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个故事想来，你应该听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方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一个秘密研究小组，叫统计研究小组。它的任务是组织美国的统计学家为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服务。小组成员中有一位数学家亚伯拉罕·瓦尔德
在打仗的时候，为了不让自己的飞机被敌人的战斗机击落，需要给飞机装上装甲。但是装甲会增加飞机的重量，这样飞机的机动性就会减弱，还要消耗更多的燃油。
因此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在防御性能和飞行性能之间找一个平衡点。军方希望搞清楚在哪里加强装甲防护最合适。
美军的飞机跟敌军交火之后返回基地。军方发现在返航的飞机上，机身上的弹孔比引擎上的弹孔更多。因此军方认为，最应该加强防御的是飞机的机身。
而瓦尔德给出的答案却有些不同。他认为需要加装装甲的地方不应该是弹孔多的部位，而应该是弹孔少的部位，也就是飞机的引擎。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从理论上来说飞机各个部位中弹的概率应该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返航的飞机机身上的弹孔更多呢?
应该有的弹孔去哪里了？瓦尔德认为，这是因为引擎被击中的飞机都坠毁了。回来的飞机，机身上尽管留下了很多弹孔，却仍然能够经得住打击，所以才能安全返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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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军方的起初判断陷入了一种思维误区，心理学家称这种思维偏差为：幸存者偏差。
只能看到经过某种筛选而产生的结果，而没有意识到筛选的过程，因此忽略了被筛选掉的关键信息。
塔勒布曾在《黑天鹅》一书中也讲述过一个类似的例子：
有人把一幅画给一个无神论者看，画上画着一群正在祈祷的拜神者，他们在随后的沉船事故中幸存了下来。其寓意在于说明祈祷能保护人们不被淹死。无神论者问:“那些祈祷后被淹死的人的画像在哪儿?”
淹死的拜神者已经死了，所以很难从海底爬出来到处宣传他们的经历。这能够欺骗那些粗心大意的人相信奇迹。
我们时常会被一些特殊的信息所误导，忽略那些未能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数据，从而得出片面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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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因为一时的经历局限，而错误评估事件的概率。
如果在一次意外中，有人从三楼坠下，而幸运的是只有一些皮外伤，那么他就很容易降低从三楼这样的高度坠下的危险性的评估。
而在下次面临类似危险时，他就会放松警惕，降低自我保护意识。直至在一次经历中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另一个有趣的事例是赌博。
大多赌徒的赌博生涯都是以小赢开始、以大输结束。
因为前面刚接触的时候，赢钱的单个事件就会使其高估赌博的胜算，然后就会慢慢迷恋上这种不劳而获的感觉，且不断加深自己能控制结果的错觉，进而提高赌注，最后在一次“伤筋动骨”的失利中，痛定思痛，戒掉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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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事件做决策时，需要我们全面评估，切不可被局部数据所迷惑。
罗振宇在得到的一期音频节目中曾说道：
你扔10次硬币，结果都是正面的概率很小，只有1/1024，是极小可能性，可当掷的次数足够多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
如果掷上710次，那连续10个正面出现一次的概率就达到了50%，一半对一半了；
如果掷上5000次呢？连续10个正面出现的概率达到了99.3%；
如果掷上1万次，概率为99.99%，这时，几乎可以确定，一定会出现连续10个正面。
所以如果只截取一万次中的其中十个正面向上的抛掷，然后就得出结论，自己将硬币抛出正面向上的概率为100%，这显然十分荒唐。
所以在和他人交谈时，明白他在讲什么的同时，更要知道那些事他没讲的或有意回避的。
有时我们不知道的部分，比我们知道的部分更重要，所以谨慎思考、保持全局观，有利于我们面对问题做出更加合理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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