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是异常艰难的一周。
李天豆发烧，咳嗽愈演愈烈，高烧之后又起了一身的红疹子，让人心疼不已。
李天豆的病还没有好转，我的咳嗽、多痰、胸闷的情形却越来越加重，常常感觉喉口、胸腔满了粘液，喘不过气来，大脑一直处于缺氧的状态。
然而工作却不能停……
多少次咳嗽到把肺都要吐出来的时候，特别希望能来一辆车把我拉到ge*li酒店去，我真的很需要休养休养了，但是请假一天扣三四百块钱的现实，让我不得不在岗位上硬撑。
原本以为拖着病怏怏的身体应对高强度的工作，这已经很苦逼了。没想到好不容易完成工作的时候，跟大李在微信上大吵一架。
又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似乎一个人讲阿拉伯语，一个人说英语一样，完全无法对话。原本斟酌很久，想要敞开心扉的交流，却变成了剑拔弩张的战场，俩个人互相攻击得鲜血淋漓，精疲力竭才愤而离场。
我对自己情绪的控制能力过于高估了，总以为我可以很好地把工作和生活分开。跟大李吵完，虽然心里无比低落，但是我还是打起精神跟执行部长沟通一下工作流程的事情。
我跟执行部长关系不错，执行部长情商很高，很善解人意，很懂得变通，很体谅手底下的人。
这是那天晚上之前我一直以为的。
部长虽然对我们的考勤管得很松，但是工作上盯得很死。每天还没有到上班时间，执行部每个人的工作安排已经一一列出来了。部长要求每天工作情况打卡，把案件推进情况汇总到推进表里，每周要进行工作汇报。
我极力地想要适应这样的工作节奏和安排，但是我发现这种“班主任布置作业式”的工作安排效率很低。每个执行律师都在为同样的几个案子忙活，今天Z律师负责写材料，明天L律师收集证据，后天W律师去执行局交材料，一个案子拆得很碎的小步骤，每个律师又没能把整个案件跟完，完成下一个步骤的律师又不知道前一步骤的律师工作完成什么情况了，为什么这样写这样弄。
整个执行部忙忙碌碌，跑来跑去，拼命写东西，但是到了执行局谁没法给法官说清楚整个案件情况。渐渐地，执行律师成为了工具人，部长安排了今天到哪儿去找哪个法官干什么事儿，我们就干，没有安排就坐等。
被动完成任务，说多深就干多深，不说不干，这不是我做案子的风格。
虽然这样压力都在部长身上，我们的压力很小，也不会落过，但是长久下来，我们就真的成为不会动脑子的工具人，踹一脚走一步。
这样下去，我是没办法成长为自己心目中专业能力很强的“大律师”的。
琢磨了好几个月，趁着部长晚上要加班，心情也很好，我就跟部长聊了聊。
我给部长说：
1.希望可以按照案件或者区域，由各位律师分别负责每个案件，以项目和案件分配工作，而不是根据步骤来工作，这样便于每位律师自行承担案件责任，自己与执行法官对接，当事人沟通汇报，自己琢磨每个案件的执行方案。
2.如果走不动了，执行部门内部可以针对性讨论，可以向部长请教处理方案。这样部长的压力会小一些，每个律师也可以根据手中的案件把握工作节奏。
3.如果遇到有事儿需要其他律师帮忙沟通和代办，也不会产生因为帮忙沾了一下手，导致整个案件都分配给帮忙律师的情形。
这些方案我其实思考琢磨了很久，也在自己熟悉的几个案子里尝试用项目的思路做案子，感觉还不错。
我以为我有礼有节有度地跟部长沟通，以为能跟善解人意的部长达成一致意见，然而我大错特错了。
我错在了“以实习律师的身份挑战执行部长”的管理思路，让她以为我在质疑和否定她的管理能力。
我的整体思路还没有表达完全，就被部长打断了，她生硬地说：“我没想到我一直体谅你们，想要为你们遮风挡雨，竟然在你们那里是压力和问题。”
听她这样说，我很惊讶，我不明白我哪里表达得有问题导致她会有这样的感受。我有点着急了，不停地解释，没想到越解释彼此之间心的距离越远，整整聊了两个小时，最后部长以一句：“我原本要加班处理明天早上的一个着急的案子，没想到跟你浪费了两个小时的时间，现在咱们谁也别想走，把这个案子弄完了再走。”
但是已经晚上十一点半了。
出于愧疚，出于无奈，出于盼望，我留下来陪她一起加班。
刚开始我们俩只是生硬地一起干活，情商很高的她开始跟我搭话，聊天，渐渐地两个人都放轻松了。
我边忙手里的案子，边给她说：“就像处理今天这个案子一样，我希望你给我说按照头屯河区立案的份数准备立案和保全材料，而不是拿来一份证据说印2份，再拿来一份证据说印3份。”
部长没有回应。
我的确是有点失落的。
然而没想到三天之后，她开始放手让我们独立负责每一个执行案子，也许那个聊到凌晨两三点的夜晚是有价值的。
如果早知道她会有这样的反应，我还会不会跟她聊那些呢？
会，肯定会。
但是我学到了一点，有时候很多事情不用正襟危坐地交流，放轻松聊，也许效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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