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住在瑞康里。“瑞”是祥瑞的“瑞”，“康”是健康的“康”。上海人习惯把里弄称为“什么什么里”，就像北京人称为“什么什么胡同”。 但这弄堂，是只有在江浙之地，尤其上海这地方，才是最常见的。一条街，你走着，灯红酒绿，繁华得不得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蓦然转头，就突然发现有那么一条小巷子，望进去，狭窄而悠长，似乎能深到人心里去。那连排的老房子和石库门，便是圈点人们口中所谓的生活的。老上海人的生活，也几乎就是弄堂的生活了。
站在街上是看不清弄堂的，想好好看弄堂，是有办法的。一是登高，你会吓到的，因为那街道楼房太过凸显，完全掩盖着的弄堂这时候才会慢慢的浮现在眼前。这很像一个格子本，那些规整街道伟岸楼房是格子线，而格子里的空白，却全是弄堂填满的。尤其黑夜，城市的灯亮起来的时分，格子线们是明亮炫目的，但那光的后面，大片的黑暗，很少有人知道这黑暗里藏着生活。
若你足够耐心，再等等吧，等晨光起来，你必会看见晨雾里一点一点的光亮起来，精致极了，说不定那屋顶的老虎天窗或者屋脊上细排的瓦也在闪光。精雕细琢的窗扇下，说不定就有月季或者兰花在吸吮晨露，也有隔夜未收的衣衫还在窗下搭着，没风，它们也不动，跟花似的吮吸晨露。天更加亮了，斑驳的矮墙，锈红色的砖，山墙上的裂纹吐出几点青苔，都显示复古相机下的画面。
太阳更盛时，一切颜色都加深了，窗木发黑，连绿苔也黑。这时候，处在格子上的光亮都不见了，弄堂完全跟他们融为一体。就得走进去看看了。
瑞康里是典型的石库门里弄。弄堂口是一座牌楼，底下是一家杂货店，油盐酱醋，酒水零食，什么都卖。老板娘胖胖的，平日里不苟言笑，只有顾客上门才会看见她的笑脸。我最爱吃那里的鸡蛋面包，一角六分一只。包装纸是蓝色的，上面印着什么图案已经记不清了。面包是长方体的，松松的，散发出淡淡的香味，味道也是淡淡的，叫人回味无穷。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这样的面包不是经常吃得到的，只有学校组织春游的时候妈妈才会同意给我买。
进了弄堂，可以看见一家极小极小的胭脂店。说它小，是因为这家小店的面积只有4平方，里面只能容纳老板一个人。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左边是一排玻璃柜台，里面整齐陈列着各种香烟；右边是木头柜子，放的是日用杂货；前面的矮柜上，摆放着两只保温桶，夏天的时候用来存放冰棍；后面的柜台上则是孩子们最爱的零食了。
和外面的那家杂货店相比，我更喜欢这家小的。夏天的时候，母亲每天会给我八分钱买冷饮，那时候棒冰只要4分钱，雪糕要8分。母亲规定我一天只能吃一根，但我每天会买两根棒冰，然后对母亲说今天的棒冰卖完了，只有雪糕。每一次我拿着钱来到小店，老板娘都会拿出热水瓶似的保温瓶，除去上面的盖儿，再抽出塞在里面的毛巾，然后拿出一根细细的棒冰递给我。我总是小心翼翼地剥开棒冰纸，轻轻地舔上一口，然后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嘬着。等嘬完了，便拿剩下的4分钱再去买一根。每一次老板娘都笑吟吟地把棒冰递给我，我总觉得老板娘似乎知道我的把戏，可她从来也没有对我母亲说过。老板的家就在弄堂的最深处，那时候的弄堂就像一个大家庭，彼此之间全都熟识。再加上一些三姑六婆的新闻发布会，邻里之间似乎没有什么秘密。
走过胭脂店，便是一排老式楼房，木质的大门统一漆成了红色，弄口的第一家便是我住的地方。进了门，便是一个公共灶间，一共三个煤气灶。每到傍晚，这里便奏响锅碗瓢盆交响曲。那时候每天晚上烧饭的任务是交给我的。我将米淘好，放在煤气灶上，点上火，就搬张椅子到门口跳橡皮筋去了。时不时地进来张望一下，看看水有没有烧开。然而十次中有九次是忘记了的，那时底楼的阿婆便会招呼我：“饭潽嘞，小姑娘，快点！”我急匆匆地奔进来，把火关小，把盖子掀开一点，用小火将饭烘着。这时我便可放心大胆地去跳橡皮筋了。
那时，我们一家住在三楼，外婆住在前楼，舅舅一家住在亭子间。夏天的傍晚，我们便会在晒台上放上两张凳子，在上面铺上一块木板，围坐着一起吃饭。吃完饭，舅舅将电视机搬到晒台上，楼下的邻居也会挤上来坐在一起，边看电视边乘风凉，一边还谈论着国家大事。那时候，没有空调，没有冰箱，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日子过得简单又快乐。
长大后，我离开了瑞康里，搬进了高楼大厦。我时常会站在窗前，望着那些填满了格子的弄堂。从远处看，那些屋脊全都连成一片，阡陌纵横，错落有致。每一处屋檐都在讲述弄堂的故事，有快乐，有痛苦，有幸福，有感动。这感动便来自于最为日常的情景：窄窄的弄堂，昏暗的楼梯，小小的亭子间；兄弟姐妹楼上楼下串着门；阁楼上荡秋千时留下的大麻绳；门口的胭脂店里，老板娘笑嘻嘻地将棒冰递到我手里；隔壁阿姨扯着嗓子在叫唤自己的儿子：“阿尼头，切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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