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

这是用大历史观来写历史的一本书。

什么叫大历史观呢？书中作者有详尽的解释。我从侯世达的《我是怪圈》里借用一个隐喻，则可以更形象的来看看这个「大历史观」。

想象你用手机拍照，假设你一开始就放大焦距，那么你就只能看到风景的某个细节。这时你缩小焦距，细节隐去，全景展现在你的屏幕上，你得以看清景物全貌，山川走势，河流走向。大历史观就是一番缩小焦距的操作。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本书的作者是旅美华人，这也给了他一个天然的够远的视距，将焦距缩小到足够程度。简单来说，作者看到了「东方雄狮」何以沉睡的原因，而闭上狮眼的那一瞬，正是万历十五年。

虽然是大历史观，但其实作者写的挺细致。就像先用小焦距观看全景找到症结，再用大焦距，聚焦细节，仔细查看。这样，抽象和细节就巧妙链接起来。万历朝，尤其是万历十五年，很多细节，像一幅色彩斑驳擘画，展现在读者面前。

究竟作者写了些什么呢？其实这部书我看了有几个月，几个月的时间也成为我的拉长焦距，今天我不理会细节（记忆力不行，又懒得重翻书），谈谈自己的一些感想和收获。

我认为作者的核心观点还是在于国家治理。当时中国的国家治理水平还非常原始，用这种方式统治巨大的帝国，效率极差。这也是历代封建王朝，建国时兴盛，几代之后便积弊重重，最后腐朽而亡的原因。张居正的改革是中华古代帝国治理向现代化靠近的最后尝试。这个尝试在万历十五年彻底终结，曾经雄心勃勃的万历皇帝意志消沉，中华文明的巨轮彻底滑向深渊。

这就带来两个核心问题：

1、国家治理，原始和现代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2、万历十五年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历史的走向出现拐点？是什么让一个雄心勃勃的青年皇帝意志消沉，不问世事？
根据我的理解，第一个核心问题，原始和现代的本质区别，在于数字化管理。作者原文里叫数目字管理。数字化管理带来效率提升，以及国家掌控力增强。

说到国家掌控力，我一直以为，废除宰相，组建强大特务机构的明代，是国家掌控力最强的朝代。但读了这本书后，我的观点改变了。

高压统治，不能持久，如果没有灭亡，那么就一定通过某种形式让度了权力。对按照书中的说法，这权力让度的对象则是文官集团。

这里又涉及到另外一个我困扰已久的问题——皇帝只一人，他如何能统治千万人的帝国？

博弈论有个模型可以解释帝国的强权时期。一个人拿一把只有几颗子弹的手枪，即可震慑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因为这几十几百人里，谁也不想成为先死的那一个。

恐惧有效，但不持久。力量对比总是悬殊。为了长治久安，也为了政令能够传达并有效执行，这就需要引入共识，「天子」的概念应运而生。这是管理学上的常识，所谓小的企业管理可以靠创始人亲力亲为，大型企业就要靠制度，而上万人的巨型企业必须靠企业文化和共同价值观。

明帝国的「企业文化」是程朱理学诠释的儒家文化，共同价值观便是建立在这一文化上的伦理纲常。文官集团是这套价值系统的维护者。也就是说，明天子要想自己的统治顺遂，就得让度权力给文官集团。按书上说法，当时全国两万多读书人组成的文官集团，是帝国实际上的统治网络。

文官集团的权力并非来自底层民众，而是来自其信奉而君主依赖的道统观念。于是，文官集团最大的动力，就是维护道统。皇帝自然是朱家人做，但正如书上揭示的，道统强大到，皇帝的主要作用成为了一个象征或者说符号。按照道统的要求，皇帝的言行举止有严格规范。帝国按照道统运行，连皇帝也成为其中的一个棋子。

道统之于权力制衡的另一面，则是形式化的管理。这也是我前面说的相对于现代数字化管理的原始管理。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户籍统计。开国皇帝朱元璋统计过一次全国户籍，之后就再没有统计过。一两百过去，所有政策依据的户籍数据，仍然是一两百年前的数据。除此之外，财政、军事，都是囵吞管理，一个大概的数字。哪儿有多少土地，应收多少税，大概数字；一个将军带兵去打仗，他手下有多少兵，大概数字；部队需要多少粮草，应由哪个省提供粮草效率最高，不太清楚。文官集团们并不关心精确的数字或最有效的解决方案，他们最关心的永远是道统，一切事项符合书上的伦理纲常，圣人之道。一道奏折，先歌功颂德，圣人之言，啰嗦老半天，才开始七弯八拐的说事。官员升迁，并非看他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而是看他做事有多符合那套僵死的道统规范。

数字化就不相同。当年的满清八旗军队，按书中的说法，是半现代化军队，因为军队分为八旗，人员数量，人员组成，粮草、武器装备都是精确的。这也是八旗军战力优于明军的本质原因。我们如果观察现代社会的运转，数字化是基础中的基础。没有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的精确数字化，有效治理是无从谈起的。如今流行的概念「大数据」，则是对数字化管理的又一次升级，也必将带来管理能力的再次飞跃。

理解了第一个核心问题，第二个核心问题就容易了。按我文章《真问题》的说法，第一个问题正是第二个问题的真问题。

确切的说，张居正的改革，一条鞭法，丈量统计全国土地等，就是一次原始向现代治理的努力。张首辅以他高超的政治技巧，让他的改革得以在他有生之年得以施行，并取得明朝的短暂中兴。作为张的学生的万历帝，那些年也是踌躇满志的。

老张死后，道统先生们马上开始了对他的清算，万历帝在明白了自己作为一个道统符号，且是个心善的符号后放弃了抵抗。所有改革都失败了，万历和文官集团的对峙最后达到可笑的赌气程度。

那时的官员升迁，名义上须经皇帝批准，万历不仅不开朝议事，连官员升迁流动也不管。大臣们也没办法，总不能逼着皇上签字吧。就这样，一连好多年，朝廷都没有正常的官员变迁流动。更厉害的是，即便如此，整个帝国照样正常运转，这也更印证皇帝只作为道统符号存在的事实。

最遗憾的是，张居正这样的人物，在历史长河中并非经常出现。作为后世的我们回看那段历史，万历一朝，那对君臣，确实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实现自我转型的最后机会。后来清代的康乾盛世，只是遇到擅长帝王术且勤政的皇帝，并不涉及触达本质的改革。当最后的机会逝去，中国这头东方巨狮就只有被别人打到醒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