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读书笔记：名家与辩者

《中国哲学简史》读书笔记：名家与辩者

名家的人在古代以“辩者”而闻名。《庄子》的《秋水》篇，提到名家的一个领袖公孙龙，他说他自己“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这些话对于整个名家都是完全适用的。

名家的人提出一些怪论，乐于与人辩论，别人否定的他们偏要肯定，别人肯定的他们偏要否定，他们以此闻名。例如司马谈就在他的《论六家要旨》中说：“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

公元前3 世纪的儒家荀子，说邓析、惠施“好治怪说，玩琦辞”。《吕氏春秋》也说邓析、公孙龙是“言意相离”、“言心相离”之辈，以其悖论而闻名于世。

《庄子》的《天下》篇列举了当时著名的悖论之后，提到惠施、桓团、公孙龙的名字。所以这些人似乎就是名家最重要的领袖人物。关于桓团，我们别无所知。关于邓析，我们知道他是当时著名的讼师，他的著作今已失传，题作“邓析子”的书是伪书。

《吕氏春秋》有个故事，说是洧水发了大水，淹死了郑国的一个富人，尸首被人捞去了。富人的家属要求赎尸，捞得尸首的人要钱太多，富人的家属就找邓析出主意。

邓析说：“不要急，他不卖给你，卖给谁呢？”捞得尸首的人等急了，也去找邓析出主意。邓析又回答说：“不要急，他不找你买，还找谁呢？”故事没有说这件事最后的结局，我们也可想而知了。

由此可见，邓析的本领是对于法律条文咬文嚼字，在不同案件中，随意做出不同的解释。这就是他能够“苟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的方法。

他专门这样解释和分析法律条文，而不管条文的精神实质，不管条文与事实的联系。换句话说，他只注重“名”而不注重“实”。名家的精神就是这样。

由此可见，辩者本来是讼师，邓析显然是最早的讼师之一。不过他仅只是开始对于名进行分析的人，对于哲学本身并没有做出真正的贡献。所以真正创建名家的人是晚一些的惠施、公孙龙。

关于这两个人，《吕氏春秋》告诉我们：“惠子为魏惠王为法，为法已成，以示诸民人，民人皆善之。”

又说：“秦赵相与约，约曰：自今以来，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居无几何。秦兴兵攻魏，赵欲救之，秦王不说，使人让赵王曰：约曰，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赵因欲救之，此非约也。赵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孙龙。公孙龙曰：亦可以发使而让秦王曰，赵欲救之，今秦王独不助赵，此非约也。”

《韩非子》告诉我们：“坚白、无厚之辞章，而宪令之法息。”“坚白”是公孙龙的学说，“无厚”是惠施的学说。惠施、公孙龙在某种程度上，都与当时的法律活动有关。

公孙龙对于秦赵之约的解释，完全是按照邓析的精神。《韩非子》认为，这两个人有关法律的“言”，效果很坏，像邓析的一样坏。韩非本人是法家，竟然反对源出讼师的名家的“词”，以为它破坏法律，这也许令人奇怪。但我们要弄明白，韩非及其他法家其实都是政治家，并不是法学家。

惠施、公孙龙代表名家中的两种趋向：一种是强调实的相对性，另一种是强调名的绝对性。这种区别，在着手从名实关系中分析名的时候，就变得明显了。

我们来看一句简单的话：“这是桌子。”其中的“这”指具体的实物，它是可变的，有生有灭的。可是“桌子”在这句话里指一个抽象范畴即名称，它是不变的，永远是它那个样子。

“名”是绝对的，“实”是相对的。例如“美”是绝对美的名，而“美的事物”只能是相对美。惠施强调实际事物是可变的、相对的这个事实，公孙龙则强调名是不变的、绝对的这个事实。

《中国哲学简史》读书笔记：名家与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