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成为我生命轨道上最关键分岔点的那个冬天，并不是很冷。家父陪我坐上了从桂林开往上海的列车。
时代的变革，终于将我推入出国留学、异域寻梦的大潮。来送别的亲朋好友几十号人，挤满了我车窗前的站台。一个接一个和我握别，只说今后万事要自己当心，都不敢说“再见”，因为根本不知道我这一去究竟几时能再见，甚至于，还能不能“再见”。
从当时正在扩建的虹桥机场起飞，我离开了我的骨肉家园，飞向更远更远，远到地球另一端的“远方”。那时候的飞机要在阿拉斯加停留加油，才能飞过辽阔无比的太平洋，整个旅途要二十几个小时。到了番邦，四处两眼一抹黑，少不得见风使舵、逢桥落蓬，一切从头学起。学说话、学开车、学端盘子打工学自己做饭，等到遇见犹太裔的汉肯老太太，又跟着她学做生意——从国内进口羊绒毛衣。
刚开始真的不容易。为了出口创汇，国内的厂家非常坚韧，非常耐心，全力配合。样衣一次不行再做一次，染整、织造的工艺一再调整，为了赶船期全厂上下连夜加班——那种工作态度和效率，时常让汉肯老太太惊叹。
这个富商家庭出身的老太太一直以为，“中国”是一大片的偏远蛮荒，她有责任有义务保护在此地举目无亲的我，不再回到那里去被冻饿而死。当她把柔软、轻薄，做工精良细致的羊绒毛衣成品拿到手上，惊叹之余，她才明白那片土地不仅并非她想象的那样荒凉，更充满了莺飞草长的活力，布满了无限商机。于是，她决定送我回国。
1995年春天，我从纽约直飞香港，再转往广州，参加第77届春季“广交会”。
这一年，深化改革、加快开放的政策由南向北推进。“广交会”正式结束了专业总公司组团的历史，与外国人做生意的主角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逐步到了企业，中国外贸进入腾飞时代。“中国制造”的崛起创造了巨大财富，广交会场馆数天内人潮汹涌，川流不息，成交额以上百亿美元计。虽然还有不能正式参展的民营企业家守在大门口花钱买代表证，出价300-500人民币不等，但农民企业家邱继宝迫不及待地翻墙进入广交会找外商，被又罚款又罚站的故事已经成为永远的过去。一大批“邱继宝” 从这个平台起步，民营企业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汇入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洪流。
当全球的商家朝着低端廉价的“中国制造”纷至沓来，很多中国企业却已不再满足于世界低端产业链上加工车间的地位。这一届广交会一楼辟出了重点展区，两百多个展位，从纺织服装、电子仪器到自行车、摩托车，全是高附加值的国内名、优、新品牌商品。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后来声名鹊起的“鄂尔多斯”牌羊绒毛衣，从款式设计到编织工艺都可圈可点。 ——“中国制造”从此不再单纯依靠廉价抢滩，国际市场上的“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崭露头角。
那时的广交会堪称花城最盛大的节日。展馆门外，卖小吃的摊贩和倒卖摊位的“黄牛”吆喝声此起彼伏，大学生们排长队寻求当翻译的机会，星级大酒店也摆开了阵势卖盒饭。出租车司机嘴上抱怨：都怪你们这些人，每年广交会这几天都害我们缺水、停电、堵车！可脸上是喜悦的，生意好得做不过来，日子如芝麻开花，一节比一节高，怎么能不喜悦！
广交会结束之后我重新去美国总领事馆办理签证，然后飞回桂林。哥哥手里提着板砖大小的“大哥大”，借了单位的车，叔叔姑姑、堂表弟妹们浩浩荡荡来接机。
我这个人是稀罕的，老祖母老外婆拉着左看右看：胖些了，在美国没生病啊？姑父和叔叔舅舅们只一个劲儿地追问：今天要吃什么？我带回去的拉杆箱也是稀罕的，姐妹们翻开我的行李箱逐件检视：整片斜裁、两层交错的真丝连衣裙、方格毛呢的大斗篷、印花缀水晶珠的大围巾、香水和化妆品、项链和各种小饰品……被她们瓜分一空。
还有更稀罕的事儿：当医生的婆母在这几天里确认我已怀有身孕。我是我祖父母、外祖父母的第一个第三代，我腹中的婴儿就是第一个第四代。这个消息可把家里炸开了锅了，每个人都兴奋得不得了，从上到下比过年还热闹。
寥寥数日的相聚之后我再飞走，那天桂林下大雨。这一次送我，不在火车站的站台上了，改到桂林机场的候机厅，还是乌鸦鸦几十号人。我在雨中走向飞机，哭得抬不起头，因为还是不知道下一次能回来要等到什么时候。
（四）
2008年，家父退休以后的某天，他过去的老学生接他到附近县城新开发的游览区去参观。在那里遇到一位盲人老者，据说精通易理。家父凑趣报上我的生辰八字，老人掐指一算，说：这是个丫头。她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才能吃饱肚子。
家父闻言大惊，急忙问：“她现在在美国，够不够远？”老人就笑了，点点头：“嗯。只是要吃很多苦了。”
其实我自己倒未觉得异邦的生活有多“苦”，除了不断堆积，有时候会突然变得十分尖锐，解不开的乡愁之外。
为人母之后离开了汉肯老太太的贸易公司，我重返校园念书。签证、钱、时间……客观的羁绊多如牛毛，亲人啊故园啊，都在天涯尽头的“远方”，总想回去总是回不去。
目光短浅又缺乏想象力如我，绝没有料到就在不远的将来，自己以及所有海外游子这种“却问归期未有期”的集体焦虑会被迅速消解。先是绝大部分国内的家人都有了电话，国际长途的电话费也着实便宜下来。联系方便了，千山万水间阻给人的感觉就没那么强悍。
有一阵子国际机票特别贵，周围朋友们的父母申请旅美探亲的签证还是很难，可学校中国同学联谊会的活动却多了一项过去从未有过的活动：欢送毕业生学成归国。对于决定海归的那几个极少数，起初大家都很难理解，好不容易念完了洋书，为什么不尝试留下来？这种疑惑也并未持续多久， “国内机会”和“美国就业”的比较迅速成为我们这些预备硕士、博士生们之间的热点话题。因为国内各地的“高新技术园区”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故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有更大的市场，给拥有高学历、掌握新技术、肯努力、有干劲的人留出了前所未有的自我实现空间。
与此同时，中国快速提升的综合实力也向世界重新定义了“中国”形象，直接带来全球范围内"汉语热"的兴起，让我顺势走上了大学的讲台。面对那些肤色各异的脸上求知若渴的眼睛，讲汉字结构，讲李白的唐诗鲁迅的小说；在百老汇的剧场、加州的葡萄园，讲“广州十三行”的联保旧例和清末徽商“汇通天下”的理想……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化，成为我在异邦安身立命的依靠。
再也不用像老一辈移民那样，被人圈拘在城市的一角匍匐求生存；当年曼哈顿的街头上，我和上海籍的女服装设计师被人误认是“日本人”一类的事情也不会再发生。我和整整一代新移民，对于自己是中国人这一点，相当骄傲，相当自信，相当有优越感。
太平洋水域依然浩瀚无垠，而回家的路却迅速缩短。从前读诗读到“天涯若比邻”，只感慨王勃胸襟开阔，气度宏大，意境旷达。天涯就是天涯，迢遥就是迢遥，迢遥的天涯怎么可能“若比邻”？！可天涯真的就在比邻了。
随着中国越来越充满信心地走向世界，随着中美之间文化、教育领域越来越深广、越来越频繁的交流互动，我因公回国的机会渐多。多到自己的笔下再也没有了化不开的乡愁，多到当年火车站台上、机场候机厅内浩浩荡荡的家人接送场面再也不会有。姐妹们利用长假期动不动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国内国外，游山逛水，见多识广，对我回国行囊逐渐失去了瓜分的兴趣。
而回国之于我，也不再是独自一人飞来飞去。陪新泽西州政府的商务代表团去上海，走遍江浙一带，因为他们考察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情况需要翻译；陪加州农业协会的代表团去广州，因为纳帕谷地的葡萄酒瞄准了中国市场需要咨询……“经济特区”已经逐渐模糊了严格的地域划分，到处都在发展，到处都可以发展，“自贸区”、“免税港”为外来投资提供越来越高效、便捷的贸易环境。
带着孩子们回桂林，回南宁自然不在话下，这两个城市之间的高铁往来只要4个多小时而已。甚至连带她们回到闽西山区已经成为“世界物质文化遗产”的永定土楼，也易如反掌，再也不用辗转换车，长途颠簸了，二级公路已经通到了我家祖屋的小溪边。还有，带着我的学生们逛故宫、爬长城、访秦俑、登黄山、下扬州……行程紧，我们就用宽敞、整洁的高铁车厢做课堂；没有无线网络，移动数据也一样可以分享课件，完成教学任务：一千九百多年前，蔡伦完善造纸术；古琴音乐有三千年历史；中国水墨画讲究以形传神……点点滴滴，最终铺垫成他们当中一个接一个，到中国的大学留学深造的决心……
“21世纪始于中国的1978年”，英国知名学者马丁·雅克多年前的判断，如今是当今世界的普遍共识。而我脚下自己的生命旅途，也始于中国的1978年。40年来无数大事件波澜壮阔的演绎，成就了几亿中国人私人生活轨迹的由近及远、脱贫致富，成就了中国作为一个体量庞大的经济体的世界影响力。当所有“远方”的时空概念因此而被压缩，当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用中英双语总结出“中国赢了”的赞叹，炎黄子孙不论身在何处，与故土故园之间，都不再有天涯。
**2018年，浙江文艺出版社策划“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丛书，一套三册，由我主编其中之一。公开征稿之后，出版社里命我也写一篇，初稿成文有一万两千字。编辑提出修改意见之后一再删改，19年底，收入《四十年来家国：海外华人看改革开放》一书的全文将近八千字。18年夏天，《人民日报》和中国作协也在举办同样主题的征文，要走了这篇文章，并删减近一半，改用“‘天涯’不再遥远”为题，刊发于2018年10月18日的副刊。后来，“‘天涯’不再遥远”这个版本，是“伟大征程·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活动中甄选出来的十篇优秀文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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