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手一笑三千年

在中文中表达时间概念多模糊述之，不太讲究精确。例如对于年龄上的分野：人初生叫婴儿，不满周岁称襁褓。二至三岁称孩提。女孩七岁称髫年。男孩七岁称韶年。十岁以下称黄口。十三岁至十五岁称舞勺之年。十五岁至二十岁称舞象之年。女孩十二岁称金钗之年。女孩十三岁称豆蔻年华。女孩十五岁称及笄之年。

十六岁称碧玉年华；二十岁称桃李年华；二十四岁称花信年华。三十岁称而立之年；四十岁称不惑之年；五十岁称知命之年；六十岁称花甲或耳顺之年；七十岁称古稀之年；八十岁称杖朝之年；八十至九十岁耄耋。百岁称期颐。

另有总角、垂髫、及冠、及笄、豆蔻、弱冠等词均与表达年龄相关。但这些词汇均与精确无关。这一点可能与中国的历法有关。在表达和讲述时间上，中文的表达美则美矣，却含蓄和含糊。儒略历在20世纪初被引入中国。在时间概念上才逐步的趋于精确，少了一些在隐晦的修辞中去琢磨时间到底为几何？正如“世纪”这个词语的演变。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世纪”正是以儒略历为背景的。有关时间观念的演变中，许多的时间概念都是新的。

偶然在一首苏轼的诗中看到一种长距离的时间表达。

《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

东坡先生无一钱，十年家火烧凡铅。

黄金可成河可塞，只有霜鬓无由玄。

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

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谁似濮阳公子贤，饮酒食肉自得仙。

平生寓物不留物，在家学得忘家禅。

门前罢亚十顷田，清溪绕屋花连天。

溪堂醉卧呼不醒，落花如雪春风颠。

我游兰溪访清泉，已办布袜青行缠。

稽山不是无贺老，我自兴尽回酒船。

恨君不识颜平原，恨我不识元鲁山。

铜驼陌上会相见，握手一笑三千年。

按照苏轼年谱的指引，这首题为《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的诗是写给吴德仁的。此人名瑛，字德仁。蕲春人，曾任池州、黄州通判。后归家隐居。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贬到黄州。黄州与蕲春毗邻。苏轼由黄州前往蕲春拜访吴瑛的途中写下了这诗。“铜驼陌上会相见，握手一笑三千年”一句中的“三千年”几个字入到诗来，一下子将一首诗里的时间拉阔到相当辽远的地步。读到此处，想到用“百年”，甚至“千年”这样的时间修辞或许也不失表达，但“三千年”这一个词语却将一个精确的长距离时间划定了出来。可见，有时时间一旦精确下来，在诗文中的表现力要比一个模糊的时间概念更加有力。

但这是东坡先生的独创吗？循着“三千年”这三个字再寻下去。又得元代王冕的一首诗：

《白云歌为李紫所作》

我歌谪仙白云歌，清风飘飘吹女萝。

女萝风飞白云出，秦山楚山争嵯峨。

秦楚之山青欲舞，白云不向湖山住。

忘机在我读书窗，要养贞姿归太素。

满山红紫光陆离，白云施施自无为。

奔腾汹涌作霖雨，白云悠悠若无侣。

白云在天不可呼，白云在地不可孤。

卷舒变灭了无意，粲粲不受纤尘污。

我与白云皆幻住，白云与我应同趣。

孤飞感我庭闱情，回首青山不知处。

我欲高飞洞庭船，赊月买酒邀谪仙。

为君唤雪梅花天，握手一笑三千年。

可见元代的王冕借用了东坡先生的句子，王冕平生好梅花，《王冕传》中说此人：“冕状貌魁伟，美须髯，磊落有大志”。可惜看到王冕平生似无用武之地。临到王冕病死后，方才得到赏识者的一声叹息。在《王冕传》中有一段史官自话，倒是让人颇能想象王冕其为人。

“史官曰：予受学城南时，见孟寀言越有狂生，当天大雪，赤足上潜岳峰，四顾大呼曰：“遍天地间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胆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簁，穿曳地袍，翩翩行，两袂轩翥，哗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访识者问之，即冕也。冕真怪民哉！马不覂驾，不足以见其奇才，冕亦类是夫！”

王冕有无读过东坡先生的诗作无从得知。但我们现在知道的是，距离东坡先生三百多年以后，王冕在《《白云歌为李紫所作》一诗中借用苏东坡的句子时肯定要比东坡先生寂寞的多。三千年间天上的云苍狗变幻，而只有王冕愿意与其握手一笑。梅花多在冬日开，在那个时节里，一笑可暖心头冷。

难道“三千年”之语真是东坡先生的首创吗！要是果真如此，真不知该如何推崇这位先生了。在循迹而寻，就停在了唐诗人罗隐身上了。

我不知道“三千年”这个词语是不是应该以唐代诗人罗隐为源头呢？在一首题为《黄河》的诗中，“三千年”这个词语再次出现了。

《黄河》

莫把阿胶向此倾，此中天意固难明。

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

高祖誓功衣带小，仙人占斗客槎轻。

三千年后知谁在，何必劳君报太平。

罗隐的诗歌在《全唐诗》中有收录，不过他的诗歌似乎争议多一些。将罗隐的诗歌略微读了一些，方才发现一些习以为常的句子原来出自他手。比如“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就是出自他的诗作《自遣》。

罗隐是现今杭州人，罗隐的诗作在唐诗中有些特别。罗隐少年即有才名，可惜屡试不第。史上称之为“十上不第”。罗隐的诗歌中积有怨气。比如这首《感弄猴人赐朱绂》：

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

何如买取胡孙弄，一笑君王便著绯。

不过读罗隐的诗歌，总有一种平生抱负未曾施展但又年华老去的恨意在其中。在那首《赠妓云英》中，重逢的两个人互相调侃着各自的遭遇，一笑而过。

锺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

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他人说罗隐善写讽刺诗，不过就我读来，罗隐的诗歌中更多的是自嘲。在过多的质疑中，能嘲笑的或许只剩下自己了。就像罗隐在《黄河》一诗中就不认为天下太平和黄河水清之间存在什么必然的联系。按照现代的观点，罗隐的诗歌在全唐诗中是属于性格突兀的那一种。这种性格对于后来者苏东坡的影响有多大呢？将两首诗中出现的“三千年”这个词语作为两位时隔了几百年的诗人之间的呼应来分析属于东拉西扯。顶多就是一个好奇。而“三千年”这个词语之所以吸引我，就在于它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范围，再也不是简而化之的一个时间名词。尽管用在诗句中，“三千年”一词仍然脱离不了文字的想象和文学的修饰这样的界定。但我就是喜欢它的精确。在这三首出现“三千年”的诗歌中，一个精确的时间名词将诗歌的有限表达一下子拉进一个无比漫长却清晰可见的时间里。让人总觉得等待是有尽头的，而不是遥遥无期。

一个精确时间表达到底有多重要呢？至少在面对想象时，精确的时间给了想象力有头有尾的边界。再也不是信马由缰。在中文世界中，与上述诗作中“三千年”一词的使用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但它不再是诗歌，而是一句话。出自同治十一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有言。

“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由诗歌到奏折，“三千年”这一个词语，少了修饰，多了急迫。一个词语兜兜转转，在不同的人手中，魂魄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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