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有一半，是在上海的弄堂里度过的。
大约8岁那年，该是上学读书的时候了，我被家人从乡下带上来，寄养到外婆家里，在今天看来颇具怀念意义的弄堂生活。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外婆家的弄当地址：大通路143弄4号。现在，好像因为跟大统路路名相似，大通路如今改成了大田路；原先的石库门弄堂以及周边的环境，也因为一些商业开发，早已经今非昔比了。然而，无论那个地方变成什么样子，我的心灵深处。却已然存有那个时代、那个弄堂房子近乎完整的记忆。
弄堂房子
弄堂房子，其实就是以前我们对石库门房子的一种称呼。一般的石库门房子，靠街面的，是我们现在的人所指的“石库门”，而走进弄堂，则还有另一番天地（尽管那个天地在如今看起来，尚不够宽泛）。
我外婆住的是4号房子，也就是说，还有5号、6号，好像一直到10号，每一个号门里面，都是一套套完整的石库门建筑，一连窜地分住着好几家人家。我们住的，好像是4号房子的前客堂间，有两个10个平米左右的小房间，外间是外婆住的，里面一间还住着我的大姨妈一家6口呢。可能因为大姨妈家的人太多，地方太小，所以外婆住的那间，便成了准“公用”的了：几个表哥、表姐，晚上都睡在外婆那间屋子里。
这么多人，怎么就能够睡在那么一间狭小的屋子里呢？原来，那个时候时兴一种“叠叠床”，就像现在的双层床，但那种床很是简陋，就是用铁管子造的，一有人爬上去，就会吱吱作响；可是当初那样的生活环境里，谁都没有任何的不适应。
记得那时候，我们是这样睡的：外婆和我谁一张大床（其实也不大，就3尺的那种），两个表哥谁里面那间，两位表姐则睡那张“叠叠床”，一上一下。后来我的大舅舅从外地（兰州）回来探亲，就跟外婆一起睡，我就睡一张帆布床；再后来小舅舅从广州复原回来，一时分配到住房（后来分到一间亭子间）也挤在外婆的那张床上（当然，那时候大舅舅已经回兰州去了（后来回了上海工作，这是后话）。
帆布床的故事
说起那张“帆布床”，至今还很有些“心有余悸”。
原来，那帆布床是一种结构比较特殊的床具。它是用一些木棍作支架，再串上帆布。睡时将两根木棍串上帆布的两头串口，木棍两头再套上相邻的木棍（有锲口），将中间的帆布绷紧，便是一张简易的单人床了；不用时抽掉两头的木棍，拢起床具，帆布随木棍一起叠起来，体积缩小，往哪个旮旯里一杵，还真不占地方（看来，这也是这种床具在那个人均住房不足3平米的年代里最受欢迎的最大原由了吧）。
我的那段因睡帆布床而心有余悸的记忆，就来自在外婆家住的那段时期。
可能是因为那张帆布床年龄太大的缘故吧，那两根用来绷紧帆布的木棍的隼头和床上的那些契合木榫头的凹槽，都早已经磨损、显得越来越平滑，很难牢固地加以契合。又一次，我正熟睡当中，只觉得心理憋闷得厉害，但就是使不上劲儿让自己醒来。我虽出于熟睡中、但意识却很清醒，我是醒又醒不过来、叫也叫不出声，真是恐惧到了极点，怕因此就一口气憋死过去了。于是，我在昏睡中一直使劲地用力挣扎着好让自己立即醒来；后来不知怎的，就一下子醒了过来，深深地换了一口气。醒来后我觉得自己的头往后仰得厉害——原来是帆布床一头的木棍送掉了，帆布因此垂落了下去，难怪我的头朝后“仰”得这么厉害，当然无法正常地呼吸了！
后来，这样的情形，不断地出现，我那一段时间里真是害怕到了极点，天天晚上最恐惧的事情就是睡觉——但是，也许是因为害怕，我从没有向外婆提起过这个事情。
弄堂口的清晨
既然是弄堂房子，那弄堂口就是演绎那个生活状态的一个绝妙的窗口了。
外婆家的那个弄堂，位于原大通路（现大田路），一边就是北京西路，另外一边则是凤阳路。那一段路，还是条小马路，平日里也有些机动车经过（但是那时候车子很少，最多是一两部上海牌小轿车、还有些背景吉普），但是，这么小的马路，公交车是不通行的。因此，也使得这条马路的两侧，一溜的界面房子（住屋），人气很足（现如今应该都破墙开了店吧）。
外婆家的弄堂口，可真是个热闹的所在啊——
清晨，天还没大亮呢，一声声“倒马桶！倒马桶！”的吆喝声便传了开来。因为那时候可不像现在（有抽水马桶），家家户户那些“出口问题”的解决，可都仰仗着藏匿在每家角落里的那只斑驳不堪的马桶哩。于是，每天，便会有“倒马桶的”（如今应该尊称“环卫工人”才是）推着盛装马桶污物的推车（后来也有用上黄鱼车的），一条条弄堂地吆喝过去、倒过去。而那倒马桶的车一走，整个弄堂都会被人们用马桶哗腺（一种用竹子扎成的“刷子”）淘洗马桶的声音所包围——“唰唰唰”、“唰唰唰”地，此起彼伏，煞是热闹。
紧接着，弄堂里走进走出的，都是些到附近饮食店买早点心的人，大多买了油条的人，用一根筷子串着，跑回家里。
等到那些小家伙都去了学校上学、大人们都去了单位上班，弄堂口便顿时清静了下来。等到要再重新热闹起来，就是傍晚那些小家伙放学了。
那时候不像现在，放了学的小朋友都往家里一钻的（不是做功课，就是看电视）；那时候，小学生也好，中学生也好，放了学，弄堂口就是集聚地，不用约定，都形成了习惯。
在弄堂口干嘛哪？玩呗。
玩什么呢？那就多了去了。拿我自己来说，在外婆家上了三年小学（一到三年级），从来都不曾记得一放学就在家里做功课的，都是在弄堂口玩。再加上我的表哥只大我一岁（住在一起），还正好是个皮大王，在弄堂里（拿今天的话说）还挺有人气的。于是我就整天价跟在他屁股后面跑进跑出的。
我们玩什么？男孩子“文雅”一些的，像刮刮“刮片”、拉拉“叉铃”（空竹）、钉钉铜（块）、猜猜电影票（票价）、拉拉树叶子（比谁的树叶的茎不易断）、刮刮香烟牌子，还有就是调调年历片和邮票什么的；有时也跟女孩子一样，造造“房子”来着……
如果是玩稍微疯一点、野一点的，那就是像“斗鸡”啊、“双脚不落地”，还有像“跳鞍马”，还有滚铁圈，当然，还有打“弹子”（一种玻璃珠子）也是当时很流行的游戏。
刻花样和铅丝枪
不过，那时候，也有在家里玩的时候，当时有一种今天看来很有益的活动，就是刻花样，现在叫剪纸，不过现在的剪纸都是电脑和机器所谓，那时候的“花样”，可都是我们用刻刀（其实就是那种削铅笔的方刀片）一道一道刻出来的。
那刻的“花样”，参照物哪来呢？一种是初始“原创”的，就是看中某张“小书”（连环画）里的画面了，撕下来，然后倚着画面上的细小线条，一刀、一刀地刻。刻的时候也要动脑子，就是那画上的线条都得设法给连起来，否则就无法完整地体现要刻的画面了。
另一种“二手”的，就是拿“原创”的花样做底子，放在一张白纸下面，用铅笔斜着涂抹，这样，下面花样的线条就映在白纸上了，然后再在印了花样的纸上刻。所以，那时候也有“印花样”一说。
记得那个时候（用现在的话说）最酷、也是最流行的花样，就是斯大林的头像。因为斯大林的形象比较硬朗，尤其是那胡子，很好刻、有很能体现斯大林的特征。
另外，我们也会把在家里做好的铅丝枪，拿出来玩。这铅丝枪，顾名思义，就是用老虎钳（其实就是钢丝钳）把铅丝拗成各种枪的形状，然后再用铜丝在外面裹上一层作表面。
现在想来，那时的孩子，还真的聪明：拗出来的铅丝枪，真是形神兼备，像极了！
做砖头和画毛主席像
一到星期天（那时候不像现在是双休日，只休息星期天一天），弄堂口可就更热闹了。小朋友们、大朋友们，都聚拢到弄堂口来，煞是令人兴奋的（现在看来，这也许是因为各家人家的屋子面积和空间太小的缘故吧——可是倒促成了人情的凝聚！）。
记得有一两年里，正是毛主席号召“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时候，到处都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标语。弄堂口还摆上了造砖头的夹子：那不夹子长方形，把湿泥装进去以后，用大木槌敲严实了，再用一根细铅丝在上面一拉（读第二声），然后把木夹子两头松开，一块死角方方的泥砖雏形就出现了。那些泥砖都整齐地码在一个专门的地方（应该淋不着雨吧），等积累到一定数量了，再由专人专车（其实也就是黄鱼车吧），把湿泥砖运到据说是烧窑的地方，烧成红砖（据说如果淬一下火，就成了青砖了，具体不详）。那些转头可是带有强烈的政治意义来着，因为它们大多被用来造防空洞了。
说起防空洞，就想起那时候的警报演习，模仿有原子弹要袭击过来，如何在学校和老师的组织下有序地躲进防空洞。现在想想，那时的国防教育还真有一点意思在里面，这可是现在社会很缺少的一种行为意识呵。
记得那个时候，还流行在弄堂的墙壁上画毛主席像。大多都是画《毛主席去安源》之类的。一般是把原画上打上格子，再在墙上也打上相同数量的格子。然后由某位“画家”，每天一早就爬上高高的架子，先用铅笔打轮廓，再用一种颜料（现在来说就是广告色了，记得还是“马利牌”的来着），把整个壁画完成。
也许就因为对那个时候那些“画家”（现在想来，其实也就是画匠吧），能在墙壁上画上那么“像”的画，画的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就觉得画画是一种特别神奇的工作，也许自己后来热爱美术，与其也有些关系吧。
“长发”和“老天宝”
我们弄堂口的对面（中间只隔一条几米来宽的小马路，车也不多），有一家小店，相当于现在的便利店，那时候叫“烟纸店”，专门卖一些日常生活所需的小物品，我们感兴趣的无非是一些小零食（盐津枣、弹子糖，等等），当然也离不开香烟、老酒了。那时候，因为小店就开在“马路”对面，那家小“烟纸店”也就成为我们玩耍的“第二基地”了，没事就往那店门口（只有门口，没有店堂）凑，口袋里常常只有一两分钱，还总讨论着买这买那的，弄得像真的一样，可那时候大家都没钱，所以就无所谓了，要的是那种热闹感觉。
除此之外，我们还常到附近的另外两家店里去“买”东西（更多时候是看东西）。一家是在弄堂左边的、也就是北京西路上的，叫“长发”，是一家食品店，我们那时候喜欢的食品，除了弹子糖、盐津枣这些特便宜的（一般三、五分钱就可以买上一小包呢），还对（现在也有的卖的）“萨其马”和“鸡子饼”特别感兴趣——不过那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太贵了，要存好多时候的钱才能“享受”上一回。还有一种食品，就是糖糕，四分钱一个，也是我们的最爱。（那时候的蛋糕是七分钱一个，对我们来说，除非大人发善心，一般不会奢想它们）。
另外一家店，在弄堂右边丢份的凤阳路上，是专门卖玩具的（至少对我们这些贪玩的孩子来说），店名很特别，叫“老天宝”（现在想想，如果有机会，自己去开一家，“老天宝”、“老天宝”，连老天都会保佑哪！）不过那时候可没这种复杂的想法，只觉得那里的玩具又多有好玩，还“便宜”（这当然是相对于“向阳儿童商店”这样的大店说的）。记得那个时候，“老天宝”里最吸引我们眼球的，就是一些塑胶制作的半身人头。现在想来，那些人头原本是装在一些惯性汽车上的——因为有很多都是一只头、然后加两只手，握反方向盘状的——可能是“处理品”（那个时候最流行买“处理品”，连乒乓球也都买处理的，一打就破），因此很“便宜”，一般几分钱就可以买一个了。那是为了省钱，我们就买各不相同的，到时候可以交换着玩了（那是的小朋友就知道“互补性”这个经济学原理了，不容易）。
《恐怖的脚步声》
一到晚上，情形就不一样了。若是在夏天，那就是我们弄堂“故事大王”阿牛的天下了。那“阿牛”其实也就是我们（外婆）家邻居，那时比我们大好几岁，好像是到了上班工作的年龄了，不知咋地，愣是整天价呆在家里（那是应该没有“待业”一说的）；但是别看他整天游手好闲的，夏天一到了晚上“乘风凉”的时候，就是他的市面啦。
原来这阿牛，不知咋的，肚子里故事特别多，总也讲不完。加上那时候流行讲“鬼故事”，我们这些小朋友虽然害怕，但因为觉得“刺激”，就整天整夜地缠着阿牛给我们讲。那阿牛倒也爱讲故事；不过他可是要摆一下“排场”的——你们要听故事哪，就先帮我把“靠背椅子”摆好（“靠背椅子”就是以前那个时期很流行的一种竹椅子）、浓浓的茶叶茶泡好。我们几个小家伙，有的搬出自家的“靠背椅子”，有的在家里泡好茶出来，反正都坐齐整了，阿牛才摇着个大芭蕉扇，晃晃悠悠地从弄堂里走出来，坐到我们早替他放好的“靠背椅子”上——那个时候每家人家的空间狭小，一到夏天，就都拿着凳子、椅子坐到弄堂口的马路上，三五成堆地闲聊瞎扯，或是在昏暗的路灯下下棋打牌。
那个时候流行“鬼故事”，最著名的要数《恐怖的脚步声》，还有就是《绿色的尸体》。其实那些所谓的“故事”，都是瞎掰，可是我们那时候就是爱听，还不止听一次、两次。每次听得回家直往床底下张望，生怕有鬼埋伏在哪个旮旯里——可第二天，还是嚷着要阿牛再讲一遍。
要说那阿牛也真是有才华，是讲故事的料（比现在“阿庆讲故事”好听多了），他那个《恐怖的脚步声》讲了一遍又一遍，可是每次讲的，除了故事的大概，细节都还各不相同！
记得每次讲到那个“恐怖的脚步声”走上楼梯的时候，阿牛总是“咚、咚、咚”、“咚、咚、咚”地，节奏掐得非常好，直把我们这些小朋友的心都“咚”出来为止！
我至今还记得那《恐怖的脚步声》，讲的就是一个旅行者住进一家免费的但是从没有住过的旅馆房间，在夜里发生的一系列“恐怖”的事情。那故事最精彩的地方，就是每当那“鬼”出现并走上楼梯的时候，“咚、咚、咚”、“咚、咚、咚”的声音，从阿牛的嘴巴里说出来，再配合他那一张大嘴巴的一张一合，还真是有些“恐怖”的意味呢！
揩油看电视
我上小学两三年级的时候，因该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期，电视对于一般家庭是一件奢侈品，很少有人家拥有电视机。不过，我们那个时候，还真的三天两头地看得到电视呢！
原来，我们弄堂8号里面（在二楼的亭子间），有一家人家，那个大男孩（应该已经工作了）名叫红卫。可能他的爸爸是个机电或者半导体工程师，他的家里，有“两台”电视机，一台是9寸的，还有一台最好玩，据说是3寸头的（大概是一种监控屏吧）。两台电视机应该都是红卫的爸爸自己组装的（因为看他家也不像是特别富有的人家，否则怎么还住亭子间啊）。尤其那台“小电视”可爱的很，屏幕是很小的圆形平面（当然里面再有个“方形”的正式屏幕），而且是绿颜色的（现在看来，绿色是技术的原因）。
但是，一开始，红卫的家人并不欢迎我们去他原本就小得可以的“家里”看电视，一般到了晚上，就会把房门关上。
我们这些小家伙，也真是有这个耐心去黏糊。一般我们先从报纸上（以前只有《解放日报》或者《文化报》，每天在下面都有一个电视节目的预告栏）看一下当天晚上有什么好电视节目，然后再根据“好电视”正式开始的时间，想方设法地挤进红卫家去看。
要说“好电视（节目）”，虽说那个时候不像今天的娱乐这么热闹，但在我看来，那个时候的一些“好电影”，“好电视”，反而至今还令人不忘。比如那段时间，我们去红卫家看的电视，除了一些“样板戏”，印象较深的还有：《平原游击队》、《打击侵略者》、《南征北战》；另外像木偶电影《小八路》也很好玩。不过那些“电视”，其实就是电影在电视里播出来（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有版权一说，那时候在新的电影，想播就播了）。
不过话说回来，哪一天要从吃好晚饭开始，到一直看到红卫家的电视，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人家不欢迎，但可能是碍于邻居的面子，也不能直接赶我们出来。但我们即使捱法、捱法（上海方言，就是厚着脸皮硬撑着凑上去的意思），终于挤在人家家门口看（里面已经有很多他们家自己的亲戚），还是不咋招人待见，常常就只好一直站着看完电视，这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呢。
而且，因为是红卫家自家组装的电视机，综归不牢靠，说不定看到哪个“精彩”的地方（看不到的地方总是最“精彩”的），就突然间一片“雪花”、或者“黑白格子”了（黑白电视机，当然是黑白格子了）。所以有时候，我怀疑是红卫家故意地，把电视调成“雪花”，好让我们觉得没趣，自己下去（他们家是亭子间，在“二楼”）；可我们那些孩子，也不是随便就轻易“受骗”的，楞是“捱”着，一直到确信是电视机坏了，才依依不舍地、怏怏地从木楼梯走下来——要知道，我们厚着脸皮、好不容易才挤到红卫家门口的啊！
我的样板戏情结
说起看电影，其实我们那时候看电影，大多是学校组织的。在我们弄堂周围（也就是学校周围），一般是新华电影院去得比较多。都是一大帮学生，排着队进电影院。那时候多我们来说，看电影院可是件大事情，一般好几天以前就宣布了。在宣布哪天看电影的那天起到正式看电影的那天，我们都会在一种难以言表的兴奋和期待中度过，觉得时间过的特别地慢。
那时候，我们跟大人们一样，所能看到的电影，多是一些样板戏和战争电影。
那时候的样板戏，还真是无处不在。但我们却没有丝毫的厌倦感，还很是津津乐道于哪部样板戏中的哪段经典台词（于今看来，可能是当初没有看更多电影的经验和欲望，但我总觉得，原因也并不会这么简单）。
现在形容当初的样板戏，是“八个样板来回倒”。哪“八个样板”呢？《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和《沙家浜》这三个“样板戏”，应该是最基本、今天来看也是最为经典的。后来知道，《智取威虎山》是根据曲波的一部小说《林海雪原》改编的，还有人说曲波就是里面的参谋长；《红灯记》和《沙家浜》最有趣，居然都是根据上海的地方戏沪剧改编的，前者原名是《革命自有后来人》，后者则是今天已然很为人称道的《芦荡火种》。
对于我们这些具有着强烈的英雄崇拜的小孩来说，《智取威虎山》一直就是我们的最爱。因为杨子荣的机智英勇，也因为座山雕的阴险和滦平的丑陋。对于杨子荣，只要看看海报上的那一双瞪圆了的“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一把匣子枪，就够我们这些小家伙崇拜一时的了。里面还有一段座山雕与杨子荣的对口台词也堪称经典中的经典了——
——“天王盖地虎！”
——“宝塔镇河妖！”
——“脸红什么？”
——“精神焕发！”
——“怎么又黄啦？”
——“防冷涂的腊！”
其实那时候，我们只知道背诵这些台词，还煞有介事地扮演着各自的角色；而那时候对于其中的含义并不明白。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时常陶醉于“杨子荣”和“威虎山”的戏剧情景里，享受着心灵的满足和快感。
我甚至还记得，为了模仿（小孩子的模仿能力也是创造力的基础之一啊）杨子荣打虎上山时的情形，愣是从哪里找来了一块白色的不头，大热天也会围在自己的头颈里，以求得模仿的“逼真度”再找来一根细竹竿作马鞭，然后“穿林海，跨雪原”地乱唱一气。
当然，《红灯记》里面李玉和与鸠山的对白、《沙家浜》里阿庆嫂跟刁得一和胡传魁三个人之间的对唱长段，我们至还能倒背如流。而《智取威虎山》，我本人就记得是看了足足不下十遍；记得又一次还是旷课去看，为的是工作时间，票价很便宜，才5分钱一张票子。记得那天整个电影院里，就没有几个人，我是坐在一个位置上看看，不舒服，又换个位子，折腾来、折腾去的，最后干脆是站在那里看，而且还跟着电影的进度，一起唱了个过瘾呢。
除了前面三个最老的样板戏，我记得在“八个样板戏”里面的，还有《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这就五个了；还有好像是《海港》、“交响音乐《沙家浜》”和“钢琴伴唱《红灯记》”；至于像《袭击白虎团》、《龙江颂》，以及后来的《杜鹃山》，应该都属于“十个样板戏”的范畴了。
其实，对于《袭击白虎团》，我们那时也是十分喜爱的，当然也是出于英雄崇拜了。后来还对《杜鹃山》里的雷刚，产生过一定程度的崇拜呢（不过那是后话了）。
当时的样板戏，除了一些地方戏剧团体的直接排演，我们大多是在电影里和电视里（当然还有“无线电”里）反反复复地观看和收听那些现代京剧的。
（想想我们那些小朋友也是厉害，居然对“古老”的京剧这么感兴趣；今天公平地看，样板戏对于京剧的普及应该还是有些作用的吧。）
看“小书”和买小海报
当初对于样板戏的喜爱，其实并不局限于在看电影、电视和听无线电上。
一是“小书”。我们那是管小人书、或者连环画名为“小书”。我记得那时每出一个样板戏，就会紧跟着出一本小书。样板戏的小书有两种，一种是电影小书，都是些电影剧照，不稀奇的；最稀奇的就是那种白描画画出来的样板戏小书，那个像啊！我至今还无法想像那些画家们是怎么把个样板戏的连环画，画得这么像。说“栩栩如生”还不够，简直就是像从照片上PS过来的（可当初不可能有PS啊！）。比如《智取威虎山》这本小书，现在好像还有再版的，什么时候去买一本来，看看究竟是谁画的。（记得以前有一本小书，叫《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也是白描画来着，这位作者倒是有名气，是戴敦邦；但是那样板戏是不是他画的，就不知道了）。
还有一种好玩的，今天来说，就是一种样板戏的“小海报”了。当然，那时候可没有“海报”这一说法，只是每次新的样板戏出来，新华书店就会有卖一种小张头的样板戏的电影剧照，纸张比一般的厚，而且比较硬（可能就是今天所说的“铜版纸”了），非常精致，每次刚买来一张新的，我们都会把纸头放到鼻子下面闻一下感受一下新“海报”的魅力所在。那个时候，购买和收集这种样板戏电影的“小海报”，可是我们（包括表哥虫）这些小孩子的“系统工程”。因为一般来说，一个样板戏电影，陆陆续续会出十几张这样的小海报，有时候是交叉来着。虽然每张的价格今天看来便宜得几乎可以忽略——才1分钱一张——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小孩的口袋里，又有谁会常有几分钱放着的呢。我们每次都要先筹下一些零钱，一时买小书，二就是有新的“小海报”一来，就不隔夜地跑去新华书店买回来。有时候同时出了两张以上，我跟虫就各买几张不相同的，回来后放在一起欣赏和收藏。
现在想来，那一张张为我们爱不释手的“小海报”，其实有可能是原本电影院用来在玻璃橱窗里展示和宣传用的，多印了一些，还可以卖钱（而且一出就准卖光）——看来那时候的人，“经济头脑”和“市场意识”也不是没有呢！
还有一种喜爱样板戏的方式，就是“刻花样”。因为样板戏的小书多了（而那些白描小书画得又特别地像），于是我们就挑几张人头比较大的，轻轻撕下来，先用铅笔小心地把一些线条作个连接（否则没法刻啊），然后就用方形的小铅笔刀，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刻成“花样”。李玉和、杨子荣，他们那些经典的亮相造型可都是我们刻的对象哪。
也许，我们那一个年代里出生和生活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样板戏情结”吧。所以现在我家里还收藏着样板戏的DVD，只是没能把当初的那些小书和“小海报”留到今天，怪可惜的。
我的玩伴叫“虫”
在外婆的弄堂里，我的玩伴叫“虫”。
住在外婆的那些年里（小学一到三年级在外婆家读的，后来逢年过节和放假也来住过些时日），我有一个最好的玩伴，是我的表哥。他的小名特别有意思，大家都叫他“虫”——不管是家里人还是外面一起玩的小朋友、大朋友，都这么叫他。
现在我知道了，因为他的名字里面有个字，是“歌颂”（那是很流行）的“颂”字，上海话读着跟“虫”有些相似，还因为我这个表哥是我大姨妈最小的儿子，特别地宝贝，所以叫“虫”，还是一种昵称哩。
虫虽然在家里被惯着，可在外面可是个人物（至少是个“小”人物）。他性格外向，做起事情来可说是随心所欲，不计后果。在弄堂里，他是个“皮大王”（尽管那是他并不算“大”）。
就我现在所记得的那段日子里，总觉得我自己的表哥是个“老大”，对他还真有几分盲目的崇拜。记得那个时候，每到傍晚要吃晚饭的时候，就总有人带着个跟我同样年龄的小朋友找上门来，说向我的大姨妈告状说虫今天在学校里或者弄堂口怎么打了他家的孩子。那些孩子也真有意思，虽说有的头上还像模像样地绑着个绑带一样的纱布，可人却很活跃，一见我和表哥，就做着各种鬼脸、或者偷偷地瞪着我们，好像是一种示威的表示。更有些“大孩子”，年龄都比我表哥大好几岁（估计都五、六年级了吧），还跟在他的家长后面找上门来——可想而知我那个叫“虫”的表哥，可一点也不虫样啊。
记得那时候在弄堂口，我们都爱玩那种“刮刮片”的游戏。就是用旧练习本、或者旧课本（有时更多都不是什么旧本子，而是从在用的本子甚至课本上撕下）一些纸头，迭出一个方方正正的东西（因为也有点像豆腐方块，所以也叫“豆腐刮子”）。玩的时候无非是用一个刮片去刮放在地上的对手的刮片，要把它刮翻掉、或者刮出划在地上的小方框线条，被刮的刮片就成了自己的战利品；反之，刮不翻、或者刮不出方块线，就得把那只刮片放在地上，作为对方的靶子。
跟玩其它游戏一样，表哥虫玩刮片可是一把好手。我看他都不用老老实实地做刮片——先从别人那里“讨”（可能是威胁利诱）几个做原是积累，然后就一路扫过去，把人家再大、再厚重的刮片一一搜罗过来。到后来，虫整天价让我拿着他那刀厚厚的刮片，往来于弄堂口的任何一个“战场”。
其实，就性格来说，我从小就与表哥大不相同（他外向、好热闹；我则可能是因刚从乡下来上海上学的关系吧，内向、懦弱，成天在他的“保护”之下），对于那些游戏，我是不咋感兴趣的，也就是跟在虫后面瞎凑凑，自己并不喜欢这类有葬又类的游戏（得不断地弯腰去捡地上的管片，还要用力甩打刮片）。甚至我觉得，那些被虫赢来的刮片，都沾满了尘土，很脏很脏。
还有那些打弹子等跟地上有关的游戏，我都不喜欢；反倒是一些不用花力气的游戏，我倒是很热衷。
猜电影票
那个时候流行一种叫“猜电影票”的游戏。其实就是相互猜对方手里电影票票根上的票价。因为那个时候的电影院为数并不太多，因此有可能一个孩子所收藏的电影票，几乎可以涵盖整个上海滩了。而因为电影的品种也不是很多，除了八个样板戏，就只有一些《平原游击队》之类的战争题材影片了。所以，结合这些元素，当时电影票的票价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不贵，一个是档次简单。比如：一般的样板戏电影，只要不是晚上七点钟那个档位（以前也有“黄金段啊），一般就只有5分钱；稍微好一点的位置或时段的，也就一毛钱了。只有个别电影，是一些新影片（如当时刚上映的一些”彩色故事片），票价就会是一角五分的了。
那时候还有些纪录片，其实拍得相当精致的。如我现在还记得有个纪录片叫《对虾》来着，比现在电视里放的《动物世界》有趣多了，把个生活在水下世界的虾族群体，演绎得生动无比。但毕竟是纪录片，票价就会比“故事片”便宜5分钱（一个档次）。
我们当时玩这种猜电影票的游戏，其实是带有收藏的目的，所以有时候还拿出自己两张以上重复的电影票跟对方交换。我记得那时候的电影票中，大光明电影院的票价稍高一些，比别的电影院多5分钱（一个档次），其它的都差不多。
《万山红遍》和《难忘的战斗》
除了在弄堂里玩耍，我和虫还喜欢在家里做一件事情（这也是虫难得喜欢呆在家玩的一段时间），就是听故事。不是听阿牛讲故事的那种，而是听收音机里的讲故事节目。
现在我还记得十分地清楚，那个时候，我们最爱听播音员陈醇讲的故事。其实那还不是讲故事，是念一部小说；但是这种“念”可不简单，那就要以旁白的语气做一些基本的平淡的转承，又要模仿小说里各种人物在不同情形下的各种不同的音调和口气。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听陈醇老师“讲”那本小说，叫做《万山红遍》。
那个时候的收音机（我们那时候叫“无线电”），好像还是晶体管的，很大。那时候，对每家人家来说，无线电可就是家里主要的家什了，一般都放在显眼的五斗橱上就像现在人家放电视机那马显眼。
于是，有一段时期，一到下午4、5点钟（那时候放学早，我们早已经放学在家了），我和虫两个人就伏在放有无线电的五斗橱上，开始享受半个小时的听觉盛宴。节目一开始，是个女播音员的声音，先报个幕：“听众同志们，现在是小说连播时间。下面倾听陈醇播送的长篇小说《万山红遍》。”紧接着，陈醇那醇厚的带有磁性的男中音就开始讲开了——“上回咱们说到……今天，我们接着讲……”；不到半小时，时间到了，他就会说：“这某某某一听就急了，可他到底会作出什么反应哪？明天，我们再接着讲。”
说是半小时，可那时在在我们的感觉当中，实在太短、太短，这里刚听出味道来，时间就到了。
记得后来，我们还听过《难忘的战斗》，好像是一个叫新宁（音）的老师播讲的。我至今记得他在每次要结束时，总会讲上一句：“同志们，《难忘的战斗》，今天，就播到这儿，明天继续播讲。”尤其他讲那个书名“难忘的战斗”几个字时，很有味道，我甚至还觉得像昨天刚听过一。
表哥虫，他这个时候就会跟我一样“文静”和“内向”，神情专注于无线电里的故事情景，也陶醉于波音老师浑厚而又惟妙惟肖的波音当中；听到精彩的时候，两只细小的带有近视的眼睛里会放出光来。
现在想来，波音老师还挺有本事的，一部小说里的人物各式各样好几十个，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文雅的，威猛的，还有叛徒那种贼眉鼠眼的……听九了以后，从他们的嘴里出来，不用特意说明，就知道是模仿哪个书中人物在说话。
其实，对于一个少年或者儿童来说，“听”的效果，远远有益于“看”。因为听是一种半被动半主动的行为，那半个主动就在于根据所听到的内容对当时的时间环境和景象进行自己的想像；而“看”则是一种纯被动、纯盲目的行为，尤其彩色电视机出现以后，孩子的双眼整天沉迷于绚烂的色彩和画面当中，养成了更多的惰性。
另外一方面，当时所播的小说故事，大多是一些战争年代的题材，这也使正出于少年时代的我们，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英雄膜拜。
英雄膜拜：金训华、杨子荣
记得在外婆家里读小学（一到三年级）的时候，当时对于英雄人物的宣传是很注重的。记得当时有一阵，最“热”的英雄“明星”，就是为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的金训华。
现在知道了，金训华原来是上海市吴淞第二中学1968届高中毕业生（还是当时上海市中学红代会的常委）。1969年3月，金训华参加上海市革委会上山下乡办公室组织的知识青年学习访问队赴黑龙江，返回上海后发起成立了“知识青年赴黑龙江插队落户联络站”，通过报告会、批判会、座谈会、家庭访问，广泛进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5月25日，金训华和一大批上海知识青年前往黑龙江省农村插队落户，被分配到逊克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8月15日下午，爆发特大山洪，金训华为抢救国家物质（两根电线杆）牺牲于激流中，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金训华的死，给当时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注入了悲壮的色彩；也为当时的年轻人树立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正面榜样。在他死后的3个月后，六九届毕业生下乡了，他们纷纷要求去逊克县插队。
其实当时自己还很懵懂，对于金训华究竟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并不了解；但这丝毫也没有影响到我们对于那位当时红遍整个中国的英雄人物的崇拜之情。当时有一幅著名的宣传画（当时还上了邮票、现在还很著名），画的是金训华在河里面的一个造型。我那时候很想有这么一幅宣传画加以珍藏，后来就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原来，那是正好刚要开学，外婆交给我三块钱（那是妈妈提供的），要我到学校付学费（每学期三元钱）。可是，鬼使神差地，我居然没有去交学费，而是拿了擅自去书店和文化用品商店买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来（后来被妈妈知道了——综归要知道的，学费不付可不能上学啊——被她用乒乓球板打了好几下手心哪！）
记得当时，我先是买了厚厚一本的金训华画册（其实没几张画，只是纸张比较厚），花了顾及一半的钱——很贵的！还有些钱我买了一些年历片（这又牵扯到另外一个“不堪回首”的心酸故事）；还有就是花了五分钱，一个人旷课去一家电影院，看了一场《智取威虎山》。这可能是我看过道德第N遍了，不过以前不是在电视里，就是学校组织看电影时，坐得太靠后，从来也没有过瘾地看一遍过——这次算是过瘾了——因为工作时间，电影院里没几个人，随便我坐在哪里看（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场电影，我居然是站着看完的——站在一条走廊扶手的后面，看得可清楚了）！
再说那本金训华的纪念画册，应该是用铜版纸做的，很厚、也很沉。里面都是一些照片或者水粉画的图片。我当时好像是独独地把那张著名的“造型画”取下来，单独珍藏在书包的一隅，准备有机会好生自己照着画一副的。后来这么样了，自己也记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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