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封建城堡社会成熟期——周允许盟友和降敌“封建”

2.2封建城堡社会成熟期——周允许盟友和降敌“封建”

商代分封多，封建主就多。封建主一多，受养人就多；城堡一多，战争的摇篮就多；商代的战争行动大大增多[1]。

到了周武王伐纣之前，穷兵黩武的商殷已经穷途末路。

武王伐纣的理由是什么呢？

武王跟周公说，殷人为什么“有天下”（其实是当了部落联盟的领袖）?是因为殷的先祖有德，上天垂爱，天命为君。后来，帝辛（纣王）失德，不敬天，不法祖，不勤政，不爱民，弄得天怒人怨，鸡飞狗跳，天命就要更改了。

看来，天意也是会变的，不是说天意传授给你这一姓，就永远属于你这一姓。

天意变化的规律是什么？也就是说，上天会把这个治理天下的重任交给什么样的人呢？

周朝领导者思考的结论是：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意思是，老天爷跟任何人都没有亲戚关系，只会帮助有德之人。

什么才是有德之人呢？就是有能力做到公正公开地取得物质收益且仗义疏财的人。

纣王享用物质太多了，所以失德。周王朝的解决的方案是，用礼乐及刑罚达成新的契约。

正如英国大宪章运动时期一样，英国贵族们也认为英王享用物质太多了，解决的方案是用法律达成新的契约。

周朝领导者还找到了识别天意的另一种方法：“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周书·泰誓》）

通过民意，可以识别天意。

这是不是说民意就等于天意呢？

不是。天，代表了整个宇宙，是最大的整体。黎民百姓，只是这个宇宙中的一个部分而已。因此，民意只是天意的一个部分。

后来，孟子总结道：“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

再后来，孟子这一大段话被概括为“得民心者得天下”。用今天的政治学术语来说，政权要长久，必须要有民意的合法性。

从此，桀纣成了暴君的代名词。尧舜，则成了圣王的代名词。

儒家志士后来能成为所有王朝的太子（接班人）的老师，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学则为尧舜之君，不学则为桀纣之君!”

那么，到底是学什么呢？有这么大的功效？

从今人的眼光看，桀纣都属于智商高、情商低的人。所谓情商低，就是不懂得体会别人的感受，只顾自己的感受。当然也就得不到别人的心。

我们今天的小学、中学、大学，有那么多的课程：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哪一门课程是教我们如何得到别人的心的？一门都没有。这些课程全都是提高智商的，都是培养理性的，都是回答“为什么”的。而人类的情感，是非理性的，是感性的，是不需要去问“为什么”的。

作为人，自己的情感是需要发泄的，别人的情感是需要去体会的。可是，如何发泄自己的情感才恰当，不过分？如何才能体会到别人的情感？这是需要学习的，不是天生就可以做得好的。然而，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内，缺乏这样的课程。于是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普遍存在智商高、情商低的现象，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很多大学生会做很多数学难题，可是连怎么跟父母相处得融洽都不会，更不要说跟领导、同事相处了。

西方人培养情商的课程在哪里？在他们的宗教（基督教）里。

中国人培养情商的课程在哪里？桀纣的时代，还没有系统的课程，直到孔子才系统地整理出来：《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就是所谓的“六经”，又称“六艺”，是儒家的经典。

因此，“学则为尧舜之君”的学，就是学习六经，学习儒学。

正因为得人心，周武王不但受到本部落的拥护，而且联合了许多“友邦冢君”。誓师动员的时候，还特别说明不打主动投降的敌军(《尚书·牧誓》：“弗迓克奔”)。

武王灭商后，如何来治理这么大的地域呢？

办法就是把同姓宗亲和异姓功臣分封到各地做诸侯，以屏周室，从此中国正式进入封建时代。所谓封建，是指封土建国。

中国的夏商周都是封建社会，商和周的“王都”，以及中世纪欧洲各国的首府,都是普通的封建城堡(含四周辖区)，顶多比其它封地或城邦大一些。“天子”或“国王”只在世袭名义上受到贵族或其他封建主的拥戴，无权调动贵族封建主的军队，也无权向封建主的供养人征税。他们可以要求后者在军事上的支援和经济上的朝贡，但无权自行调动后者的军队和直接向后者的供养人征税。从经济行为上来看，他们与后者没有任何不同(前者也有义务在军事上支援后者，而且通过“赏赐”的形式回报“朝贡”)。

封建城堡的社会结构十分简单：城堡主人是封建主，世世代代不变，不管是称王,称公,称侯,还是称伯，除非开兵见仗，没有别人来降他的格。

周武王不但分封本部落的氏族和非本族的朋友，也分封敌方的后代，封纣王子禄父即武庚于殷，并设立三监：管叔，蔡叔，霍叔三位武王的兄弟监视在武庚的近旁。

天下由亲戚加朋友来管理，大家象一家人一样，有事就互相帮忙，本以为这种模式可以使天下太平，结果周武王在灭商后二年去世，周朝就面临了一个巨大的危机。

武王去世，儿子继位，称周成王，由于年龄幼小，故由周公摄政。

周公旦：旦是名，本姓姬，周公是封号。他是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是文王的第二个儿子。

由于周公摄政，引起了很多人的猜疑，特别是管叔，作为文王的第三个儿子，有理由认为周公拥立成王是为了不让自己继位，从而周公自立。于是谣言四起，使得成王对这位叔叔起了疑心，把周公“下放”了。

周朝内部产生隔阂，武庚、管叔、蔡叔、霍叔以为有机可趁，遂联合起来造反。一场足以使周朝覆灭的大危机近在眼前。

天佑周朝。周成王在无意中发现周公早年的一篇“亲情”祈文，才深受感动，让周公东山再起，重主朝政。

这篇祈文记载在《尚书·金滕》之中，展现了周公的心智和亲情，下面是现代汉语的译文：

列祖列宗，您们的孙儿周武王患了很重的虐疾。如果您们想要个儿孙随侍左右，就让我姬旦来替他吧。我这个人性格很顺从，待人很随和，还有很多技艺，所以由我来伺候您们，您们一定会满意。您们的那个孙子周武王没有我这么多技艺,伺候不了您们,所以由我来替他去伺候您们最合适。再说,当初周武王接受您们的委托,是在庄严的帝庭上。现在,他没有辜负您们的希望,把您们留在地上的子孙领导得很好,还造福了四方,四方的人没有不敬畏咱们老姬家的。先王们啊,千万别让武王去伺候您们啊，别把当初授出的使命收回去呀！这对您们不也是有好处的吗----永远会有人来祭奠您们的！

周公有点儿“偶然性”：即使他不忠于成王，夺了侄子的天下，也不会影响群体延续，就像明成祖夺了侄子的天下一样，何况成王还冤屈了周公。

从西方历史来看，这个“偶然性”简直就是“多余”：西方的法律基础是人人都“恶”，有权有势还大讲仁义，这不是“犯傻”吗?人家想要还要不着呢，周公可好，到手的烤鸭都让它飞了！

在世界上其它地区的历史中，没有出现过第二个周公。

从一朝一代来看，周公这么做是有点儿多余，但是,从中华民族的长期历史来看，周公为中华民族的心智发展奠定了一条以“善”为基础的路线。

中国的环境条件比旧大陆的其它古文明严酷，如果没有周公，没有孔子，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团结统一地生生不息，中华文明的“游戏规则”就不可能死而复生。

如果没有中华民族勇于克制自己的伟大精神，全人类历史都会失去参照，失去座标，仿佛弱肉强食是进化的唯一方向。

其实，“克己复礼”也是一种进化。当全球的环境越来越严酷的时候，这种进化更能够接受物竞天择，更能取得群体“优胜”。

周公和耶酥不同：周公做了没说，不要求别人配合，千年之后,认同的人越来越多；耶酥说了再做，要求别人配合，千年之后，怀疑的人越来越多——当初说的东西总是实现不了，推诿解释的东西越来越多。

“做了没说”，是指没有对别人说，不要求别人按自己说的做。

周公旦的这篇祈文，在现代人看来是一种“说”，但是在三千多年之前，人们笃信鬼神，那篇祈文就不是“说”，而是“做”。这有点儿像现代一些处世认真的年轻人，初恋时第一次说出“我爱你”的时候，不只是“说”，而且是一种“做”。

难怪周成王读了这篇祈文之后，完全信任了自己的叔叔。让周公东山再起，重主朝政。从此，君臣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配合、坦诚互勉的关系。“心智”不是用于互斗，而是用于互助，才有了周公制礼作乐，以身作则，奠定了八百年王朝的制度规范，奠定了相互协调的文化根基。

周公出兵平定三监之乱后，第二次分封诸侯。

诸侯之间的关系，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来交往，才能避免再一次的战争？

周公进行了一个伟大的制度创新，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周公“制礼作乐”。

什么是礼？

用今天的话来说，礼就是分层分工的资源分配规则和再分配协调规则。换成经济学术语，礼包括了人们收入的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

今天有些人受法国大革命中“平等”思想的影响，认为“礼”是维护等级制度的规则，是不好的。这其实是错误的看法。任何一个文明社会的人们都处于不同的分层与分工，这是每一个现代人都接受的常识。分层与分工，不就是等级制度吗？礼不过是用明文规定的形式把人与人的差别标示出来，方便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清楚自己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清楚应该如何跟其他人交往和相处。一个人一辈子交往的所有的人，无外乎上下级（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种关系，儒家称之为五伦。如果大家都知道如何遵循五伦关系，这个社会就变得和谐有序了。

周公给诸侯们制定的礼是，将诸侯的爵位分为五等：公、侯、伯、子、男。最高的是公爵，只有三家，宋国，鲁国和陈国。像宋国，是商的后代，武王的天下本来是商的，所以尊他的后代，也为了安定商朝的遗民，封了公爵；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他辅佐武王和成王，制定《周礼》，平定三藩，功劳最大，所以封了公爵；再一个陈国，他是舜的后裔，是武王的姐夫，也封了公爵。第二等是侯爵，除了以上三国，较大的侯国都是侯爵，像齐国、燕国、晋国，秦国始封时只是伯爵，称秦伯。楚国只有子爵。

周公不仅没有彻底打倒前朝政权商，反而封商的后代为公爵，“既承认新政权有其独立的合法性，又不否认旧政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使新统能和谐地容纳旧统，从而能够克服政治生活中的仇恨与残酷，能合理有效地解决新统与旧统之间的冲突”[2]，这种政治宽容精神被后来儒门中的公羊学家称为“通三统”。周公开创了大一统多元化治理模式的先河。

中央分封各路诸侯后，各诸侯在自己的领地内再分。诸侯一般将中心地区留给自己，其余土地再分封给他嫡长子以外的亲属——卿大夫，此类封地称为“采邑”。卿大夫也将自己分得的采邑再分割给他嫡长子以外的亲属——士，称作禄田。于是，全国就形成了一个以周王室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由四周拱卫的等级分明的政治结构。

周公为各个等级的诸侯之间的交往制定了相应的礼乐制度。这种礼乐制度通过朝鄞、盟会、锡命、军旅、祭祀、藉蜡、丧葬、射御、聘问、宾客、学校、选举、婚配等具体礼仪将政治、道德、宗教、军事、经济、法律、文化、教育等社会各方面的规范和秩序以“礼”的形式来实现。

以《周礼·秋官·大行人》中的记载为例，依照侯、甸、男、采、卫、要六服的顺序，贡期分别为一年一次、两年一次、三年一次、四年一次、五年一次和六年一次，贡物分别为祀物、嫔物、器物、服物、财物和货物。这种朝贡制度，用西方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一种朝贡和赏赐的交易互利制度。

但是，一个社会只讲差异，不讲和同，社会就无法和谐。因此周公在“制礼”的同时又“作乐”，使“礼”与“乐”相辅相成。

“乐”是配合各种礼仪活动而制作的音乐。“乐”的功能是，以音乐节奏激起人们相同的共鸣情绪——喜怒哀乐，产生同类的感觉。例如，奥运会中，天下华人一听到中国国歌响起，立刻意识到我们都是中国人；军队里一唱起军歌，士兵们就立刻意识到我们是一个整体，士气高涨。

所以，“礼”讲究差异，“乐”则讲究和同。

有别有和的礼乐制度，带领周朝进入了封建城堡社会的全盛阶段。

周公制礼作乐，以身作则，奠定了八百年王朝的制度规范，奠定了相互协调的文化根基。

周公的人格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孔子(《论语·述而0705》)，又通过孔子，影响到整个中华民族——孔子心目中的“圣人”就是周公。后人心目中的“圣人”是周公和孔子。

儒者常说的“内圣外王”，就是指内心以圣人为榜样，外在行为以君王天下为重。

周公严以律己，同时以“礼”待人：他把周武王的制度创新用文字永远地固定下来。这些知识经过后人的发挥，总结在《周礼》、《仪礼》和《礼记》之中。直到近代，“三礼”仍被称为“文明的蓝图”。[3]

周公制礼作乐，绘出了“文明的蓝图”，奠定了长治久安的根基。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也是全世界历史上，延续最长久的封建城堡社会。

[1]翦伯赞等(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一册》.中华书局, 1962年,第36~37页

[2]蒋庆，《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13—314页

[3]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5,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