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化与自然的目标背道而驰

现代文化与自然的目标背道而驰	现代文化与自然的目标背道而驰	现代文化与自然的目标背道而驰

  人类应该致力于伟大个人的产生。个人甘愿为这个目标服务和自我牺牲，是文化的第一典礼。今天那些文化的推动力量，包括营利者、国家、形式爱好者、科学，都是自私自利的。现代人用“美的形式”掩盖匆忙的逐利行为。对学者的解剖。批判现行的教育机构。

  

  有时候，接受一个事实要比认识它更加困难；对于多数人来说，当他们思索下述命题时情况就是如此：“人类应该不断地致力于伟大个人的产生——它的使命仅在于此，别无其他。”人们通过观察任何一类动物和植物而得出了一个原理，即它们存在的目的仅在于产生更高的个别标本，更不同寻常、更强大、更复杂、更有生产力的标本，然后多么喜欢把这个原理应用到社会及其目标上，人们是多么喜欢这样做，只要不和他们养成的关于社会目标的幻想发生明显的矛盾！的确，很容易理解，当一个类达于自己的边界而向更高的类过渡时，它的发展目的就会呈现，但这目的不在于标本的数量及其良好的状态，甚至也不在于时间上最晚出的标本，毋宁说在于那些似乎分散的偶然的存在，当条件有利时，它们会在这里那里得以立足；同样，也应该很容易理解这一要求：由于人类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目的，它理应发现和创造那些有利条件，使伟大的拯救者得以产生。可是，相反的言行不胜枚举，什么最终的目的应当是一切人或大多数人的幸福，或者应当是庞大政治团体的发展；有的人如此干脆地决心为一个国家牺牲自己的生活，但倘若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个人要求这种牺牲，他就犹豫不决了。一个人为了另一个人活着似乎是愚蠢的；“应该为了一切他人，至少为了绝大多数人！”庸人啊，在涉及价值和意义的问题上，让数量起决定作用仿佛是明智的！因为问题的实质在于：你的个人的生活如何拥有最高的价值和最深的意义？如何做到不虚度年华？唯一的途径是，你要为了极少数最有价值的标本的利益生活，而不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说，不是为了那些个别地看最没有价值的标本的利益。在一个年轻人身上正应该培植这个观念，使他把自己仿佛看作自然的一个失败的作品，但同时又是这位艺术家极其伟大奇特的意图的一个证据；他应该说，她把我造得很差，可是我愿为她效劳，使她得以提高手艺，借此向她的伟大意图致敬。

  他凭借这个想法而置身于文化的领域里了；因为文化是每一个个人的自我认识及其对自己的不满的产儿。每个拥护文化的人都这样说：“我看见在我之上有一种比我自己更高更人性的东西，请你们都来帮助我达到它，一如我愿意帮助每个有相同认识和相同痛苦的人：这样就终于会产生一种人，他在认识和爱、观照和能力方面都感到充实而无限，全身心地依靠和属于自然，成为事物的裁判者和价值评估者。”我们很难使一个人进入这种毫不气馁的自我认识状态，因为我们不可能教人以爱。唯有在爱之中，灵魂不但用清晰、透彻、轻蔑的眼光看自己，而且渴望超越自己，全力寻求一个尚在某处隐藏着的更高的自我。所以，一个人只有心系某个伟大人物，才能感受到文化的第一典礼；其标志是无怨的自惭，厌恶自己的狭隘和猥琐，同情那不断地从我们的愚昧枯涩中脱颖而出的天才，对一切生成者和战斗者的预感，以及一种最深刻的信心，相信几乎到处都必然与自然相遇，仿佛它迫不及待地要走向人，它痛苦地发现又做坏了一个作品，但也到处成就了最神奇的开端、特征和形式，以至于我们周围的人们宛如一个堆满了极有价值的雕塑毛坯的瓦砾场，其上的一切都向我们呼唤：来吧，帮助我们吧，把能配套的加以收集和完成，我们多么渴望成为整体。

  我把这些内心状态的总和称作文化的第一典礼，那么，现在我该描述第二典礼的效果了，我清楚地知道，我在这里的任务更为困难。因为现在要从内在现象转而判断外部现象，目光要向外，到广阔的运动着的世界中去重新发现那种文化渴望，就像已从最初的经验中认识了这种渴望一样，个人要把自己的奋斗和渴望当作字母表，现在他借助这字母表就能读懂人类的追求了。但是，他还不可停留于此，而必须从这一阶段迈向更高的阶段，文化不仅要求他有那种内心体验，能够判断在他周围汹涌的外部世界，而且归根到底还要求他行动，亦即为文化而斗争，反对那些使他不能重新认识他的目标的影响、习惯、法则和方向，这目标就是：天才的产生。

  倘若一个人能够上升到第二阶段，他首先会发现，对于这个目标的知识是多么异乎寻常地贫乏而可怜，相反，为文化付出的努力是多么普遍，在此效劳中浪费的力量是多么难以形容地巨大。他会吃惊地自问：莫非这样一种知识是完全不必要的？即使多数人都错误地规定了自己努力的目标，自然仍然能够实现其目的？谁若一贯深信自然具有无意识的合目的性，他也许就会毫不困难地回答：“是的，正是这样！让人们去思考它的终极目的，谈论它的意图吧，冥冥中自有一股力量使它知道正确的道路。”想要反驳这个论点，一个人必须有相当的体验；可是，谁若坚信文化的目标是要促进真正的人的产生，而非其他，并且比较一下，即使在今天，在文化的全部奢华和浪费之中，这样的人的产生与一种持续的动物性痛苦相去不远，那么，他必定会懂得，那种“冥冥中的力量”终究应当被自觉的意志所取代。这尤其也是出于另一个理由，即如此方可杜绝下述可能性：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而利用这种目标不明的冲动，这种著名的冥冥中的力量，把它引上一条使天才的产生这一最高目标永远无法实现的道路。因为存在着一种为己所用的被糟蹋了的文化——你们只要看看自己的周围好了！今天那些推动文化最活跃的势力恰恰是别有用心的，它们与文化打交道时并不怀着纯洁无私的信念。

  首先是营利者的自私自利，他们需要文化的支持，为此也礼尚往来，扶助文化，但同时便企图为其规定目标和标准。由此而产生了那个得意的命题和一连串推论，大意如下：最大量的知识和教育，造成了最大量的需要，再造成了最大量的产品，再造成了最大量的收益和幸福——这个蛊惑人心的公式如此宣扬。看来，教育被这一公式的拥护者定义为一种见识，一个人凭借这种见识就能在需要及其满足方面完全合乎时宜，同时也能最有效地掌握一切最轻松地赚钱的手段和途径。于是，培养最大量的courante（通用的）人成了目标，这里的courant是指人们在一枚硬币上所称呼的那一种；按照这种理解，一个民族拥有这种courante人愈多，它就愈幸福。因此，现代教育机构的目标完全应该是促使每个人达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他出自本性地要成为courant，培养每个人的准则是使他从自己拥有的认识和知识水平中获得最大限度的幸福和收益。人们在这里要求，在这样一种普遍教育的帮助下，个人必须做到正确地估计自己，从而知道他可以向生活索取什么；最后则主张，在“才智”和“占有”、“财富”和“文化”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必然的联系，更有甚者，这种联系具有一种道德上的必要性。在这里，任何一种教育倘若使人孤独、不以赚钱为目的、花费大量的时间，便是可恶的；人们实在已经习惯于把这种严肃的教育诽谤为“精致的利己主义”“不道德的教育上的伊壁鸠鲁主义”了。当然，按照这里所承认的道德，正是相反的东西才受欢迎，即一种速成教育，以求尽快成为赚钱的生物，以及一种毕竟相当全面的教育，以求能够成为赚许多钱的生物。一个人只允许有这么多文化，刚好适合一般职业和人际交往的利益，而对他要求的也就是这么多。总之：“人都必有对尘世幸福的要求，因此教育是必要的，但也仅仅因此是必要的！”

  其次是国家的自私自利，它同样也渴望尽可能地传播和普及文化，并且为实现这个愿望而掌握有效的工具。如果它知道自己足够强大，能够欲擒故纵，如果它的基础宽阔而稳固，足以承受整座教育大厦，那么，普及国民教育对它——尤其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总是有益的。如今，无论何处，凡有人谈论“文化国家”，皆认为其任务在于解放一代人的精神力量到这一程度，使之能够为现存的制度服务和谋利，但是也就到这一程度而已；犹如一条林中溪流经水渠和支架而分流，从而能够以较小的力量驱动磨臼——如果它全力以赴，对于磨臼就会弊大利小了。这种解放同时是，并且更加是一个束缚。我们只需回想一下，由于国家的自私自利，基督教渐渐变成了什么东西。基督教诚然是追求文化和追求圣徒辈出的冲动的一种极纯粹的表现；可是，由于它百倍地被利用来驱动国家权力这个磨臼，它便渐渐地病入膏肓，变得虚伪而骗人，蜕化而至于同它的初衷南辕北辙了。即使它的最后一个事件——德国的宗教改革，倘若不是从国家之间的斗争和战火中偷取了新的力量和火种，也就只会是一朵瞬间熄灭的火花。

  第三，文化的推动者还包括所有那些人，他们意识到了一种丑恶的或无聊的内容，想借所谓“美的形式”而将之淡忘。据说靠了外表的特征，靠了语词、表情和姿势、装饰、华丽的场面、端庄的风度，观察者就必定会对内容做出错误的判断。其前提是，人们往往按照外表来判断内容。有时候我觉得，现代人彼此都厌倦得要命，所以他们觉得有必要借助于一切艺术来把自己弄得有趣一些。他们听任他们的艺术家把自己当作诱人的美餐端上桌，他们浑身上下撒满了整个东方和西方的作料，于是当然啦！现在他们闻上去就非常令人有兴趣了，按照整个东方和西方的口味看都是这样。他们立志要满足任何口味；每一个人都应受到款待，不管他心血来潮地想尝香的还是臭的，山珍海味还是粗茶淡饭，希腊菜还是中国菜，感伤的戏还是下流的戏。现代人不惜一切代价要变得有趣和兴致勃勃，众所周知，在这方面，他们最著名的厨师是法国人，最糟糕的则是德国人。归根到底，这一点对于后者比对于前者更是一种安慰，而如果法国人嘲笑我们缺乏魅力和优雅，或者，如果他们看见一个刻意追求优雅和风度的德国人，便不由得想起一个要在鼻子上穿环和叫喊着要文身的印第安人，我们可不要责怪他们。

  ——我在这里要说一些题外话。自从最近这次与法国的战争以来，德国的一些东西发生了变化和错位，很显然，人们也把对于德国文化的某些新的愿望带回家来了。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场战争意味着初次光顾世界上优雅的地区；如果胜利者不拒绝向失败者学习一点文化，则他的大度显得多么辉煌！尤其是在工艺方面，我们不断地和那更有教养的邻居较着劲，德国房屋的布置要向法国看齐，甚至德国的语言也要由一个按照法国模式建立的研究院来赋予“健康的趣味”，清除歌德造成的可疑影响——正如柏林那位院士杜布瓦-雷蒙[插图]所断定的。我们的剧院早就在暗中一本正经地追求同样的目标，甚至优雅的德国学者也已经被造就出来——当然可以预料，凡是迄今仍不肯迎合这一优雅法则的一切，德国的音乐、悲剧和哲学，将被当作非德国的东西而抛弃。——可是，如果德国人把自己一向缺少因此现在要追求的文化只理解为美化生活的技艺和礼仪，包括舞蹈师和室内装饰师的所有那些小发明，如果他们在语言中也只是致力于学院派所称道的规范和某种流行的风尚，那么，真就不必再为德国文化动一根指头了。然而，最近的战争以及与法国人的人格攀比好像未尝唤起更高的要求，毋宁说我常常有一种怀疑，觉得德国人现在似乎想要强行摆脱自己古老的义务，这义务是他们的奇特天赋、他们生来固有的凝重深刻的性格加于他们的。他们宁愿做一回猴子，耍一下把戏，他们宁愿学习教养和艺术，借此给人生解闷。可是，对德国精神最严重的侮辱莫过于这样来对待它，仿佛它是用蜡做的，以至于有朝一日也可以把它捏成优雅。如果这不幸是一个事实，许多德国人的确都乐意任人这样捏造，那么，与此针锋相对，我们理应常常提醒这些人，直到他们听进去为止：你们已经完全丧失了古老的德国素质，它虽然坚硬、严厉、充满对抗，却是最珍贵的材料，唯有那些最伟大的雕塑家才能用它创作，因为唯有他们才配得上它。相反，你们身上只有一种稀软的材料；你们用它来做你们想要的东西，制造优雅的玩具娃娃和有趣的偶像吧——在这方面，理查德·瓦格纳的话始终是真理：“当德国人想要表现得有教养时，他们是生硬而笨拙的；可是，一旦燃烧起来，他们就极为崇高，胜过一切民族。”[插图]面对这种德国的烈火，优雅的人们有一切理由留神，否则有一天它会吞噬掉他们，连同他们所有那些蜡制的玩具娃娃和偶像。——当然，对于在德国方兴未艾的这一热衷于“美的形式”的倾向，我们还可以指出它的别的更深刻的根源：源自那种匆忙，那种令人不得喘息的分秒必争，那种不等成熟便采摘一切果实的急躁，那种你追我赶的竞争，它在人们脸上刻下了深沟，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在其上刻下了印痕。仿佛有一种药剂在他们体内作怪，使他们不再能平静地呼吸，他们心怀鬼胎地向前猛冲，就像烙着三M——Moment（即刻）, Meinung（舆论）, Moden（时尚）——印记的奴隶。这样，尊严和体面的缺失当然是极为触目惊心的了，因而非常需要一种骗人的优雅，用来掩盖那种斯文扫地的匆忙病。因为对美的形式的时髦追求与现代人的丑的内容是这样相联结的：前者可以用作掩饰，后者需要被掩饰。于是，教养就意味着使自己对于人的可怜和卑劣、竞争的残忍、聚敛的贪婪、享乐的自私和无耻都视而不见。当我向别人指出德国文化的缺席时，别人常常这样反驳我：“可是这种缺席是当然的，因为迄今为止德国人太贫困也太自卑。您只消让我们的同胞变得富裕而自信，那时他们也会有一种文化的！”如果说信念有时能使人快乐，那么，这种信念却使我不快，因为我感觉到，这些人相信终会到来的那种德国文化——财产、虚荣和附庸风雅的文化——恰与我所信仰的德国文化截然相反。的确，谁在德国人中生活过，都受不了他们生活上和思想上的那种臭名昭著的晦涩，那种马虎、迟钝、沉闷，在交际场上的那种笨拙，特别是性格上的那种猜忌、封闭和乖僻；德国人根深蒂固地喜欢假象和不真，喜欢拙劣的仿制品，喜欢化外国之神奇为本国之腐朽，这一切都使人感到痛苦和侮辱；而现在，最让人难受的是又加上了那种狂热的不安，那种对成功和获利的渴望，那种对当下时刻的过分看重，我们不由得要想，这一切疾病和弱点也许已经完全不可救药了，只能不断地加以粉饰——就用这种“令人感兴趣的形式的文化”！而且这种事竟发生在一个产生了叔本华和瓦格纳的民族身上！而且这个民族还想不断地产生这样的人！或者我们是在一件彻底绝望了的事情上自欺？上述人物也许不再能担保他们所拥有的那种力量仍然现实地存在于德国的精神和感性中？他们自己也许是例外，宛如过去人们心目中的那种德国品质的最后传人？我对此一筹莫展，只好回到我的一般性考察的思路上去，各种疑虑常常要把我从这条思路上引开。我尚未举出所有那些力量，它们虽然推动了文化，但不承认天才的产生是其目的；已经谈到的三种是营利者的自私自利、国家的自私自利以及一切有必要伪装和用形式掩饰自己的那些力量的自私自利。现在我要谈第四种，即科学的自私自利，以及科学的仆人——学者——所特有的品性。

  科学与智慧的关系正相当于道德与神圣的关系：它是冷漠而枯燥的，它没有爱，对于深刻的不满和渴望之情一无所知。它为自己谋利的程度，正相当于它对其仆人的损害，它把自己的特性转嫁给了他们，因此而仿佛使他们的人性变得僵硬了。只要文化在本质上被理解为科学的发展，它便冷酷无情地从伟大的受难者身旁走过，因为科学不论在何处都只看见认识问题，在其视野内苦难原本是某种与己无关和不可理解的东西，至多又是一个问题罢了。

  然而，一个人一旦习惯于把一切经验转换成辩证的问答游戏，转换成纯粹头脑的事情，那么，令人惊奇的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在多么短的时间里就干枯了，多么快地就几乎只剩下一副咯吱响的骨架了。人人都知道和目睹这种情形，尽管如此，年轻人丝毫没有被这副骨架吓退，一代代仍然盲目地、轻率地、无节制地献身于科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会是出于所谓“追求真理的冲动”，因为归根到底，怎么可能会有一种追求冷漠、纯粹、无结果的认识的冲动！毋宁说，唯有不受拘束的目光才能洞察科学的仆人身上的真正推动力量是什么。我竭诚建议，既然学者们喜欢肆无忌惮地触摸和肢解世上的一切，包括最值得尊敬的事物，那么，我们也不妨研究和解剖一下他们。如果要我说出我的想法，我的论点便是：学者身上交织着极不相同的动机和刺激，他是一种极不纯净的金属。首先，我们可以举出强烈的、越来越亢奋的好奇心，在认识领域冒险的渴望，人心喜新厌旧、重难轻易的本性。我们还可以加上某种辩证法的思辨冲动和游戏冲动，像猎人追踪狐狸一样追踪狡猾的思想轨迹的乐趣，因而真正要寻求的不是真理，而是寻求本身，主要的享受在于施狡计包抄、围猎和巧妙地捕杀。还可举出对抗的冲动，面对其余一切人，个人想要确认和表现自己；斗争本身成了乐趣，个人的胜利是目的，而为真理斗争只是借口罢了。学者还相当大量地怀着想要发现某一些“真理”的冲动，目的是向权贵、金钱、舆论、教会、政府献媚，因为他相信，如果主张“真理”在它们那里，对他自己是有好处的。在学者身上，即使不是规律性地，至少也是经常地出现下述特征。第一，厚道而具备常识，倘若这不只是表现为拙于伪装——伪装当然需要一点儿机智——的话，是应该给予高度评价的。事实上，无论何处，只要有人显得十分机智和机敏，人们就会对他有些警惕，怀疑他的人品是否正直。另一方面，那种厚道往往价值甚小，对于科学也很少助益，因为它恪守常规，喜欢说些老生常谈或者in adiaphoris（不置可否的话）；在这些方面，直言比隐瞒更加省事。而由于一切新事物都要求人们重新学习，因此，只要出现这种情形，厚道便尊重保守的舆论，责备新事物的倡导者缺乏sensus recti（对合理事物的意识）。它之所以反对哥白尼学说，是因为它认为视觉和习惯在这里都是支持它的。在学者身上不乏对哲学的仇恨，尤其是仇恨冗长的推理和证明的技巧。的确，每一代学者大致上都有一个不自觉的标准，规定着所容许的敏锐程度；超出于此的便遭怀疑，被当作怀疑一个人是否忠厚的理由。——第二，敏于观察眼前的事物，同时对远处和整体则极为近视。他的视野通常很窄，眼睛必须和对象凑得很近。学者倘若想从某个业已透彻研究过的点转向另一个点，他就把整个观察装置转向那个点。他把一幅图画分解成纯粹的碎块，就像一个人用望远镜看舞台，一会儿看见一个脑袋，一会儿看见一块服装，但从未看到全景。他从不把那些个别的碎块联系起来看，而只是推导它们的衔接关系；所以，他对整体没有深刻的印象。例如，对于一篇文章，由于他不会观其大体，就只好根据某些段落、句子或欠缺来评论；他内心也许认为，一幅油画只是颜料的杂乱堆积。——第三，他的本性在好恶两方面都平庸而且乏味。由于这个特征，他在历史学领域里感到格外幸福，因为他能按照自己熟悉的动机去揣摩古人的动机。一只鼹鼠在鼠洞里才感到最自在。他防止一切人为的、过分的假设；如果他坚韧顽强，他就挖掘过去时代的所有卑鄙动机，因为他以己度人。正由于此，在绝大多数时候，他当然不善于理解和评价稀少、伟大、独特的事物，亦即重要和根本的事物。——第四，感情贫乏而枯燥。这使他适合于从事活体解剖。他感觉不到有的认识本身会给人带来痛苦，所以不怕涉足令别人心惊胆战的领域。他是冷静的，因而容易显得残酷。别人还觉得他大胆，其实不然，就像骡子并非大胆，只是不懂得头晕而已。——第五，自视甚卑，是的，谦虚。即使被圈在一个可怜的角落里，他们也丝毫不感到是牺牲和浪费，他们仿佛总是刻骨铭心地知道自己不是飞禽，只是爬虫。因为这个特征，他们竟显得令人感动。——第六，对他们的师辈忠心耿耿。他们诚心诚意地想帮助师辈，而且懂得用真理能够给予最好的帮助。他们心怀感激，因为只是靠了这些师辈，他们才得以走进庄严的科学殿堂，如果仅仅凭借自己的摸索，他们是绝不可能进入的。如今，当老师的只要善于开辟一块地盘，让庸才们在其上也能做出一些成绩，他就准会一举成名，求学者立刻蜂拥而至。当然，每一个这样忠心耿耿、心怀感激的弟子，同时也是大师的一个不幸，因为他们全都是在模仿他，而一旦出现在如此渺小的个人身上，大师的缺点就显得极大而夸张，相反，优点则按照相同的比例被缩小了。——第七，学者在被推上某一条路之后，就在这条路上做惯性运动，他的真理意识毫无思想性，只遵循过去所养成的习惯。这种天性的人是目录和植物标本的搜集者、讲解者、制作者；他们之所以在一个领域里学习和探究，只是因为他们未尝想到还存在着别的领域。他们的勤奋与极其蠢笨的重力有相似之处，所以他们常常十分多产。——第八，逃避无聊。真正的思想者最向往闲暇，平庸的学者却避之唯恐不及，因为他不知道拿它做什么好。书本是他的慰藉：这就是说，他倾听另一人如何思考，以这种方式来消磨漫长的日子。他特别挑选那些书，它们能够激励他本人以某种方式参与，使他因为赞同或反对而稍稍陷入一种亢奋中；因而是那些书，在其中被考察的是他自己，是他的阶层，他的政治的、美学的或者哪怕仅仅是语法的观点；他只要有了一门自己的学科，就绝不会缺少消遣的手段和驱赶无聊的苍蝇拍了。——第九，谋生的动机，大体上也就是著名的“辘辘饥肠的命令”。为真理效劳，倘若它能够直接带来薪金和职位，或者至少能够讨好那些分发面包和荣誉的人。但是，也仅仅为这样的真理效劳。所以，应该在有利可图的真理和无利可图的真理之间划一界限，前者有许多人为之效劳，后者却只有极少数人为之献身，他们可不认为ingenii largitor venter（肚子是才华的赠予者）。——第十，提防同行，怕遭他们小看，与前一动机相比，这个动机较稀少却更高级，而且毕竟相当普遍。所有同行之间都满怀嫉妒，互相监视，使得真理——维系着面包、职位、荣誉等这许多东西的真理，真正是以其发现者命名。一个人发现了真理，大家便对他表示高度的重视，这样，一旦自己也发现真理时，就可以要求回报。错误和失误招致舆论哗然，被轰然推翻，从而使竞争的人数不会太多；然而，不论何处，真正的真理有时也会被轰然推翻，从而至少在短期内给那些顽固的、厚颜无耻的谬误腾出位置；正像在任何地方一样，这里也不缺乏“道德白痴”，人们一向称之为寻开心。——第十一，从虚荣心出发的学者，这是一个更稀少的品种了。他想尽可能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地盘，于是就选择冷僻古怪的项目，最好这些项目还需要异乎寻常的经费开支、旅行、发掘以及大量的国际联系。他基本上满足于以怪异惊人的名声，并不想靠他的专业赚取面包。——第十二，从游戏冲动出发的学者。他的乐趣是寻找和解决学科中的难点；当他这样做时，他不是很用功，因为他不想失去游戏的感觉。所以，虽然浅尝辄止，他却常能真切地把握那些面包学者辛苦爬行的眼睛从未看见的东西。——最后，第十三，如果我举出追求正义的冲动作为学者的动机，人们也许会反驳我说，这种高贵的，甚至已经被形而上地理解的动机，我们简直无法把它同别的动机区分开来，它本质上是人的眼睛所把握和确定不了的；所以，在谈及这最后一点时我要补充一个虔诚的愿望，但愿在学者中间这个冲动要比看上去的更普遍也更发生作用。因为正义的火种一旦播入学者的心灵，就足以照亮并且耗尽他的生命和追求，从此他不得安宁，永远失去了平庸学者做日课时所具有的那种温和平淡的心境。

  现在，我们只要设想一下所有这些成分，将它们按照不同的比例混合和摇匀，便可以制造出真理的仆人了。令人十分惊奇的是，为了做成那件本质上是非人性、超人性的事情，即无结果因而也无动力的纯粹认识，许多非常人性的细小冲动和动机如何被放到一起，发生了化合反应，而作为其产物的学者又如何显现在超凡脱俗、绝对纯粹的事情的光辉中，被如此神化，以至于人们完全忘记了造就他的那许多成分及其混合。然而，终究有那样一个时刻，人们会思考和想起这一点，这也就是学者质疑自己对于文化的意义的时刻。有谁懂得观察并且发现，学者在本质上是不孕的——他的来历的一个后果！——而且他对有创造力的人怀着本能的仇恨；所以，在任何时候，天才和学者都是互相敌对的。后者想要杀死、解剖和理解自然，前者想要用新的活泼的自然来加强自然；这就存在着观念和做法的争论。最幸运的时代不需要也不承认学者，最病态的怨气冲天的时代则把他看作最高贵最有价值的人，授予他最显赫的地位。

  至于诊断我们的时代是健康还是病态，谁有资格做这样的医生呢！可以确定的是，现在在许多事情上对学者的评价还太高，并因此而发生着有害的影响，包括影响了对正在形成中的天才的种种关心。学者对于天才的痛苦毫无体会，以尖刻冷漠的口吻谈论天才，并且很快就耸一耸肩膀，仿佛是在谈论一种奇怪而疯狂的东西，他既没有工夫关心这种东西，对它也没有兴趣。他同样也不知道文化的目标是什么。

  然而，归根到底，通过所有这些考察，我们究竟明白了什么？我们明白了，今天，凡是看上去文化在蓬勃发展的地方，文化的目标都完全未被认识到。不管国家怎样大肆宣传它对文化的功劳，它发展文化只是为了发展它自己，不知道还有一种高于它的利益和它的存在的目标。营利者们不断地提出教育和文化的要求，他们这样做时归根到底是在追求利润。形式爱好者们自命从事的是真正的文化工作，譬如说，他们误以为一切艺术都是属于他们的，必须服务于他们的需要，而这恰好表明他们是在借肯定艺术肯定自己，所以他们同样未能摆脱一种误解。关于学者已经说得够多的了。上述这四种力量都殚精竭虑地琢磨怎样借文化以自利，如果这种欲望得不到鼓励，他们就没精打采、无所用心。由此可见，在我们的时代，天才产生的条件并未改善，而对有原创力的人的仇恨却有增无减，以至于苏格拉底在我们这里也难以活命，至少活不到70岁。

  现在我要讨论我在第三段里提出过的问题了：我们整个现代世界看起来绝非如此稳固和持久，使得我们可以预言它的文化观念将万古长存。我们甚至必须认为，未来的一千年里很可能出现一些新思想，它们足以使每个今天活着的人大感震惊。对文化的形而上意义的信念毕竟不是如此可怕吧，可怕的也许是能够从中引出的关于教育和教育事业的一些结论。

  当然，这需要一种完全超出常规的思维，撇开现行的教育机构，遥望一下那种陌生的、根本不同的制度，对于第二代或第三代人来说，这种制度也许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了。如果说通过今天的高等教育者的努力，培养出来的是学者、政府官僚、营利者或文化市侩，或者，就最后和通常的结果而言，是所有这些东西的混合物，那么，这种尚待创立的制度显然有着更艰巨的任务——虽则并非指它本身更艰巨，因为它无论如何是更自然的，就此而言也是更容易的任务；譬如说，像现在这样违背人的本性，把一个青年训练成学者，难道还有比这更艰难的事吗？可是，对于人们来说，困难在于重新学习，为自己树立一个新的目标；我们今日教育制度的基本思想植根于中世纪，实际上是把中世纪的学者当作完美教养的楷模，若想用一种新的基本思想来取代它，必定要历尽千辛万苦。现在已经到正视这项任务的时候了，因为总是要由某一代人开始战斗，后辈才能前赴后继，获取胜利。如今，业已理解文化的这一新的基本思想的个别人正站在十字路口；如果他走上其中一条路，必能受到时代的欢迎，绝不会缺少桂冠和报酬，各个强大的政党会支持他，他的背后会站着许多志同道合者，一如在他的前面，而当站在前列的人喊口号时，整个队伍会齐声呼应。在这里，首要的义务是：“在队列中战斗”；第二个义务是，把一切不想站在队列里的人当作敌人对待。另一条路则使他同伴稀少，它更为困难、曲折、崎岖；走在第一条路上的人讥笑他，因为他步履更艰辛，历险更频繁，他们试图把他吸引到自己这边来。一旦两条路交错，他们就虐待和冷落他，或者畏缩地躲避和孤立他。那么，对于走在两条道路上的这些不同的漫游者来说，文化制度意味着什么？那些蜂拥在第一条路上奔往自己的目标的人们认为，它是机构和规则，他们借之而得以循序渐进，并把一切反叛者和孤独者，一切瞻望更高远目标的人都革出教门。对于走在另一条路上的少数人来说，文化制度当然要实现全然不同的目标；他们想要用一个坚强的组织来保护自己，以防止自己被那些乌合之众挤开或冲散，防止他们的成员过早地被牺牲掉，或者被迫离弃他们伟大的目标。这些成员应该完成他们的工作——这是他们集合到一起的意义；所有加入组织的人都要不断净化自己和互相关心，借此而在自己身上和自己周围努力促进天才的诞生及其作品的成熟。有不少人，包括一些二三流天赋的人，都对这项合作负有使命，并因这使命感而感觉到活着有了一种责任，生命有了目标和意义。但是，现在正是这样禀赋的人受到了时髦“文化”的诱惑，要他们偏离他们的道路，背叛他们的本能；这种诱惑针对着他们的自私冲动，他们的弱点和虚荣心，时代精神谄媚而殷勤地向他们耳语：“跟随我吧，别去那边！因为在那边你们只是仆人、助手、工具，被天赋更高的人笼罩着，你们的内心绝不会快乐，套着绳索，戴着锁链，宛如奴隶，甚至宛如自动机器；在我这里你们却像主人一样享乐，你们的自由人格、你们的天赋可以为自己大放光彩，你们会名列前茅，受到无数追随者的拥戴，舆论的欢呼将使你们心旷神怡，胜似天才居高临下施舍给你们的傲慢的赞许。”即使最出色的人也会屈服于这样的诱惑。在这里，从根本上看，禀赋的特异和有力几乎起不了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某种英雄气概的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怀有与天才情同手足、命运与共的内在感觉。因为确实存在着一些人，当他们看到天才在苦苦搏斗，陷入了自毁的危险，或者因为政府的鼠目寸光，营利者的浅薄无知，学者的因循自满，天才的作品被漫不经心地弃置一旁，他们便感同身受地痛苦。那么，我也希望会有一些人懂得，我通过讲述叔本华的命运想要表达什么，以及按照我的观念，叔本华作为教育家究竟会教导我们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