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人的思维”?

如何“改变人的思维”?

著名教育家顾明远先生认为:“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教书育人在细微处，学生成长在活动中”，先生讲到：“学生成长在活动中，关键是要培养学生的思维活动，让学生自己来思考，要学会提出问题。我认为教育的本质也可以说是改变人的思维。”

那么，顾明远先生所说的“思维的改变”，改变的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可以从“认知、情感、行为”三个方面进行。“认知”方面的思维是从具象到抽象,从经验到普遍规则的思考和逻辑过程;“情感”方面的思维是由近及远,由小爱到大爱的反思和感悟过程;“行为”方面的思维是由内至外,知行合一的实践和修炼过程。

那么,如何“改变人的思维”?

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著名命题的培根也提出了著名的“四个假象说”,认为有“四个假象”阻碍了人对知识的认知、对真理的认识。他认为,占据着人的理智并且在里面已经根深蒂固的各种假象和错误观念，非常扰乱人心，使真理难以进来。这四个假象就是“种族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和“剧场假象”。

“种族假象”可理解为由于传统思想和观念影响造成的集体性偏见;“洞穴假象”可理解为受到先天性因素(本能、集体无意识、尤其是性格)的作用，也受到后天性因素(家庭、教育、社会环境、生活经验)的影响,而产生的个人偏见;“市场假象”可理解为人们在彼此交往、互通信息的活动中受到虚假信息影响,或者在传递信息过程中,由于言语概念的模糊性、多义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理解—解释上的混乱，从而造成以讹传讹和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解读信息;“剧场假象”可理解为受主流媒体、权威、名人的言论影响而形成的偏见。(以上主要摘录自《百度百科》)

改变思维,首先要消除以上种种假象,然后在此基础上,用眼去找寻事实,用脑去发现真理!亦即用我们的感官感知觉事物的现象,用我们的自我意识和理性思维能力去对感知觉到的现象进行逻辑分析、经验综合,从而发现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性。这种逻辑分析、经验综合既是静态的,也会是动态发展的。思维就在这静态和动态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下,得以改变和发展。

以上是改变人的思维的一些方式方法，那么，改变思维的核心关健是什么?

我想到了康德的《什么是启蒙?》一文，于是在百度搜了一下，搜到了一篇评论康德的《什么是启蒙?》的文章，似是回答了我的问题。下面摘录部分内容与大家分享一下：

1784年，在康德出版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三年（1781年，第一版）之后，在当时的《柏林月刊》杂志第四卷第12期发表了应征文章《什么是启蒙？》

何谓“启蒙”，何谓“成熟”？

因为是问题回答，所以康德论文第一句就是：“启蒙就是人们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那么何谓“不成熟状态”？紧接着第二句话就是：“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启蒙”作为一种思想潮流或运动，它的旗帜上写着“理性”。这是欧洲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进入的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文艺复兴为人的感性欲求争取合法地位。这同时意味着，中世纪教会也曾以“理性”的名义行使着自己的权威，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说明了这一点。18世纪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借助路德宗教改革反对外在教条权威的思路，展示了“理性”的新的面貌。“理性”与外在权威的决裂，形成自身的内在权威，亦即，“理性”与“自由”同一。

“自由”乃是“自己”。一切出于“自己”，又回归于“自己”。

“启蒙”精神，乃是“理性”精神!“自己”精神!“自由”精神!乃是“摆脱”“外在”支配，“自己”当家作主的“自主”精神。所谓“外在”，乃是“它者”，包括了“人－他人”和“事－客观世界”对“自己”的支配；“摆脱”一切羁绊，也是“自由”的基本意义。所以康德谈论“启蒙”，强调的是运用自己的理解力－—理性之一种职能，来认知世界，而不是仅仅依靠“他者－他人”的指导。“启蒙”精神是摆脱以及不需要“他者”指导的独立自主精神。

这样，康德就把自己的“启蒙”观念和传统的“启蒙”口号——“敢于认知－sapereaude”联系起来。“敢于认知”就是敢于自己运用自己的“理智”去独立地“认识”事物，而不依赖也不需要那些外在的“监护者－指导者”。康德很生动地揭示那些依靠它者指导过日子的懒汉，既然已有现成的食谱，何必再费自己脑子。所以康德认为，懒惰和怯懦，乃是“启蒙”、“成熟”之大敌。

以上文章摘录回答了我的“改变思维的核心关健是什么?”这个问题，改变思维的核心关健就是“理性的启蒙”和“理性的成熟”！通俗一点说，也就是“批判性思维”的形成和发展!

如何“改变人的思维”?

康德：什么是启蒙(节选)

启蒙是人类从自我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不成熟是指缺少他人的教导就没有能力运用自己的理智。这种不成熟状态之所以是自我造成的，其原因不在于缺少理智，而在于没有他人的教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SapereAude![要勇于认知]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 这就是启蒙运动的格言。

人类中之所以还有如此众多的人，即使自然早已将他们从疏离的外在教导中解脱出来（因自然方式而成熟），却依然心甘情愿地终身安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其原因就在于懒惰和怯懦，这也是为什么另一些人能够轻而易举地把自己标举为他们的监护者。

处于不成熟状态可真是轻松安逸。如果我有一本书来充作我自己的见解、有一位牧师来充作我自己的良心、有一名医生来替我自己决定合理的食饮，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那我又何必要自己劳心费神，那完全没有必要了。我无需思考，只需要有能力支付：其他人就会欣然应命帮我把那些伤脑筋的讨厌活儿全都包办了。仁慈慷慨地担负起治理民众之任的监护者们小心翼翼地看护着，以确保民众中的绝大部分人（其中包括全部的女性）视通往成熟之路为畏途，充满了风险，更别说困难重重了。在首先使他们驯养的牲口缄默无声之后，在确信这些温顺的生灵们即使被撤去拴缚在身上的络辔也不会再挪移一步之时，一旦它们试图想要独自迈步，监护者们就会向它们指出种种的威胁。这危险现在看来实际上并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在跌倒几次之后，人最终一定能够学会自己走路；但诸如此类的示例却让人心生胆怯，通常就会把他们进一步尝试的所有企图全都吓退了。

因此，对于任何一个个体而言，要把自身从那种几乎已经变成他自己天性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是困难的。他甚至已经开始喜欢上这种状态了，并且在这个时候，的的确确无力运用他自己的理智，因为从未有人允许他去作过这样的尝试。条例和规程，这些基于他的自然禀赋的理性运用或更像是误用的机械刻板的工具，把他禁锢在永久的不成熟状态中。即使有谁抛开这些禁锢，那也不过是作了一次游移不定而又微乎其微的跳跃，因为他并不惯于这样的自由行动。其结果是，仅有少数一些人能到达彼岸，通过陶冶他们自己的心智，把他们自己从不成熟状态中解救出来，从而踏上一条切实坚信的道路。

然而，如果公众要启蒙自己，那却更有可能；事实上，公众即使仅被赋予了自由，启蒙就几乎是无可避免的了。因为即使在那些根深节错的群氓监护者们中间，一些人也总是会自己独立进行思考的，一些人在他们自己摆脱了不成熟状态的羁绊后，将会传扬理性评估他们自身价值、并且理性评估每一个人受其天性召唤进行独立思考的那种精神。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原本被监护者束缚羁绊的公众是被一群未能经受启蒙思想洗礼的人煽动起来的，他们就可能会使用暴力强制把监护者们自己禁锢在羁绊中——种下偏见真是太有害了，因为它们最终会将复仇引向其始作俑者，亦或他们的后代。因此，公众只能通过缓慢渐进的方式经受启蒙洗礼。也许一场革命能够推翻个人专制、贪欲或权势欲的压迫，但革命永远无法带来思想方式的真正变革；相反，新的偏见，一如它们所取代的旧偏见，又将成为套在不进行独立思考的群氓身上的一条皮项圈。

启蒙所需要的，不是别的，仅仅是自由；并且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自由也是所有形式中最不具有危害性的，亦即能够在一切事务上公开地运用理性的自由。但是，环顾周遭我听见的却是“不许争辩！” 军官说：“不许争辩，只管操练！” 税务官说：“不许争辩，只管纳税！” 牧师说：“不许争辩，只管相信！”世上只有一位君主［注：腓德烈大王］说过：“随你所愿尽管去争辩吧，争什么都可以，但是必须服从！”在这种种事例中，我们看见对自由的限制无所不在。

然而，哪些限制阻碍了启蒙，哪些限制非但没有阻碍、实际上还推动了启蒙呢？我的回答是：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必须享有永久的自由，仅此一点就能够在人类中间带来启蒙；而私下运用理性通常可能要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以使其不致于妨碍启蒙运动的进步为界限。就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而言，我的理解是，任何一个人就像一个学者在全部知识界面前那样运用自己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