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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跟父亲可能上辈子是一对冤家吧。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一直在城里上班,母亲在农村带着我和两个哥哥生活。父亲很少回家。
记忆里,放学后的我总是在家旁边的路头那等她回家。看到一个下班的叔叔阿姨就问:“叔我妈回来了没?”,“姨我妈回来了没?”得到的回答多是“没有”。
母亲总是在天已经麻麻黑了,才拖着疲惫的身体最后收工回家的那一个。
过去农村都是生产队一起劳动挣工分,别人家都是夫妻两个人,而母亲却是一个人,还有肺结核,抚养我们三个上学的孩子,生活的艰辛辛苦可想而知。
可是印象中母亲还是一个善良的、爱说爱笑的人。总是爱穿一身白衣服,永远都是干干净净利利整整的,跟那些农村邋里邋遢的女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那个年代大家都很穷。父亲也有寄生活费,可是我们还是算比较穷的。一有外面人推着自行车来卖小吃的来,母亲就赶紧哄着我回家,给我们煮鸡蛋吃。(导致我长大后好多年都不吃鸡蛋。)
那时家里没什么东西,就是鸡蛋多,油多。鸡蛋是自家鸡下的,油是生产队分的,都是用缸装的。
母亲很要强,每到这时就赶紧把我们叫回家,(主要是我,小,不懂事又馋。哥哥们不用叫自己就赶紧跑回家了。)自己却偷偷抹眼泪。
生活固然艰辛,可是母亲同时也是欣慰的骄傲的。因为每次学校开大会,都是我和两个哥哥全是三好学生,我们仨上台领奖的那一刻,是母亲最荣耀的时刻。
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哥最懂事,那么小就总是帮母亲干这干那,我和二哥就属于不懂事调皮捣蛋惹事生非的。
这样的童年既快乐,又心酸。
记得有一次,母亲带我去农牧处去买菜还是干嘛,(我们家很少买菜吃,都是拔野菜吃,或者是农牧处的菜长老了不要了,就趁没人看着去拔点回来吃。)
刚到地里,一条恶狗就冲着我和母亲狂吠起来,边叫边跳,往我们的方向冲。我当时可能是吓傻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大姨给我做的新白裙子也染绿色了一片。
母亲顺手抄起地里的一把扫把疯狂地挥舞着,嘴里也“吼吼哈哈”地拼命地吼着。我事后回想,就跟屠格涅夫写的老麻雀保护小麻雀一样。一样地惊恐,一样地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以自己弱小的身驱对抗那样一条疯狗。
不知道母亲跟疯狗这样对峙抗衡了多久,我只知道恶狗也是一会被母亲的气势所震慑,一会又疯狂扑咬。我能深切地感觉到,如果母亲气势稍微有一丝的弱下来,恶狗立刻就会把铁链挣断扑将上来了。
就在最后千钧一发的时刻,主人回来了,把恶狗及时地制止了。我跟母亲才仿佛捡回了一条命一样,浑身虚脱蹒跚回去。
这一幕永远都刻在我的脑海里,永生难忘!
可能每一个情感上受过打击,受过伤的人,内心都有他(她)放不下的“执”。
后来,母亲开始跟贾姨去信基督教,到教会听到唱赞美诗“疑是无路自有光明门”,当时眼泪就再也止不住了。这也注定了她在后来折腾了很多年是必然的结果。
我跟两个哥哥总是觉得母亲苦了一辈子,什么事都顺着她随着她,当她做的不对的时候,也是忍着她,导致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折腾了多年,现在终于回归正常了。
母亲让我们兄妹三个吃尽苦头,她可能不是个招人喜欢的小老太太,可是我们依然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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