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伊丽莎白都是互助组的新成员。会面之前，我们都被领进大厅的一间侧房，远离小组。一位辅导员向我们解释了该系统如何工作，并询问我们和亲人的情况。
我认识的人中有五个自杀了。五可能不是一个正常的数，不过，自杀本来就不正常。我们人类的本能是生存。自杀违背了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天性。一个人自杀，一定是内心崩溃。那天晚上一位辅导员和我交流了这个观点，彼此有所共鸣。
我读过十二步治疗法，认识参加过该疗项目的人，并且在电影和电视上看到过他们描述的过程。那晚在火车上，我努力身临其境，却无所适从。我设想第一次参加自杀幸存者互助组的场景可能是这样的：
第一步：试图弄清楚为什么我认识的人或者我的亲人选择自杀。
第二步：告诉大家我因为没能阻止他们自杀而产生的负疚感。
第三步：倾听别人的心碎故事。
第四步：哭泣。
第五步到第十二步：重复上述四步。
十年过去了，同样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我脑海，悲痛恰似一只无家可归的小猫如影随形。参加互助小组，我并不是真地期待在互助过程中得以“治愈”。
自杀幸存者在得知亲友自杀的初期震痛后，开始问“为什么”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自杀前留下遗书。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没有看到这些？”
“时间可以治愈一切”这句话并不经常适用于自杀幸存者。愧疚感摧毁了许多自杀幸存者。审判不仅来自社会，也会来自朋友和家人。
在美国，人们给自杀打上的标记只不过是心理健康问题，而在其他一些国家，心理疾病是一个承载了许多问题的沉重烙印。
威廉·菲格曼博士是一位自杀辅导员，他的一个孩子自杀身亡。在研究孩子自杀所带来的耻辱时，他发现“孩子去世后，53%的自杀幸存者反馈说，受到一位或多位家庭成员的中伤，32%的人遭到至少一位非亲属的责难。”这些反应分为七种类型：
1）回避：“我以为会来参加葬礼或发送慰问卡的人不肯接受死亡。”
2）无用的建议：“你还没有伤心够吗？”
3）疏于关心：“如果我开始谈论故去的孩子，他们马上改变话题。”
4）宗教建议：“他现在去了更好的地方”或“命该如此。”
5）指责受害者：“他的行为是懦弱的。”
6）指责家长：“你没预见到吗？”
7）其他负面评论：“至少他死时没有伤害别人。”
如果你想亲自对自杀幸存者聊聊以上的事，不要。相信我。所有的慰籍，哪怕是简单的拥抱，都会让自杀幸存者走出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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