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兄二哥成婚的前一年的冬天我上学了。母亲把我送文庙大门口，我自己胆怯怯走了进去。
文庙在村子的后沟，坐北朝南，标准的一座四合院。正屋是大成殿，中间供奉的是孔子的排位，两边还有很多，我不知道是谁。南屋是教室，里外两间，里间是老师的传道授业屋，外间是学生反躬自省的一间大教室。
我毕恭毕敬走进大教室，来到老师的屋子里，先作揖磕头，再向老师报到，说我来了，老师点头一笑，带着我来到大成殿拜孔，对着孔老夫子排位磕了三个头，又回到教室安排了一个座位，我就成为学生了。
教室里只有十几名同学，不分年纪年级，统统挤在一间房间里，老师采用因材施教方式教学，分门别类一个个叫进他的屋子里传授。
我上学的第一天就学《三字经》，学会的第一句经典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学会第一字就是“人”字，知道第一个做人的第一道理就是“善”，送我上学的第一人是我母亲，教会我的第一字和第一做人道理的启蒙老师就是常先生。
然而，日寇铁蹄践踏，踢碎了我的求学之梦。我只能是上上停停停停上上，一本《三字经》背了好几个冬天。然后开始背《百家姓》、《千字文》和《论语》，背不会常先生就用枣木鉴尺打手心。
手心有时被打的火辣辣难受，我常常偷偷跑到村东头小桥下的青石板上去贴手心，以便减轻疼痛的感觉。
在兵荒马乱时期，能把书读下去，能把学上下去，永远感谢的应该是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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