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35天《乘马 第五》篇第2段

《管子》学习第35天《乘马 第五》篇第2段

原文阅读

        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不自以为所贵，则君道也；贵而不过度，则臣道也。

        右“大数”。

字词注释

[1]无为：即无为而治。谓以法制、教化管理国家，为君者无须事必躬亲。本书《白心》“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大意与此同。也可以理解为道家所提倡的顺应自然，无须刻意操劳或随便干预的为政理念。帝：成就帝业，称帝。下文中的“王”“霸”二字，同此用法。

[2]为：指“为政”。即治理国家。无以为：没有什么可做。王：成王业。

[3]不贵：不自以为尊贵，不妄自尊大。即不自我看重，不自我炫耀。

[4]道：准则，原则。

[5]过度：超越等级名分。度，法度，规矩。此指等级名分。

[6]大数：重要方略。即成就帝业、王业、霸业的重要方针政策。意同大计或大局。

【译文】

        能做到“无为而治”的君主，可以成就帝业；施政有道，为政而不为政务所累、无须过度操劳和事事干预的君主，可以成就王业；为政尽心尽力，谦虚而不自视高贵、自命不凡的君主，可以成就霸业。不自以为尊贵和高人一等，是作君主的准则；尊贵而不超越应守的名分规矩和等级法度，则是作臣子的准则。

      以上是“大数”。

      核心内容解读

      在这里，《管子 乘马》中明确提出了“帝、王、霸”三种政治秩序，明确说明了“君道”和“臣道”。后文的《管子 兵法》还提到皇、帝、王、霸（道）四种政治模式：“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

      我们知道，《管子》这部书成分复杂，包含了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著作，在不同篇章中有不同的思想流派的影响。虽然语焉不详，但《兵法》首先提出了“皇帝王霸”这样一个政治序列（同时也是政治历史），而且置于“道德之意”之下，并通过“道德之意”予以阐述，具有意味深长的思想史意义。

显然，《管子》提出了“帝道”区别于“王道”“霸道”，也推崇“无为而治”的帝道。   

      “无为”思想源出于道家，但在管子和他的学派那里有了新的含义。 他们的“无为”思想与道家有明显的区别，这表现在：第一，道家的“无为”是要使社会上的人都无为或不敢为，造成一种不积极追求满足欲望的社会风尚，而管子和他的学派的“无为”是为了减少国家对百姓经济活动的干扰，以利于发挥百姓的生产积极性，使社会经济得以更快发展。第二，道家的“无为”是与寡欲、无欲联系在一起的，而管子和他的学派却是以承认人的欲望及满足欲望的道德合理性为前提的，他们的伦理观点来自经济生活，又为经济生活服务。

        管子和他的学派的提倡国家对私人经济活动采取“无为”的政策。不过，他们消费伦理观是颇为特殊的。一方面，他们宣扬节俭，但是另一方面，在某种情况下鼓励奢侈，很值得研究，在相关的后文中再进一步探讨。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帝道”“王道”“霸道”的演变（一）

        历史文献中经常提到“皇帝王霸”的现象，而在战国、秦以及汉前期的黄老文献中最典型的说法则是“帝王霸”“帝王霸力”，也许“皇”是后世附庸增益所致。最重要的是，“帝道”既与“王道”“霸道”并举，又内蕴了超乎“王霸”之上的深刻动机。

    首先，思想史上“帝”这个语词以及围绕这个语词展开的观念流衍值得探寻。殷商时期甲骨刻辞“帝”，几乎就是笼罩一切、表现政治社会和宗教意识形态的核心语词。然而，殷周之际之所以是思想史的重要分界线，则是由于西周时期自觉启用了“天”代替了殷商的“帝”，以“天命”和“王道”作为论说政治的两翼：前者脱胎于殷商时期宿命性的“命”，后者确立了一种成熟的政治理念及其模式；而两者的思想基础都依赖于“德”。同时，“帝”这个语词及其表述的观念似乎归于沉寂，因为整个西周春秋时期思想世界之中，它（“帝”）已经边缘化了，不复有殷商时期的重要性。

      然而，春秋中晚期以来，特别是战国中期以降，伴随着“黄帝”形象出现于思想史，道家者流尤其是黄老学者开始热衷谈论“黄帝”“帝”和“帝道”，耐人寻味。有趣的是，黄老文献中出现的“帝”“帝道”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不同于日常语言中的含义。

      比如说，《孟子》里出现“帝”字凡11次，要么是指《诗》里称颂的、人格化的“上帝”，要么是指“帝尧”“帝舜”等历史中出现的圣王，不外乎日常语言的常用含义；董仲舒《春秋繁露》亦如此。然而《管子》《庄子》及马王堆帛书《经法》里面的“帝”“帝道”已不受限于日常语言范畴，值得深入推敲。

        倘若追问“黄帝”形象、“黄帝之道”出现于思想世界有什么必然性的话，则需要考察春秋中晚期迄至汉初数百年间恢弘无情的历史进程。始于春秋时期的“变法运动”此起彼伏、方兴未艾，乃是“礼崩乐坏”“王道陵夷”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只不过这种表现形式体现了制度设施层面上的新创设；另一方面，春秋战国时期以来的夷夏问题，以及规模空前的兼并战争，极大地促进了政治转型、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旧制度（礼乐文明）似乎行将就木，大革命即将摧枯拉朽。   

        《淮南子》道出了其中的秘密，点出了问题的关键：

      武王继文王之业，用太公之谋，悉索薄赋，躬擐甲胄，以伐无道而讨不义，誓师牧野，以践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内未辑，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贿来贡，辽远未能至，故治三年之丧，殡文王于两楹之间，以俟远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褓襁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辅公子禄父而欲为乱。周公继文王之业，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辅翼成王。惧争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纵马华山，放牛桃林，败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宁静王室，镇抚诸侯。……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淮南子·要略》）

        可以说，这两段话前一段说的是周初确立的“王道政治”，后一段说的是春秋早期的“霸道秩序”；春秋以来的政治理念和秩序模式庶几无出其外者。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管子》一书既留存了管仲创立霸业时期的思想遗产，也有后来进一步发展出来的、超出“霸道”的思想内容，并不仅仅是“王霸并用”。《淮南子》特别强调“帝道”，屡言“帝王之道”“帝王之事”，推考其渊源，似乎能够追溯到《管子》《庄子》诸书。《管子》语曰：“吾（黄帝）欲陶天下而以为一家”（《管子·地数》）可谓一语中的。

    《庄子》出现“帝”字达70余次，其言“帝道”“帝王之德”甚蕃。从这些语词出现于其中的语境考察，它们似乎建构某种不拘于俗、超出现实政治的政治合理性，以及另辟蹊径，别构种种“祖述尧舜”(儒家政治传统)之外的圣王谱系。《庄子·应帝王》的思想主旨是什么？郭象解题《应帝王》说：“夫无心而任乎自化者，应为帝王也。”可谓得之。就是说，《应帝王》关切的问题在于政治，确切地说是超然于秩序之上的政治。《应帝王》“浑沌故事”提示了从浑沌与秩序之间思考政治问题的辩证思维。“浑沌故事”之中出现的“南海之帝”“北海之帝”“中央之帝”的“帝”字暗示了政治寓意。

        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帝”形象就是某种社会意象与政治符号。史册记载的“黄帝”只是上古传说的残迹，儒家宗师孔、孟以及儒家所传的《春秋》（《公》《谷》两传）都绝口不提“黄帝”，热衷于渲染黄帝故事的，反而是道家、法家和阴阳家。司马迁曾说：“百家言黄帝”，似乎黄帝更多见于“诸子百家语”，而不是经传所载。从民族融合角度看，出现于思想世界的远古圣王（历史记忆和想象结合在一起）折射了民族融合的思想史。“黄帝”（作为一个政治文化之符号）能够打破地域、民族的藩篱，使原本以邻为壑的不同种族、文化得以整合，抟聚为一个新的有机整体。

     

      那么，春秋以来特别是战国中期以降的“黄帝”形象，恰好体现了维系共同的政治、文化与精神信仰的历史诉求，反映了向往“天下归一”“大一统”的政治要求。黄老政治哲学尤其重视的“一”“执一”也包含了“天下归一”的政治意义。“黄帝”出现于思想史，正是因应了时代精神，黄老政治哲学推波助澜，以“黄帝”为号召，于其时流行的王道、霸道之外寻求新突破，“帝道”于是乎应运而生。

        顾颉刚曾说，古史上以黄帝为主角、为中心的一统世系成熟于战国时期，而且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际的黄帝形象确与道家黄老思想的流行有关。古之“帝”“天”互文，而战国年间兴起的“帝制运动”，乃是“王”升级为“帝”的结果。

        齐国稷下学宫广纳贤士，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而“位列上卿”，其中大部分都有黄老学思想背景。这表明黄老学思想与时代、政治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十分积极，同时古代政治的发展与转型亦需某种思想形式予以表达，并开辟草莽。政治转型、制度更张和思想突破之间的关系如此。这也许就是黄帝形象、黄帝话语蕴含着政治哲学意味的重要原因吧。

参考资料

《道家政治哲学发微》，郑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