷，但是我不难过。
我总算解脱了，解脱的不是提心吊胆的生活，是我喜欢你，却没有办法跟你讲。
歌女捻起桌布一角细细将枪口擦干净，细白手腕上的玉镯磕在桌角，清脆一声，仿佛适才枪响。
“琵琶四弦，客官黄泉路好。”
歌女抱着琵琶，旗袍底下藏着尚留余温的枪，袅袅娜娜地出了混乱的茶楼，街角等着一辆黑色轿车，车门打开，是胡琴师傅。歌女最后回头望了一眼茶楼，水灵灵的眼里几分嘲弄几分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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