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回 八四南巡 邓主任一语达双关 王将军边鼓助项南
一、第一次视察深圳、珠海两个特区
1980年元旦，全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签订土地出租协议，建设方式为深圳出地，香港出资。香港商人刘天就嗅觉敏锐，东湖丽苑项目还没开工，108套房子就在香港一售而空。但很快就传出，“深圳发生了惊天卖国案”。
1981年5月27日至6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会议由谷牧主持。7月1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这次会议为经济特区确定了一个制度和政策框架。
然而，经济特区却是以吸引外资为主。由此产生了一个观念上的难题：“经济特区究竟姓‘社’还是姓‘资’？”
1981年12月22日，在中央召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陈云要求，经济特区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认真总结经验，既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也要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当时不少省市都向中央要求试办经济特区，陈云坚决不同意。他明确指出，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
到1982年初，‘寒流’滚滚南下，明枪暗箭，纷至沓来。谷牧也说，1982年上半年，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
当时，国内某家颇有影响的报纸，以醒目的标题，公开刊登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一文。这篇文章从旧中国租界的形成谈起，借古讽今，其寓意是显而易见的。
1845年，驻上海的英国领事同上海道台订立了一个《上海租地章程》。英国人巧妙地利用它，在上海建立了租界制度，形成了独立于中国法权之外的国中之“国”。
当时，有位抗战时期曾经在这里打过游击的老战士泪流满面，痛心疾首地说：“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得来的土地，给你们一下子卖掉了。”一位老干部去了一次深圳回来就说，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社会主义已经看不见了。”
实际上，特区创立伊始，关于特区姓‘社’姓‘资’的议论就从来没停止过。当时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认为打开国门，进来的不仅有凤凰、孔雀，也有苍蝇、蚊子，甚至即使是凤凰、孔雀，带来的也不全都是令人赏心悦目，也有野性十足贪婪的负面效应；另外，长期被抑制的欲望突然获得释放，开放之初陡然增长的经济犯罪，也增加了人们对创办经济特区的疑虑。
1984年 1月24日，中顾委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专列从广州开到了深圳火车站。邓小平在他下榻的迎宾馆桂园稍事休息后，便听取了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的汇报。汇报结束时，梁湘说，请小平给我们做指示。邓小平手一挥道：“到外面看看去。”
26日上午，邓小平在梁湘的陪同下参观了蛇口工业区。蛇口工业区的袁庚向邓小平汇报了蛇口的住房改革和工资制度改革的相关情况。应袁庚的请求，邓小平为蛇口的明华轮题写了“海上世界”四个字。
26日下午，邓小平结束对深圳的视察，乘海军军舰由蛇口开往珠海唐家湾军港，再转乘车往中山温泉。
27日，邓小平登上中山温泉后面的猴山。下山的时候，邓小平说：“我不走回头路。”一语双关。
29日上午，邓小平从中山返回珠海，并在珠海会见了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还为珠海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
珠海题词的消息立即传到了深圳，梁湘等市领导深深感到压力，梁湘焦急之中打电话向省里求助，询问到的消息说，邓小平29日下午离开珠海回广州，将在广州过春节。
三天后的上午10时，邓小平散步之后来到会客厅，看到了时任深圳接待办主任的张荣，张荣早摆好了笔墨和宣纸，邓小平拿起笔，写下了25个字：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落款特意把时间写为1984年1月26日，他视察深圳的日期。
二、视察厦门
福建是改革开放的两个先行省之一。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80年10月7日，在历经一年多的筹备后，国务院才正式批准在厦门建立经济特区。
1980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厦门经济特区。当时特区仅有湖里那2.5平方公里的面积。1981年1月底，上任10多天的项南初见特区，不要说整个厦门还沉睡在远古中，就连被划作特区的湖里，也一片荒芜，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马路不平、自来水常停。
1981年10月15日，厦门经济特区湖里工业区正式动工兴建。1981年6月，福建同日本日立公司合资兴办的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简称福日公司）正式投产。这是在中国落户的第一家中外合资经营公司。有人竟把福日公司定性为“殖民地性质的厂子”。
随着这顶帽子泰山般压下，从中央到地方，一场围绕福日公司的争论引起举国关注。
1981年春夏之交，一个流言从北京传到沿海，说特区要取消。1983年，有关特区的传言再度出现，将特区比作“旧中国的租界”。项南针锋相对：“旧中国的租界，是主权在他人，特区是主权在我，怎么能和旧租界相提并论？”
1984年1月下旬，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特区。2月上旬，项南接到机密通知：邓小平将在2月7日抵厦门视察。2月7日上午，项南和福州军区司令员江拥辉、福建省省长胡平以及厦门市领导，早早来到厦门火车站月台上。
随邓小平一同视察的王震当年曾率部入闽修建新中国第一条海堤铁路。这天晚上请王震吃厦门面线糊时，项南与王震聊起对厦门特区的一些想法和要求，王震深为赞同，并鼓励他赶快跟邓小平谈谈：“依我看，明天你就在游艇上汇报，有什么想法尽管说出来，我会给你敲边鼓助阵。”
2月8日早饭后，邓小平和王震来到东渡港，在厦门码头登上“鹭江”号游艇。游艇环绕着鼓浪屿缓缓航行。与项南同坐一边的王震不失时机地对坐于对面的邓小平说：“昨天晚上，我和项南同志谈了一个晚上，他对厦门经济特区建设有很多很好的想法，我想光我听不行，还得给你详细汇报才好。你看是不是现在就请项南同志汇报？”
邓小平向项南招招手：“那就请坐过来吧。”
邓小平的女儿邓楠把身边的位置让给项南。项南摊开了早已准备好的厦门地图，项南开门见山：“小平同志，厦门特区现在实际只有2.5平方公里，实在太小了，太束缚手脚了，即使很快全部建成，也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邓小平问：“你们有什么具体想法？”
“最好能把特区扩大到全岛！”
当结束简短的汇报、项南等省市领导提请为厦门特区工作题词做指示时，邓小平欣然挥毫命笔：“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1981年7月，福建省和厦门市收到闽籍泰国华侨李引桐关于厦门特区建设的意见信函。李引桐根据自己多年在国外的见闻，认为厦门特区太小，门开得不够，门槛又太高，倡议在厦门建设“自由港”。此后，每逢中央领导人来厦门视察，项南必定要汇报“自由港”问题，但得到的回答都是“研究研究”。
项南趁邓小平视察厦门之际再作动议。他委婉地说：“现在台湾同胞到大陆，都不是直来直去，而要从香港或日本绕道来，实在太麻烦了。如果把离台湾、金门最近的厦门特区搞成自由港，实行进出自由，这对海峡两岸人民的交往，将会起很大的促进作用。”
邓小平询问什么是自由港。项南等人再次汇报后，邓小平没有说话。王震看来有点急，快言快语道：“老爷子，你说嘛，我看这个意见很好，应该考虑。”
邓小平略一沉吟：“可以考虑。自由港都实行哪些政策呢？”
项南说可以参考香港的做法，无非就是三条，一是货物自由进出，二是人员自由来往，三是货币自由兑换。
邓小平说：“前两条还可以，可后一条你拿什么跟人家兑换呢？”
项南答：“我看可以印发‘特区货币’。”
“这不容易”，邓小平微微地摇了摇。
2月9日，参观湖里工业区时，邓公欣然挥毫命笔：“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在邓小平离开广东后的第二个月，即3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提出将厦门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并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会议还决定开放上海、天津、大连、秦皇岛、青岛、烟台、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沿海港口工业城市，形成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沿海黄金地带。
1985年2月，中央又正式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随后又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邓小平的第一次特区之行，不仅给“经济特区该不该办”的争议，画上了一个句号，而且使中国的对外开放由点及面，最终形成了沿海全境开放的格局。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