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还在曲周师范上学，就听当地的同学讲关于戏剧《玉堂春》和王三公子的事。他们很神秘地对我说，王三公子就是曲周县城东街村人，因为戏剧中王三公子逛妓院，并和妓女苏三（玉堂春）结合，让后人蒙羞，所以，曲周县城里不让人提王三公子，更不让上演《玉堂春》这出戏。
从那以后，在我的印象以及社会大众的认知中，戏剧《玉堂春》的故事原型王三官就是曲周人，曲周城西就是王三官的墓。出于好奇，几年前我去曲周探访，向路人打听王三官墓的位置，路人都会热心指引。或许，人们就这样认定，王三官就是曲周的无疑。
直到最近看到曲周作家李治山写的文章：《玉堂春》中的王三公子和曲周东街的兵部尚书王一鹗有关系吗？我真的恍然大悟了。以前一直都被蒙在鼓里，甚至随着众人以讹传讹。
据王一鹗的后人王小学说，王一鹗和戏剧《玉堂春》中的王三公子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王一鹗是个独生子，怎来的王三公子？王一鹗夫人姓黄，是如今曲周县安寨镇赵庄村人，县志上都有记载，跟苏三有啥关系？王家人不反对曲周城里唱《玉堂春》这出戏，但谁要是硬说王景隆王三公子就是曲周东街王家人，那王家人就要砸戏台子。
民国时期有一年，曲周城里上演《玉堂春》，有个演员恶作剧，说王三公子就是曲周东街的王一鹗，曾在京做大官。当时王小学的老奶奶就在台下看戏，见到有人无故往王家人身上泼脏水，气得肺都炸了，就往戏台上扔砖头，砸了场子。这事在当时影响很大。
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因为有人喜欢浮想联翩，想产生轰动效应，硬是把王三公子和王一鹗扯在一起，王家人气愤难平，怒砸了《玉堂春》的戏台子，消息迅速传开，这就在人们印象中更加坐实了王三公子就是王一鹗，不然他们怎么会砸戏台子，怎么不让《玉堂春》在曲周城上演？
王三公子和苏三是明末作家冯梦龙创作的小说中的人物，后人据此改编成戏剧《玉堂春》，本身就是文学作品，怎能做为历史来考据呢？王一鹗是位真实的历史人物，史书、县志、家谱均有记载，和《玉堂春》中的王三公子真的没有半点关系。这种做法是典型的拿文学作品中的虚构人物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移花接木、张冠李戴。
还有一种做法是文人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进行丑化和歪曲。《水浒传》中武大郎和潘金莲即是案例。在小说中，武大郎矮小丑陋、潘金莲风流狠毒的形象，都与现实相差甚远。据考证，大郎武植，系清河县武家那村人，身材高大，绝非“三寸丁谷树皮”，更不是“五短身材”。他自幼崇文尚武，才力超群，少年得志中了进士，在山东阳谷做了知县，而非卖炊饼的小贩。而潘金莲是县城东北的黄金庄村人，她也不是文学作品中所说的裁缝的女儿，而是贝州潘知州的千金小姐，一位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她和武大郎恩恩爱爱，白头到老，先后生下4个儿子。
武大郎和潘金莲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都是文人凭空杜撰的，虽然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两个丰满的人物形象，但对于原人物本身及后人造成的不良影响却难以消弭。
这些谬误流传得愈久愈广，以至于他们后人的辩白声音总是显得十分微弱，被淹没在以讹传讹的噪杂声浪里。
昔日沉冤尚不得昭雪，今日文人又在牵强附会，不断编写一个又一个离奇故事。
比如某地杏林寺，有文人撰文说，药圣孙思邈行医至此，一只老虎跪地求医，虎因吃人被骨卡喉，孙思邈发明“虎撑”放进虎口，取出骨刺。老虎得救后不再伤人，成为药圣的坐骑。药圣医治病人不收分文，只让病人在寺旁植杏数棵。不多年，古寺四周已是杏林成行，药圣每日乘坐骑巡游林间。
这个故事很优美，如果不是网络时代，我们都会信以为真，可是打开网络搜索，这个故事分明说的又是三国时期吴国名医董奉。究竟哪一个才是真的，恐怕难以考究。
又如京娘胡，原本是建于1966至1969年的口上水库，却被披上一层“千里送京娘”的纱衣；某地新建一湖，因为历史上曾有“馆陶公主”，而起了一个美丽而让人产生联想的“公主湖”，莫非馆陶公主曾在湖中沐浴，岸边流连？
很多时候，我们太相信历史，太相信故纸堆里文人编撰的故事，其实事实远非如此。就像我们每到一处，伫立在没有一片秦砖汉瓦、一抹岁月烟尘的仿古建筑前，愣是生发思古之幽情，却不知有多少人在暗自嘲笑，我们的内心又是否会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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