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是意大利十四世纪学者作家薄伽丘的代表作它以现实为基础，编织出了一百个优秀的故事，为我们展现了意大利的风情和面貌。然而，我国学术界对《十日谈》的价值认识不全面，甚至是比较偏颇，导致本来丰富的内涵变得单一和零散。本文将就《十日谈》的价值提出一些较新的理解，以期更好地解读这部优秀的作品。
一 国内对于《十日谈》价值认识主流观点评述
对腐朽的封建教会以及神学和神职人员的批判一直是我国目前对于《十日谈》价值的主流看法。
1980年，由方平和王科一先生翻译的，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十日谈》是新中国成立后公开发行的第一版《十日谈》。在载于此版书的《幸福在人间——论卜伽丘的巨著<十日谈>》中，方平写道：“在卜伽丘的犀利的笔锋下，‘神圣的’封建教会显现了它的原型。”由此可见，作为译者的方平先生，显然认为《十日谈》的价值就在于揭露了那些看似圣洁的教会，准确来说，是薄伽丘用犀利的笔锋揭露出了封建教会的欺骗性和腐败，这种充满战斗性的评价是方平先生最先给出的。(如果不准确，还请指出）
对于具体故事的分析，方平先生也持同样的立场和观点，他在评价第一天第一个故事时，这样写道：“恰泼莱托在临终时编造了一篇忏悔，把神父骗得深信不疑，虽然他生前无恶不作，死后却给人当作圣徒，被尊为‘圣恰泼莱托’。教会捧出这么个偶像来——不管他生前是‘圣徒’也罢，歹徒也罢，对于它，反正是一回事，只要归根结底，能达到一个目的：欺骗广大的人民，能在群众中煽动起一阵狂热的迷信活动，这就够了。”方平先生把战斗的矛头直指教会——一个不分好歹不论真假，只要能够欺骗大众，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教会，他坚定地认为，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煽动人民进行迷信活动。并且，他认为这个故事的核心价值就是这个，并且整本《十日谈》的核心价值也是这样——以强烈的战斗意识，揭露和批判教会的种种罪恶。当我们完整阅读这个故事时，会发现似乎和方平先生的评价有太多相悖的内容。薄伽丘在这个故事中认为这个神父是善良的，并且在故事结尾处，薄伽丘还写道：“我们靠着天主的恩惠，才能象眼前这么快乐逍遥，欢聚在一起，好安然无恙地渡过这次灾难......崇拜他的，在困难的时候虔诚地向他祈求吧，他一定会听取我们的祷告的。”类似的对于天主的直接赞美在整部书中还有很多，比如第一天故事第二、第二天故事第三、第四天故事第一等。如果整本《十日谈》的核心真如方平先生所言，是揭露天主教会和天主教的虚伪腐败，那么作品中如此之多的赞美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在肖天佑先生于2001年出版的直接由意大利语翻译成汉语的《十日谈》中，吕同六先生在序言中写道：“薄伽丘在许多故事里把抨击的锋芒指向天主教会和宗教神学，以犀利无比的笔锋，辛辣地讽刺了教会的腐败堕落。”
除了译著中的序言外，各类期刊论文中同样也认为《十日谈》最重要的价值是对教会和宗教神学的揭露与批判。如载于2010年第13期《黑龙江史志》中的《从<十日谈>看薄伽丘的人文主义思想》、载于2010年1月的《齐齐哈尔大学学报》的《<十日谈>的叙事方式阐析》等文章。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对于《十日谈》价值解析的主流观点似乎已经僵化，如前文所述，“揭露封建教会和宗教神学的腐败”、“战斗性”等词似乎不能说明，至少不能完全说明该书的价值所在，该书的价值也并不是能够被几个标签化的词和句子所简单概括的。
二 《十日谈》的价值
（一） 薄伽丘和《十日谈》社会背景简介
毫无疑问，《十日谈》是意大利当时十分具有创新意识和反叛意识的作品。在一个梦幻和寓言占据了绝大多数以拉丁语为创作语言的正统文学的时代，薄伽丘却用接近民间的俗语创作了这部约五十万字的作品，不得不说是对“正统”的反动，也是对世俗社会的回归。
薄伽丘的父亲是一位商人，经常四处游走，社会关系十分广泛。薄伽丘在那波利期间，广泛接触了民间社会与宫廷社会，也接触了新兴的人文主义和当时依然强大的宗教神学势力。他崇拜但丁，撰写了意大利最早研究但丁的学术著作之一《但丁传》。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薄伽丘生活的那个时代，正是意大利世俗社会全面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开始凭借手中的资产获得社会地位和引导社会价值取向，但旧的以天主教会为中心的伦理道德和清规戒律依然顽固的时代，是两种矛盾交织和纠缠的时代。薄伽丘作为一个活跃在意大利社会中的人，自然会受到两种思想共同的冲击。意大利文学评论家德·桑蒂斯（Franceso De Sanctis）曾经写道：
就这样，同时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社会，它们相互间并没有很大的干扰。思想自由被否定，禁止对抽象的教理提出疑问；然而实际生活却是另外一回事，人们以上帝和圣母玛利亚的名义去追求享乐，而且人们也可以以上帝和圣母玛利亚的名义去追求享乐。
这段话应当是对当时意大利社会最中肯的评价。教会的力量依然强大到不可挑战，但是世俗的力量也不容小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不可挑战的教条甚至成为了世俗享乐的借口，并且似乎还成为了一种社会风气，这种风气覆盖了当时的一般民众和教职人员。理解当时社会的这种特殊性对于理解薄伽丘《十日谈》的内涵与价值是十分有帮助的。
（二） 对女性问题的关注
薄伽丘虽然是一位男性作家，但是一旦我们通读《十日谈》就会发现，整本书中有大量的对女性的描写。据统计，《十日谈》一百篇故事中，有七十三篇故事都涉及女性以及同女性有关的生活，并且女性形象并不是以贬义的方式出现。在薄伽丘之前的西方文学中（这里不谈民间口口相传的“俗”文学），以如此巨大规模描写女性的作品似乎并没有。在《荷马史诗》中，虽然作者对海伦的样貌进行了褒扬，但是特洛伊和希腊的战争却是因为海伦的美貌而开始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荷马史诗》中对女性的态度是贬斥的。而古希腊的悲剧和喜剧以及中世纪的文学作品中，似乎都极少对女性进行描绘。在《十日谈》以前的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评价来看，都是被极端压制的，毫无影响和地位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父权制，即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受男性控制、组织、操纵的，从而使女性在家庭、宗教、政治、经济、社会、法律、艺术等各个文化领域都从属于男性一直贯穿于《十日谈》之前的文学作品之中，甚至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局面在《十日谈》这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与改善，女性问题在这里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十日谈》中，女性意识觉醒了。
女人家因为胆怯，害羞，只好把爱情的火焰包藏在自己的柔弱的心房里，这一股力量比公开的爱情还要猛烈得多。再说，她们得服从父母、兄长、丈夫的意志，听他们的话，受他们的管教......多愁善感的妇女最需要别人的安慰，命运对于她们却偏是显得特别吝啬。为了多少弥补这些遗憾，我才打算写这一部书，给怀着相思的少女少妇一点安慰和帮助——为的是，针线、卷线杆和纺车并不能满足天下一切的妇女。
在薄伽丘本人所写的序言中，他直接指出了女性地位的低下，她们要受到来自兄长、父母、丈夫的管教和束缚，甚至可能没有行动的自由，整天只能呆在自己的闺房之中。毫无疑问，这样的生活是没有地位和自由的。而薄伽丘写这部书的目的，则是为这些无法获得自由的女性们提供一种自由——阅读的自由。这里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一层是使得这些妇女能够阅读书籍，获得思想上徜徉的自由；另外一层含义则是，间接说明《十日谈》的语言并非是拉丁语，而是通俗语，否则几乎没有受过教育的女性，又怎么能阅读这部作品呢？薄伽丘毫不拖拉，在开篇就明确指出了女性受到的不公待遇，并希望通过这部书，或多或少“给怀着相思的少女少妇一点安慰和帮助”。也许是迫于当时的环境，薄伽丘没有能更进一步地指出女性受压迫的问题，但是从这一段我们便可以看出，薄伽丘实际上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在努力解决它，这不得不说是《十日谈》的价值之一。
除此之外，《十日谈》中的十个讲述故事的青年中，有七位是女性，这在数量上便已胜出了男性一大截。并且，根据作者叙述来看，这十位青年采取每天由一位青年作主持，用“命令”的方式来维持故事的进行。这种方式就使得每一个人能够不停歇地讲述故事，并以此来完成《十日谈》的主体框架的搭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叙述方式中，女性获得了极大的话语权，伴随着这种话语权的，是拥权者不容质疑和挑战的权威性。比如在第二天故事第七中，有这样的描写：“女王命令潘菲洛接着讲一个，他不敢怠慢。”这一天的主持人是一位女青年，她被称作“女王”，她说出的话便是“命令”，这种“命令”使不得违抗的，即使对方是那些“兄长、父亲、丈夫”，因此这位男青年只得继续讲故事，丝毫不敢怠慢。在《十日谈》中，七位女青年都获得了这种话语权和不容挑战的权威，这不得不说是女性意识的觉醒。
而在具体的故事中，女性的地位同样也得到了充分的提高，女性往往是十分机智的，即使遭受了欺凌，也能通过智慧，迅速反击。比如第二天故事第十中，贝纳卜受了恶徒的骗, 输去赌金, 叫人杀害他无辜的妻子。她幸而逃脱, 女扮男装，在苏丹手下做了官。后来她遇见那个恶徒, 派人把丈夫从热那亚带来, 三面对质。真相大白, 她恢复女装跟丈夫一起回家。这固然是女性通过伪装成男性从而获得了胜利，但是同时也是女性智慧的体现，并且这种女性的智慧是以胜利结束的。类似的故事在《十日谈》中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薄伽丘虽然注意到了女性地位低下的现实，并想要改善这一局面，但他在《十日谈》中似乎还显得犹豫不决和前后矛盾。当几位女青年聚在教堂中时，菲罗美娜说过：
姐妹们，潘比妮亚所说的一切当然是非常好的，可是我们也不能照着自己的意思，说走就走呀。别忘了我们都是女人；我们年纪也不小了，不至于还不明白几个女人聚在一起不会有好结果的；女人要是没了男人的领导，势必弄成一团糟。我们的心坎儿太活了，太任性了，太多心了，太懦弱不中用了。为了这缘故，我只怕一切由着我们，没有人来领导，那么我们这些人很快地就会闹得不欢而散，叫大家脸上都没有光彩。让我们先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动身吧。
薄伽丘似乎没有能走出父权的圈子，他通过女性之口来对女性进行否定，并且这种否定是女性心甘情愿的，并没有受哪位在场的男性的逼迫（实际上当时没有男性在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薄伽丘似乎认为“女性卑微”的意识已经渗透到女性心中，成为了女性本身精神和性格构造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女性自己有着天然的卑贱意识。更巧的是，在爱莉莎对这段话表示同意后，教堂里就走进了三位男青年，似乎就是为了“领导”这几位女性而专门出现的，这不得不使人对薄伽丘的女性观产生怀疑。但是在之后的一百个故事中，薄伽丘又有对女性由衷的赞美，这种前后矛盾的女性观似乎预示了薄伽丘本人的纠结与矛盾。
不过我们不能凭借作者本人的这种纠结与矛盾就否定《十日谈》中对于女性问题关注的价值，如前文所言，当时的意大利社会依然被教会牢牢控制着，薄伽丘作为意大利社会的普通一员，自然是不能逃脱出这种控制的，因此这种对于女性态度的矛盾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影响作品中所透露出的对于女性问题的关注的价值的。
（三） 社会风情展示
任何一个通读《十日谈》的读者，或许都会被作品中广阔社会风情所吸引，只可惜这一点价值似乎很少有人提及。
如前文所言，薄伽丘广泛接触了民间社会与宫廷社会，也接触了新兴的人文主义和当时依然强大的宗教神学势力。除此之外，薄伽丘本人还阅读了大量的东方故事、寓言故事、宗教神话故事等，因此我们在《十日谈》中能看出作者自由穿梭于各个时空之中：从佛罗伦萨到热那亚再到塞浦路斯，从城市到乡村，从宫廷到世俗，从国王到农夫，从权贵到学者，《十日谈》可谓无所不包。在第二天故事第一中有这样的描写：
官老爷本是一个性子暴躁的家伙。一听得捉住了个小偷，就立刻把罪犯提来审问。哪知道马台利诺若无其事，回答的话近于戏谑。这可把官老爷急坏了，下令把他绑上刑床，三收三放，只是要逼取他的口供，好再拿绳索套上他的脖子，吊到那绞刑架上去。
从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获知，在文艺复兴初期的意大利特莱维索地区，作为法律意志代理人的审问官，权力的任意性似乎比较强，这位“官老爷”可以凭借自己的喜怒哀乐任意对嫌疑人进行刑讯，以达到快速破案的目的。这对于我们认识当时的审讯官似乎有着比较重要的作用。
再比如第一天故事第七，讲述了一个知识分子——贝加密诺和一个贵族坎大爷的故事，虽然薄伽丘认为这个故事的目的应该是讽刺贵族的吝啬作风，但是如果我们读完这个故事，我们便可以了解到，在当时的意大利，知识分子虽然拥有广博的知识，但似乎必须依存意大利的贵族才能生存下去。贝加密诺带着仆人和马匹居住在客栈里，虽然他口才极好，但是似乎根本没有人赏识他，他穷得连房租都要付不起了。通过一番游说以后，坎大爷终于承认了贝加密诺的才艺，帮他付清了房租还送给他金钱和马匹，并且还愿意雇佣贝加密诺。这种类型的故事在《十日谈》中虽然不多，但是这一个却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这对于我们了解意大利知识界与贵族的关系，甚至是研究意大利知识分子是如何摆脱权力控制，进而获得独立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的，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一天故事第八写了行吟诗人的故事，第五天故事第八甚至讲述了一个同性恋的故事......《十日谈》中的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其发生的社会背景，甚至有宗教背景、历史背景和地理背景等，只要我们通读这部书，就能充分领略意大利乃至周边国家的历史风土人情。因此笔者认为，《十日谈》对于当时社会风情的展示，也是一大价值，可惜很少有研究文章指出这一点。
（四） 喜剧效果的展示
对于《十日谈》的喜剧效果的研究，已有几篇长文，但似乎这几篇文章都认为这种喜剧效果的指向还是对封建教会以及神权的批判。比如在《卜伽丘喜剧意识与<十日谈>艺术表现》一文中，作者就认为薄伽丘营造喜剧气氛的目的是“尽量把金刚怒目式的批判裹在温情、戏谑的外衣中。”而在另一篇文章《<十日谈>中的喜剧精神与悲剧精神》中，作者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作品中所呈现的喜剧精神和悲剧精神同样有着严肃的主题——对腐朽的封建教会和天主教神学的批判。
笔者认为，《十日谈》中作者所营造的喜剧气氛和使用的喜剧手法并不指向什么严肃的主题，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严肃”的话，似乎只能是人性的解放，而绝不是批判。在某几个故事中，似乎的确有对神职人员的讽刺，但是远远达不到批判的程度，有时甚至只是为了调笑，引发读者的笑容而已。
所谓喜剧，即剧中人物和他们的困窘引发的不是我们的忧心愁绪，而是我们愉悦的会意，我们确信不会有大难临头，剧情往往是以主人公如愿以偿为结局。“喜剧”这一术语习惯上只适用于舞台剧或电影和电视剧；然而应当指出，就像现在界定的，这种喜剧式的情节也出现在小说和叙事诗歌中。《十日谈》并不是一部喜剧作品，却是一部有着众多喜剧式情节的作品。喜剧的目的是让人发笑，而喜剧式情节的目的则是让人发笑并且调节气氛。喜剧式情节通过将所述情节推向某个情节发展的顶点，给读者造成一种高度的心理紧张和期待，然后叙述者再把情节推向与读者期待部分相反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方向，给读者造成一种巨大的心理落差，进而引发读者愉悦的笑容。叶郎先生认为，这种“笑”里面包含了同情感、智慧感和新奇感，他认为：
当事人的行为的貌似重要无比（它可能关联到他人的某件大事；或者关联到当事人自己的大事）使观众不能绝对肯定不发生严重的结局，所以他心里绷着一根弦，这是喜剧中的同情感；但种种迹象又暗示观众，结局是无伤大雅的，观众能够意识到这一点，这是喜剧中的智慧感；然而，真正的结局又是完全出乎意料突然发生的，这是喜剧中的戏剧感和新奇感。
在第一天故事第一中，恰泼莱托是一个伪造文书、作假证、挑拨离间、亵渎神灵、嗜赌而贪吃的人，正是这么一个恶棍，在死后竟然被追认为圣徒。笔者认为，这一个故事可以充分说明《十日谈》中喜剧式情节的运用。
薄伽丘花费大量笔墨来渲染恰泼莱托的种种恶劣行为，有些行为甚至犯了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即：傲慢、妒忌、暴怒、懒惰、贪婪、饕餮、色欲）。在一个天主教教义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触犯教义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读者阅读到这里时，所产生的期待应当是恰泼莱托受到严厉的惩罚，从而紧绷自己的心弦。但是薄伽丘却没有按照读者的期待来叙事，描写了一位神父，这位神父不是来惩罚恰泼莱托的，而是来听他忏悔的。并且在恰泼莱托忏悔时，神父的态度并不强硬，甚至抱着某种理解的心情在倾听恰泼莱托的忏悔。这就暗示着观众，恰泼莱托的结局似乎并不会如想象和期待中那样的悲惨，不过或许还是会受到惩罚，只是没有那么严重罢了，这就是叶郎先生所谓的“智慧感”。但是结局毕竟还没有到来，读者的期待还在，喜剧性情节的构建还没有完成。而到了最后，恰泼莱托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被封为了“圣恰泼莱托”，这样的结局同读者的期待可谓是大相径庭，给读者造成某种强烈的心理冲击，读者对这样的结局是没有什么准备的，一切都与自己的预料背道而驰。至此，薄伽丘对于这个故事的喜剧性情节的构建就算是结束了，读者能从“一个恶棍最终竟然被封为圣徒”的荒谬中获得某种愉悦和快感。
第三天故事第十中，修士鲁斯蒂科见到从来没有过男女欢爱经验，一心想要修行的少女阿莉白时，起了肉欲，但是迫于身份，他不愿意被少女看作是一个荒淫无耻的人。于是他就骗阿莉白说，只有把魔鬼送进地狱中，才能获取天主的好感。他把自己的生殖器说成是魔鬼，把阿莉白的下体说成是地狱，于是他的肉欲便在“把魔鬼送进地狱”的幌子下顺利完成了。
细读文本，我们也能感受到这则故事浓烈的喜剧气氛。薄伽丘把鲁斯蒂科描写成一个年轻的、善良的、虔诚的教士，读者对他的期待自然是恪守教规苦修。可是结局的反转却出乎读者意料，一个虔诚的教士竟然被肉欲占据了内心，这本身就是很好笑的。再加上少女阿莉白的天真无知，更使得这种喜剧效果强烈。
在《十日谈》中，有如第三天故事第十那样大量的性描写。这种对男女欢爱的描写往往都有婚外恋的情节，并且都是以喜剧的手法完成（进行婚外恋的双方不仅没有按照世俗期待的那样受到惩罚，反而还幸福无比）。笔者认为，要说这种喜剧手法有什么严肃主题的话，对于人性解放的赞颂是唯一严肃的，绝不是什么对教会的批判。
由于喜剧性情节占据了《十日谈》大量的篇幅（限于文章容量，这里仅举两例），因此这也是《十日谈》的价值之一。
《十日谈》作为一部含有强烈世俗倾向的作品，其内涵与意蕴自然是复杂而多层的。对封建教会的批判仅仅只是复杂意蕴中很小的一部分。只有从多方面、多角度来理解这部作品，才能深入地挖掘它文字中深远的意义，也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认识文艺复兴初期的意大利以及薄伽丘本人。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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