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一五：“阳明”功夫论

《传习录》一五：“阳明”功夫论

爱因旧说汩没，始闻先生之教，实是骇愕不定，无入头处。其后闻之既久，渐知反身实践，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旁蹊小径、断港绝河矣。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功夫，“明善”是“诚身”的功夫，“穷理”是“尽性”的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惟精”是“惟一”的功夫，诸如此类，始皆落落难合，其后思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

徐爱作为王阳明的学生兼妹夫，绝对是王阳明的忠实粉丝。谈及“阳明心学”对自己的影响，一口气总结了六个“功夫”，概括了“阳明心学”的主要观点。

一、“格物”是“诚意”的功夫

“格物”是《大学》八条目之一，朱熹讲“格物”，是向事物上求一个“至理”，以期一个“欲其极处无不到也”的境界。

王阳明强调“学为圣贤”，认为“心外无物”，坚信“格物”就是“正心”，就是“正其不正而归之于正”，也就是不断地“去人欲，存天理”。如此一来，“格物”条目与其他条目便豁然贯通起来。“格物”就是“正心”，“正心”是为了“诚意”，“诚”则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二、“明善”是“诚身”的功夫

《中庸》讲“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也就是说，只有明白了什么是善，明白了善的好处才能实实在在地身体力行。颜回之所以被孔子多次盛赞，认定他是“好学者”，主要便是因为颜回“得一善，则拳拳服膺弗失之矣。”

“明善”是“诚身”的功夫，完美诠释了“知行合一”的问题。

三、“穷理”是“尽性”的功夫

“穷理”是穷究事物之理，《易经》讲“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宋儒在这个“穷理”上下功夫，《二程遗书》讲“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记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事即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朱熹作进一步的发挥讲：“为学之道，莫先於穷理；穷理之要，必在於读书”。讲：“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

单纯从为学的角度讲，宋儒所理解的“穷理”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中国人讲的学问，首先是做人的问题。孔子讲“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学有余力，则以学文”。王阳明干脆立志“学为圣贤”。回到做人的问题，回到“学为圣贤”。仅靠读书一途去“穷理”，靠向物上去寻求一个“至理”，是很难真正行得通的。为此，王阳明在诸般试错之后，重新回到孟子的思想上去求解——“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在孟子的思想世界里，“尽心”便是“知性”“知天”，也便是“穷理”。暗合了《易经》“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说法。

“穷理”是“尽性”的功夫，实际上是王阳明“学为圣贤”路上的试错心得。

四、“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

《中庸》讲“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为以“止于至善”为追求的学者指出了修行的方法。宋儒在阐发《中庸》这一思想时，对其进行了有分别的解释。时间久了，在后学者心中形成了“尊崇德性”和“追求知识学问”是两件事的误解。甚至干脆有后学者因为学力无法兼顾的原因，干脆择其一个方面去钻研实践，慢慢地钻进牛角尖难以自拔。

徐爱讲“道学问”是“尊德性”的功夫，实际上是王阳明从“学为圣贤”的目的出发，对《中庸》相应思想的再理解。徐爱之所以讲自己认真理解这种种功夫后“不觉手舞足蹈”，其实就是在讲跳出“牛角尖”后的豁然开朗。

五、“博文”是“约礼”的功夫

孔子删《六经》，便是看到了“虚文”过度之害。

颜回盛赞老师孔子对自己的教诲——“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这大概便是“博文”“约礼”两词的出处了。客观来讲，这是颜回当年的“虚文”，是自己对老师的溢美之词。宋儒对之过度阐发，升级成修习学问的法门。慢慢地，“博文”与“约礼”便变成了两件事情。

王阳明直截了当地指出，“礼”就是“理”。可见之“理”就是“文”，“文”之隐微便是“理”。如此一来，“约礼”便是要心中纯是天理，“博文”所为也是要心中纯是天理。博学于文便是“约理”的功夫。

六、“惟精”是“惟一”的功夫

《尚书》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宋儒程颐进一步发挥“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朱熹干脆提出了“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的命题。

王阳明认为人的腔子里只有一颗跳动着的心，人心之外，空无一物。所求只能向这一颗跳动着的心去求。“博文”就是“惟精”，“约礼”就是“惟一”。正像博学于文是“约礼”的功夫一样，“惟精”也是“惟一”的功夫。

纵观徐爱的“阳明”功夫论，有一个基本的特征，便是对“虚文胜而实行衰”之世的解放与突破，回到孔孟重实行、轻虚文的根本上去。踏踏实实“学为圣贤”，踏踏实实下“致良知”的功夫，踏踏实实落实“知行合一”。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心即理”的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