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之为道

教育之道

 韩愈在“师说”中，将教育定义为：“传道、受业、解惑也。” 在儒释道的思想体系中，‘道’始终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高深莫测，让人望而生畏。就人性构成分析，无非就是些形而上的一些原则，在精神层面讲就是你信些什么，追求和坚守些什么。‘受业’在说，术业有专攻，是安生立命的技能，韩愈提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对于这些工匠，“君子不齿”，而君子们的智慧反而不及工匠们，岂不怪哉。可见，他强调意识形态的引导与解惑，而不是现在教育的灌输。

 叔本华说:＂每个人都有着某些与生俱来的具体原则，这些原则深藏于每个人的血液和骨髓之中，因为这些原则是人们全部的思想、感情和意愿的结果。人们并不是在抽象思想中认识到自己的这些原则的。只是当我们回首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才会注意到我们其实无时无刻不在遵循着自己的原则行事，这些原则犹如一条看不见的绳线操纵着我们。这些原则因人而异。人们各自随着这些原则的引领走向幸福或者不幸。＂

 叔本华对幸福和不幸，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诠释。他认为幸福是带有否定性质的，瞬间即逝；而不幸却是具有肯定性质，是常常伴随着。趋吉避凶，克服小灾小难，能够不在匮乏、恐惧、困扰中活着，就应该是好的或幸福的人生。

人逢乱世不如猪，苏轼在《留侯论》中曾说，秦盛时期，“以刀锯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刀锯、油锅对有识之人，无罪或也遭杀身灭族，怎比得了猪狗? 即使在安平盛世，个人对于传统体系和专治政体也是微不足道和无能为力的，形同草芥。阮籍醉酒驱车荒野，穷图痛哭； 汉文帝算是圣贤明君，贾谊有济世之能，因得罪旧臣横遭贬谪，痛哭湘水吊屈原，抑郁愤懑终年。苏东坡评价说：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是贾谊自己不用其才，而非汉文帝不用贾谊。三朝元老们多已寿至耄耋，汉文帝是受制于老臣不得已而为之，贾谊应该理解并耐心等待时机，做好为国昌盛的治理准备。

苏东波推崇孟子的“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 而吾何为不豫?” 一生中三上三下，因诗文被谗言下狱差点杀头，饱经贬谪之苦，文中多有禅意。其文风超凡脱俗，有许多千古绝唱。古往今来，贤仁君子，名人墨客，好像都是从痛苦灾难中走出来的，是否可验证叔本华的结论?

 这或许就是中国古贤之谓‘’道‘’。

 关于道，我的理解当首推老庄。道德经有“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能够认识清楚，说明白的事就不叫道了。所以有“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号召人们“虚其心，实其腹”，这个很难。老庄的话深奥隐晦。把道说的更明白些的，是秦末隐君子，授书于张良的圯上老人黄石公，其《素书》曰：“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

 中庸开篇“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率性就是遵循本性。接着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的性泛指性、命、情、欲、意等。意思是说，生命活力质的东西是天赋的，遵循生命原动力的本能就是道。这是形而上的，叔本华指示为“意欲”，佛洛伊德定义为潜意识。率性而为引发的行为，结果表像作用合成为道。意欲表像的客体化，经过认识修正作用，就是教育。教育的职责是修道，就是将生命的本能及原动能喜、怒、哀、乐引发出来，并使之有节制、有法则、有迟度，达到中、和的目的。这与现代教育的灌输知识有很大的区别。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无论你怎么“修道”，深入骨髓的一些东西是无法改变的，就是“个性”。这又回到了叔本华“深藏于骨髓的原则”，以及老庄的“率性之为道”。为此，《社会生物学》创立者爱德华•威尔逊，在四十年前，用进化论解释人类行为，他的基本结论是：人类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就像其他动物的社会行为一样，是由基因决定的，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因这种思想，曾为纳粹人种优化提供过政治基础，威尔逊为此受到三十多年的“攻击”和责难。由于行为遗传学和神经生物学研究的科学证据，才将威尔逊从政治中解脱出来。《社会生物学》成了惊世骇俗的奠基性著作。

 然而，无论是哪家的道，宗旨都是艰苦卓绝的跋涉之路。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动心忍性，才能增益其所不能。光有基因中“深藏的原则”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