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张

老张

在十分年轻的时候，我没有感到过年轻的美好，甚至没有感到过年轻本身。

老张出现的那一年我将满十八岁。跟所有准备高考的高中生一样，我右手中指的第一指节已被铅笔磨出大包。无数张考卷经过我的手指，滑下去落到桌子上，然后我再拿起笔。还有教科书，宝蓝色校服粗糙的布料，北京的空气。那年我刚摘下牙套，架起眼镜，非常瘦，经历着精神与肉体双重不成熟的叛逆期。我不喜欢自己的身体，也不喜欢这种没有变化的、不可能与众不同的生活。

那是高三上学期刚开始的一天，老张抱着一摞教科书走进教室。因为不大乖，我被老师放在第三排教室正中央的位置，这让我有了极佳的视角去观察这个陌生的老头。他又魁梧又松懈，穿了一件中老年男人最常穿的灰蓝色短袖衬衫，他的皮带搭在肚腩上，深蓝的裤子也垂在黑色皮鞋鞋面上。皮鞋很多皱纹，像他的脸。眼镜后的眼睛很小，泛红。头发花白。他手上的粉笔沫已经渗入皮肤深处，洗不干净的样子，跟头发一个色系。他好像刚刚从一场粉笔沫的雨中走出，散发着干干的湿气，有点疲劳，也有点茫然。

教室后面坐着校领导和教导主任。这是一次试讲。在我读书的这所重点中学里，来试讲的老师通常年纪不大。他们站在讲台背后，眼睛闪烁，激越洪亮的嗓音震得我头皮发麻。

老张把教科书放在讲台上，开始讲话。他带点外地口音，喉音很重，像呼噜呼噜睡觉的猫。我想象浑浊的唾液在他喉咙滚动，觉得恶心，就低下头去。他犹豫的声音在教室里回荡，脏兮兮地很土气。如果没有领导坐在后面，同学们就要窃窃私语了。十八岁上下是很残忍的年纪。

老张的板书很规整，他写每一个字都非常用力。数字是标准的印刷体，洁净美观。黑板上的字横平竖直，跟老张整个人一点儿也不配。但是他犯了个低级错误。在抄写十道习题的时候，他过于紧张地把题号抄成了“1、2、3、4、5、5、7、8、9、10”。细细碎碎的低笑声像蚊子飞来飞去。他转过身来呆呆地望着讲台下的我们，眼神就像个失学儿童。

老张就这样成为了我高三上半学期的数学老师。

现在想起来，老张是个很励志的故事，他在五十岁上下挤进北京一所重点中学教毕业班，应该不是个平凡人。但在当年没有人关心这些。十八岁上下不仅残忍，而且没耐心，不知道天高地厚。从第一天开始，老张对我们来说就是个笑话。他土气的衣服，他瑟缩的口音，他的身为数学老师而不识数都成了我们嘲笑他的经典段子。他每天还都在提供新的材料，如一个奇怪的手势或诡异的读音。除了津津乐道的嘲笑，老张好像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没什么关系。他从不大声说笑，也不训斥我们，他与其他的老师也交往不多。在秋日落叶婆娑的校园里，穿着一身灰蓝色的老张独自走在甬道的最右边，喧闹的学生在他身边成群结夥地呼啸而过，他慢慢地走着，有时候拎着一个饭盒，有时候抱着一摞书。

平心而论，就连我都能感觉得到老张的课讲得不错。他很擅长用平实简单的语言把复杂的公式讲解清楚，写完一道题目在黑板上，他会停下来，看看自己的笔迹，就像看一件私人的艺术品。那时候他的眼神有一点热切。然后他开始讲，随手画上一道辅助线，不用尺子就画得笔笔直，起点和终点都果敢。渐渐地，他陶醉在自己中，他的脸泛起红色的油光，嗓音也不自觉提高，把我们从昏昏欲睡中唤醒。我们看着讲台后忘情的他。他的嗓子像阉过的公鸡的鸣叫，把他可笑的口音放大。我们吃吃地笑起来，老张停下来，又露出那种无辜又木讷的眼神，然后恢复到他平常的样子。

可是数学是我最讨厌的科目。在那个年纪就没有我不讨厌的科目，但数学是其中翘楚。我在班里的成绩排名忽上忽下，难以全局判断，这让我的老师和家长十分头痛。他们没法对我有个结论，除了数学。我的数学差得非常稳定。数学成绩在高考中占五分之一，你知道吧。我的上一个数学老师这样跟我说——那是个临近退休的、嘎嘣脆的小老太太，骂起人来举校皆惊，没有不怕她的学生。老张接手后她被调去教高一，每天，熟悉的骂声从我们脚下浮起，飘到毕业班的窗口。讲台后老张温吞的声音像一只巨大的舌头舔着我，又恶心又滑腻的唾液。我知道“1+1=2”，但这有什么意义吗？一只苹果加一只苹果等于两只苹果没错，但世界上存在两只一模一样的苹果吗？证明一个折角等于另一个折角又有什么意义，它们根本不在一个平面上，我们征求过它们的同意吗？我在老张的数学课上想着这些，在心里设一个老张，跟他辩论。我每次都赢。老张张口结舌地站在我心里。我困了，把头埋在臂弯里，睡了过去。

老张对我们基本上是无为而治，我怀疑他根本叫不出我的名字。高三的学生在放学后被留下来，先做一张语文考卷，又做一张英语考卷，最后再做一张数学考卷，才可以回家。做这些作业的时候通常没有老师看着我们，有高考在远处虎视眈眈。后来我就开始逃课，我把所有的叛逆都用在这上面了：这让我觉得自己勇敢而且与众不同。

其实逃了课也没什么地方可去。我和几个同样勇敢的坏孩子就在学校的操场上玩。我们练习立定跳远——那是高考要考的体育项目之一——用偷来的粉笔在地上画条线，使劲一跳，然后直挺挺地躺在地上用身高测定成绩。这小发明让我们玩得乐不可支。我们高昂的笑声就像是革命的号角，过瘾极了。

玩累了，我们并排坐在体操台的边缘看着低年级的小孩儿打篮球。直到夜色四合，毕业班的同学被教学楼吐出来，我加入他们，无精打采地回家去。多年后我看北野武的电影《坏孩子的天空》，两个男孩在傍晚骑着车，惶然飞驶在无人的街道，不知所往，不知所终。我想起荒废在操场上的那些时光。青春是灰暗的，充满无可名状的不悦，是一把刀柄锋利刀刃迟钝的凶器。

我和同伴们被老张捉了现行。他坐在办公桌后盯着我们，沾满粉笔沫的手一下一下敲着雪白的考卷。我们一字排开站在他座位前，心里想笑又有点害怕。难道老张他会发火吗？我还有点期待。这时，一个小男孩拖着书包蹭进办公室，小声叫了声爸爸——他大概十岁，长像就是一个小号的老张。老张扭头看见他，眉开眼笑地说（这表情把我们震住了），你回来啦。小号老张说，我回来了。怎么这么晚？老张问。小号老张答，逃课被老师留下罚站啦。我们忍不住哄然大笑。老张的脸一下涨得通红，他挥挥手，把我们赶开。

那之后，老张在我心里亲近了很多。我不再逃课，但我也实在无心对付数学考卷。我从座位边的窗口望出去，天空上真是什么都没有。我掏出小说看，度过放学前漫长的时光。

在又一次交了白卷并在试卷背后画了条美人鱼之后，我被老张单独叫到了办公室。他把我的卷子摊开在桌子上，看了我一会儿，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低着头，听见他温吞的声音叫出了我的名字。老张缓缓地说，你就要高考了，你知道吗。我低着头，巨大无垠的委屈吞噬了我，寂静的傍晚缓缓流淌在脚下。我抽抽噎噎地哭了。

高三下半学期开学时，我们的数学老师换回了小老太太。听说老张的儿子生了病。我们其实无心去探听这些，高考是真的触手可及了。在十八岁结束之前的夏天，那就是人生最大的事。

我最后一次见到老张，是返校拿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以75分的数学高分（满分150）考入了北京一所二流大学的经济数学系。阴错阳差的一生就此开始，而我无知无觉。那天真是开心，我和同学们爬到了教学楼对面二层小楼的顶层，把所有的教科书和考卷撕开，折成纸飞机四面乱扔。夏天阳光明晃晃，好像黑夜永不再来，我们笑着跳着，畅快淋漓地出着汗。校长和三三两两的老师从我们脚下走过，他们也抬起头，对我们笑。

老张从雪片般的纸飞机从中走来。他魁梧的身体好像佝偻了一点。灰蓝色的衣裤还是那套，灰白色的头顶有点秃了。老张缓缓走在甬道的最右边，对周遭一切熟视无睹。我对他扔去一只纸飞机。夕阳中，纸飞机拐了个大弯，向操场飞去。

在甬道的尽头，老张忽然转过身来，对我们用力挥了挥手。

许多许多年之后，以校友的名义，我在那所中学的操场上与当年的坏孩子再聚首。那可真是许多许多年以后了，说到当年荒唐事，大家都矜持地哂笑。后来有人提到老张。老张已经过世了，有人告诉我。好像是癌症，在我们毕业之后很久。我们高考那年，小号老张坐到了开水盆里，老张带他求医问药折腾了很长时间，医生说小张很可能失去了生殖能力，而我们大学毕业那年，老张又生了小小张。

这些错杂的消息来得太不合时宜，在重聚一堂的欢乐气氛中。老张他无辜又木讷的眼光又出现在讲台的后面。我找到自己当年的座位，坐下。课桌和椅子都显得那么小。那年我三十岁，我仍然不喜欢自己的身体，但我明白了生活是终究不可能与众不同。我想起年轻，想起纸飞机，想起那个抽抽噎噎哭起来的别扭的少年，想起那双放在试卷上沾满粉笔沫的手。我想起我们彼此路过的一生。我让自己想了好一会儿，在三十岁的年纪。这一切，我想，我不会常常想起，但永远也不会忘记。包括老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