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上海

走进上海是一九九三年，浅夏时光。

妻子比我先一年到上海，她是正月跟她弟弟一道去的，带着刚刚学会走路的儿子，在工地上做饭。而我在常州横林，挥着不怎么熟练的泥刀，在路边的一个工地上做门面房。

端午节放假，老婆在身边的人，双双成对上街去玩，顺便买些菜回来加餐。毛团子拖我去看录像。我和他夜里去看过几次，在一个没有路灯的小巷子里，录像厅也是黑漆漆的，进去随便找个位子。每晚放两部片子，我们十点过后才进去，后面一部是带色的。我对毛团子说，我要去上海。他没听我说完就泄气了，脸上写满了失望，他老婆在老家，一个人在外，不上工就感觉特别无聊。骑自行车送我去车站时，他一路没说一句话。我知道，只要我哼一声，他会扔掉车子跟我走。

从横林去上海是最慢车，一天仅有的一班绿皮火车。

慢车是见到站牌都要停的，和乘车人焦灼的心里相违，更恼人的是，走着走着，“嗤…”一声趴着一边不动了。列车长怕人着急，广播里反复地安慰着乘客：列车让行，大约需要二十分钟。然后再穿插着音乐，记得《大约在冬季》就是那时学会唱的。心里便有些恼火，好像我们没买车票一样。想不到列车也有辈分，也得有礼貌，只是苦了乘车人，特别是像我这样孤独的“旅行者”。

两百公里不到的距离，走走停停花了五个多小时。从早上五点出门上车，停靠安亭时已是上午十点了。安亭也是小站，是进大上海的第一站。

我不知道自己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来上海的，上海对于我的到来似乎也很冷漠。七级的大风让初夏变得摇摇晃晃，站立不稳，丝丝寒气像《红湖赤卫队》里的那句精典台词：“我，南霸天又回来了”。

妻子住的地方是老旧的建筑，貌似生产队的稻场，场地靠近小路边用钢管扣成的一段围墙，中间留了个口子算是大门。我进去的时候，她正在靠西边的大棚子北侧做饭，大大的灶台只露出半个身子，穿的还是结婚前我给她买的布料，白底子上面缀满了浅紫色玉兰花。当时买的时候觉得很时髦，比那些土色的要艳丽多了。现在看看与周围的颜色一点不相称。她一抬头就见到我，慌乱中手里的锅铲撞得锅沿叭叭响；儿子蹲在墙边，手里拿着根小木棒，不知道是不是逗蚂蚁玩，我差点没认出来。

那天下午三点多，离妻子烧饭只隔着里把路的一个工地，快要搭好的井架，因为拦风绳系在基础放线的龙门桩上，被狂风拔起而轰然倒塌，上面两个正在作业的年轻人，一死一伤。工地小老板是我老乡，死者的家在我的程家墩村庄后面，不足三百米的地方。

当我随着别人一道去现场的时候，看到横在基础上的井架，扭曲的角铁狰狞恐怖，不远处，死者破旧的黄球鞋还在，只有一只，被风吹干了的血迹像沾染了井架上面的油漆。

后来我在向阳村开工地时，时常经过曹安公路。路边，当年香烟市场的平房早已蜕变成一幢幢需仰视的高楼大厦，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冤魂游荡在其间。因为事后我得悉，一个花季少年，一条鲜活的生命，只换来了七万块钱的赔偿。

第二天便是端午节。

也就是那年夏天，我背着包裹告别了常州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