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主义”

春夏间，对于川渝人家，吃羊肉是件“稀罕事儿”，更别说是吃烤全羊。因为羊肉通常被我们这里的人理解为御寒之物，基本只在秋冬季买卖，即便是固定的羊肉馆子，也会在春夏季节另改招牌，买卖他物，否则必定门庭冷落。

一个艳阳的午后，突然接到老友阿土的电话，说要回渝一趟，顺便请大家伙儿吃顿“好的”，感谢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老友们伸出的援手。

因为阿土宴请并非我一人，我也不好过分谢绝，于是连忙客气道：“有什么打紧，也是你‘种善因得善果’，吃顿便饭则可，要什么‘好的‘！”

阿土非常笃定的表示一定要吃顿“好的”，于是乎在温泉城附近寻了一个偌大的僻静所在，订了一个宽敞亮堂的蒙古包，点了一只五十多斤的烤全羊，等待我晚上七点半下班，列席的加上阿土一共八个大人，一个小孩儿。

大家伙儿都到齐了，有一搭没一搭天南海北聊着，阿土的父亲是我干爹，我便问了些身体康健等生活琐事，一直到半个小时左右，汤锅先上，阿土一连催促了两次，“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烤全羊终于端上了台面，红亮得色泽，孜然散发出刺鼻而又醇厚的香味，前一刻还未感饥饿的肚子须臾之间竟然空伐起来，大呼一声：“开干！”同志们各自带上手套开动起来。

大快朵颐，啧啧品尝，不时发出“烤得还可以”的经典评论，在川渝人家的评价语言里，“还可以”几乎是统一性质的通用口头禅，一般情况下代表着认可，偶尔代表着敷衍，但就那天烤“烤全羊”的表现而论，确实属于前者。

就在大家犹如“庖丁解牛”一般分割眼前的饕餮美味，坐在我正对面的老曾却迟迟未动，仿佛眼前的一切置身事外，主人家阿土突然问道：“曾老师，你怎么不整？不合胃口吗？”

老曾连忙张开嘴巴，指着舌头上，“不是不是，最近这段时间口腔溃疡反反复复发作，医生让我忌辣椒、花椒、胡椒等辛辣之物，平时我在家都是喝点稀饭，今天来就是想陪大家聊聊天，碰碰面，你别管我……”

阿土急忙表示让厨房单独给老曾炒俩菜，不放这些忌口之物。老曾坚决不允，说自己真的在家吃了东西过来的，过来就是为了不扫兴，不要单独点菜，况且重庆的餐馆儿哪儿能没有辣椒、花椒、胡椒之类的东西。当然，在座的任何一个作为请客的主人家，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客人干坐在席宴间，不能动筷子呢。很快阿土便让厨房按要求炒了几个下饭菜以及一大份招牌的羊肉包子，老曾颇感添麻烦似的为众人夹菜。

看到眼前的一幕，我不由打趣一番，“曾老师，这下你屁股不疼了？！”老曾笑笑，柔声说道：“其实我一直想，渐渐渐渐，未来的某一天我要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素食主义者‘……”

看着眼前这个我自诩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男人，当这个“素食主义者”从他口中迸出，那一刻我的内心莫名地受到激荡。曾几何时，老曾是那样的喜欢陡逞英雄，往往饮酒过量，喝得酩酊大醉，口不择言。我记得我不止一次批评过他，我说：“一个人其实喝醉了，神智一样是清醒的，假如一个器小量窄、悭吝内荏之人喝醉后，猛然间豪气冲天，气势如虹，必是矫揉造作的小人；似你这般本就慷慨豪迈之人，千万不可酒后愈发收敛不住任性的劲儿，大丈夫一诺千金，唯恐诺了能办到但立自己于危墙之下的事儿，失了君子的体面。”

某一刻开始，老曾不爱喝酒了，不仅仅是生理上，更是从心理上，他记住的不是我的批评，而是批评背后的拳拳爱友之心。

一整只足以令人垂涎欲滴的烤全羊摆在面前，也非四季寻常可得，但任何时候吃一只烤全羊不能说是吃不起，这样的“硬菜”至少要足够人和足够分量的人调动、聚集在一起才有可能让一只完整的羊出现在一张热闹的桌前，而老曾却可以一筷子不动的摒弃食物的鲜香滋味，却丝毫没有清高孤傲的做作，不负盛情的欣然赴约，更坚定自己对于未来的人生规划，那种异于常人的毅力是极其宝贵和值得敬佩的。

孟子言“君子远庖厨”，是因为“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而孟子言即的“君子”也仅仅是远离厨房亲眼所见杀戮，而并没有从源头上去止戈杀戮，老曾的想法在某一刻又远超圣人眼中的“君子了。

虽然我并不觉得“素食主义”是一个极好极科学的“主义”，但那一刻起，我频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思考一个问题，老曾，我亲爱的友啊，他对自己的将来有一个“素食主义”成为他的人生追求和信仰，那么我们的“主义”又是什么呢？

何为“主义”，主义大概就是：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以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的理论和主张。

鲁迅先生曾经写了一篇经典的杂文《拿来主义》，通过嬉笑怒骂、妙趣横生的语言形式，表现一种抨击时政、挑战强权的思想，一种论析文化、洞悉历史的胆识。

这篇文章，一是针对国民政府崇洋媚外，出卖民族文化遗产的投降主义，二是针对革命文艺阵线内部的两种错误倾向，即割断历史，全盘否定的“左”倾错误和拜倒在洋人脚下，主张全盘吸收的右倾错误。作品思想深刻、见解独特、锋芒毕露、咄咄逼人，让人不能不对鲁迅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语言艺术叹为观止。

所以我觉得人人都应该在自己的人生走向中，总结一个甚至多个“主义”奉为圭臬，笃定而执着。

老友大贵和女朋友雅云吵架了，虽然扬言余生再不参与任何亲朋好友男女情感之事，但柔软的心灵使我经常诸如此类的誓言中“出尔反尔”。

其实是一件非常小的琐事，雅云五一节让大贵陪同她一起去参加一个朋友婚礼，临到当天，大贵问起红包准备妥当否，雅云这才发现忘记准备了。

于是打电话让准备出发的大贵帮忙准备一下红包。

其实对于未婚男女朋友，难免有些话题是异常敏感的，一句“准备红包”，是准备封皮还是钱呢？通常逻辑为男方朋友结婚男方准备，女方朋友结婚女方准备。

以我推测而论，当时的大贵肯定是理解错误要他准备好现金。大贵有些想不通回了一句：“你没准备好就不去呗！”

雅云可能也立马反应过来，立马表示是让其准备红包壳子，现金在大贵的房间里，拿一下即可。但作为男人又觉得言语上失了面子，再加上确实非常恼火吃喜酒事先不准备妥当，心中愈发不悦。

二人就为这件事出现了情感的危机。

两个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两个人也都是我穿针引线而在一起良久。两个人在事后都对我吐槽了了同一句话“不是钱的问题”，可我丰富且敏锐的社会经验以及情感体验！我深知任何人在任何场合谈论“不是钱的问题”时“钱已经成为最大的问题”。我们必须承认在理解上或表述上出现的谬误，会带来各自理直气壮的情绪从而使误解愈来愈深。

我相信大贵愿意为雅云花参加朋友结婚礼金十倍以上的钱，但他天生一根筋，认死理的倔强觉得男女朋友女方朋友结婚这个礼金就得女方自己出，虽然他只是误解了那句“你给我准备一个红包”，实不相瞒，若换做是我，彼时彼刻一样心中不悦，必定严词拒绝。

我约了二人一起碰面喝茶，聊开后，我谈到“传统意义上讲，参加婚丧嫁娶，礼金的确是头等之事。雅云你亲临现场忘记带红包，换谁谁也着急。”

雅云反驳我说：“其实，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反而不太看中物质之类。”（雅云和她的新婚友人均为信教之人）

“所以我在前面加了一个‘传统意义上讲‘……”

后来就让他俩自己条分缕析，互相改正，重归于好。

在雅云来之前，大贵谈到双方婚事，父母处均有阻力，言及自己母亲不同意婚事，母言若大贵执意要娶，一意孤行，彩礼等一切自行负责，自己从今往后诸事不管。

我询问他：“那你愿意坚定不移和你喜欢的这个女人排除万难结婚成家吗？”

大贵毫不犹豫，少有的斩钉截铁——“愿意！”

我欣慰的点点头，“如果这样，我建议你乾纲独断。那么些年你的母亲强势自我，你的性格养成今天这样不善言辞，和她颇有关联。你成家立业之事如果不力挽狂澜自己做主，恐怕余生不得自由解脱。你要做的是自己拿彩礼，定时间，发通知，张罗上的事定会有弟兄相帮。而且以你母亲的性格，嘴上说不来，但是她吃别人的喜酒送了那么多礼出去，她怎么可能不趁你办酒席收回来，你放心大胆撸起袖子加油干……”

“彩礼的八万八，我建议你和雅云好好说说，让她给她的父母说清楚，彩礼是你一个人出，工作那么些年省吃俭用也才十万块存款，是想买房子凑首付用，八万八给了能不能返还一半或者多少可以商量。女儿和儿子都是亲骨肉，自己一个女婿半个儿，以后也一定会为岳父岳母尽职尽责，尽忠尽孝。”

大贵居然眼泛泪花，十分动情且认真地说：“其实钱还不还都不太重要。钱真的不是我在意的，好多人错误认为钱是人生的终极追求，我觉得他们大错特错，钱是没有价值的，有价值的是用努力得来的钱换去的有用东西……”

饶是我认识大贵数十年，也绝少听他带有议论性的句子，虽然他的语言总是平平无奇，但作为一个资深了解友人的友人，我破译了大贵言语的深层含义：“钱，并不是应该作为一个人终身奋斗的目标。有的人劳碌奔波一辈子为了钱，想要换取最真挚感情，却在拥有了金钱的时候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和友情。快感来得快去得也快，不持久不连贯不始终。反之，假使一个人在无钱无势的时候，有人深爱他，有人以心换心，推己及人，同甘苦共患难，携手并进，这些永远不会消失变质的东西不应该是最应该追求的吗？”

这种内心的从容和洒脱，大智若愚，我把大贵的这种精神境界称之为“空灵主义”，如果你静下心来认真和他谈一场话，你会在他看似稚拙的语言里寻找到最为灵动而又玄妙的人生哲理，你更会从他不时闪烁着晶莹泪花的眼睛里读懂他干净、纯粹的魂灵……

清明节妻回老家扫墓，我让其回我的老家看看外婆，妻买了些东西踏上了去看望外婆的路程。

回转时突然犯了难，原来是外婆居住的小镇没有公共交通工具回城里，因为穷乡僻壤，更没有私家车和出租车，妻发微信向我求助。

我安慰了几句，第一反应想到了我在老家的老友罗冬，我对妻言道：“勿要惊慌，我打个电话给冬哥，看他是否空当儿，麻烦他去镇上接你一趟……”

妻子立马回绝：“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麻烦你的朋友，这不是一种珍惜友谊的好习惯。”

我突然不知道回什么好，就在我踌躇之间大概十几分钟的样子，妻子发来消息终于打到了网约车……

我松了一口气，但我又在细细咀嚼她的那番话，现实中到底是“麻烦友人”还是“不麻烦友人”是增进友谊的“好习惯”呢？当时我给罗冬打电话他回第一时间帮我解决我眼前的困难吗？

答案不唯一，因为任何事情我都不太喜欢以极其主观的臆测去推讨出答案。作为一个替他人着想的人，我夫妻那种宁愿自己在困厄中寻求解决办法也绝少麻烦他人以及零无条件让人帮忙的处世态度，我想愿意帮忙的人至少应该有。但不排除人家有要紧的事情，而我面临的严格意义上不算一件特别大的事情，推己及人当然是有“轻重缓急”之分。其次，假若我打了电话，友人二话不说来帮忙接了人，我发车费肯定构成侮辱，又要如何去表达自己的感谢？假若友人却有要事，不能相帮，挂断电话后是否又会造成友人困扰，“这么点小事分身乏术，对方会不会多心？”

这种谨小慎微的思维风格其实和我平时彰显的脾性完全不一样，很多时候我看似大大咧咧的语言都是严丝合缝的逻辑与思考。

前两天我发现我办公桌上的一张我精心布局的诗词摘抄，右边被人涂鸦。右边本是我故意空出来的部分，准备择日补全，但是发现涂鸦就无法再行书写，只好从头再来。

联想到老曾曾经在那个教室上了课，其实我可以100%肯定是老曾画的，因为学生们有些怕我，从来不会在我写作的东西上信手涂鸦，更不会玩弄我的钢笔。但我还是故意发信息责备“太不像话了”，故意责备孩子。

老曾立马承认是自己画的，以为是草稿，看到我写的字蛮有韵味，没忍住随手模仿了一下。

我连忙表示：“我以为是学生写的，没关系，你的话，随便写……”

你不能说我是违心的语言，但我又会让对方感受不到丝毫被责备的情况下温馨提醒对方不要轻易乱涂乱画哦，这是一种语言和处世的艺术。

这种充分利用语言优势阐述观点，我把它定义为“温反主义”，即用最温和的语言达到让人反思的目的。

复杂而多变的世界里，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主义”，成为“主义”的主人，坚定不移为自己的生命而歌，一定会在某一天某个地方绽放出夺目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