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那年上山下乡潮
上个世纪中叶之后的一段时间，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刮起了一股上山下乡之狂飙。此狂飙力度之烈范围之广，影响了中国的两千多万知识青年以及两千多万个中国家庭。这个数字不是我杜撰的，而是度娘告知我的。
我有很多同学的哥哥或者姐姐都属于老三届毕业生，他们是这次上山下山大潮的主角，所以我们七一届毕业生的这批人或多或少与这次大潮有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们在首都北京亲眼见识到了大潮的飙起与延宕，身临其境地享受了一九六九和一九七零两年发生在北京城全城的空城乐趣。
我们进入中学三个多月后的十二月二十一日，我们一天之中多次收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提示，说是晚间八点的《各地新闻报纸摘要》节目中将播发重要消息，请大家收听。在物质匮乏的那个年代，人们对于外部信息的获取渠道，就是几乎家家必备的收音机。每逢重要消息的发布，一天之中都要提前预告。即便没有听广播而不知播音提示的人，经过大家的相互口传，也会很容易地得知此消息。
那天晚上，我吃完饭后没有出去疯玩。狂飙时期，老百姓家庭没有电视可看，也没有书籍可读，晚间的时光确实难捱。一般情况下，我会领着两个弟弟，加上邻居兼同学陈曙光家三兄弟，几个人不知疲倦地围着兴化西里楼区游荡，即使是北风呼号、滴水成冰的冬季，我们也乐此不疲，好像有瘾了一样。饭后我对弟弟妹妹说，今天晚上有重要广播，我们一起听一听。于是大家做好，静静等待晚上八点钟的到来。
捱到晚八点整，随着雄壮的《东方红》乐曲的响起，《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开始了。广播里传出来夏青那浑厚的声音播发的老人家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听完广播之后稍微待了片刻，我便穿衣戴帽，捂得严严实实，冒着刺骨严寒，汇入了流经七号楼前从九区一号大院和兴化西里东边几幢楼涌出来的人流，向北京一四五中学奔腾而去。这是我们每当最高指示发表时不用通知就能表现出来的虔诚态度，我们去游行庆祝最高指示的发表。
老人家的最高指示是每个人必须执行的命令，执行与否涉及对领袖的态度问题。最高指示发布之后，全国大地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狂潮。那时我十四岁，没有去过外地，不知道外地的上山下乡情况。从我眼中所见和耳朵所闻的一切，感觉最高指示主要解决老三届的问题。
按照度娘给出的解释，老三届是指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的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当时在中学的初高中学生因文革造成在学校的大量堆积，到一九六八年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中学生同年毕业的奇景。据说人数已经达到上百万。
那场狂飙开始之后，北京的情况我了然于胸，因为我经历过。当时和平里一带，包括劳动部大院、化工部大院、人事部大院、九区一号和包括兴化西里在内的和平里的几个住宅区，老三届的初高中毕业后没有工作，几十万人游手好闲，游荡在有限的北京城内，打架斗殴，抢劫滋事，给决策层平添了几分烦恼。北京的玩主小混蛋就是在那个时候被老红卫兵的一些人在新街口捅死的。电视剧《血色黄昏》写小混蛋被捅死在地坛公园里面，这不确切。
经历了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的狂飙热，到了一九六八年中期，那个兵的桥梁作用已经用完并消失殆尽了，下一步要考虑把他们疏散出北京，让北京尽快减负。老人家八次在那个广场接见那个兵，都在狂飙初期的一九六六年。而北京及全国的青年人离开城市到农村上前下乡，则是在一九六九年上半年开始的。对于这段历史我很了解。
那么如何处理这六届中学毕业生一起毕业的问题？其实，总那个理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到了重要日程。当时国那个务院的各个机构已经瘫痪，只是成立了几个组。总那个理把这个问题交给教育组和农村组研究，方案已经出来了，就等领袖批示同意了。
在这大背景下，领袖的最高指示向全国甚至全世界发表了。世界震动了！当时的米国总统约那个翰逊和苏那个联的总书记勃那个列日涅夫被震惊了，因为他们的情报系统发现中国境内的人员大迁徙，浩浩荡荡持续了很长时间。随着上山下乡狂潮的兴起，有些事儿就出来了。
比如，如果亲戚朋友在部队有当领导的或者认识领导的，就把他们的孩子送去当兵，这是最好的躲开狂潮的办法。部队敞开门招小兵的开始时间是一九六九年的第一季度。后世给它的定性是走后门。
再比如，如果部队没有关系，如果你或者你的家庭的亲戚在某地农村的光景不错，比如在北京、江苏、浙江、广东和广西，那就让自己的孩子到那里自觉自愿地落户农村，就好像豫剧《朝阳沟》里面的那个银环，就在郑州郊区落户当农民。北京某些市民的首选地点是北京郊区的朝阳、海淀、通县，这几个地方离北京近，便于回家探亲。
老三届的几百万人离开了北京，北京空旷了不少。后来的六九级，也就是我的朋友刘根儿的地坛中学应届毕业生，基本上大波轰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然给有其他兵团，比如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和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等。北京又得以空旷。更厉害的是那个一号令，在北京的各大部委军兵种总部的人员及其家属，浩浩荡荡疏散去了外地。这场疏散是从一九六九年底开始的。我的同学兼邻居陈曙光和汪波一家就是随各自的父母奔赴河南和湖北的广阔天地。至此，北京彻底空城了，那个空城景象甚于现在的春节空城。因为你在大街上看不见熙熙攘攘的人群，即便王府井大街，也是人稀马疏，不见人流与车流。到了晚间，和平里一代只剩下偶尔几个人在晃荡，连狗和猫都不出来。
我觉得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零年空旷的北京城很舒服，暗自祈祷，但愿这是永远的北京，但愿这是北京的常态。我估计，那些离开北京的人该骂我了，站着说话不腰疼，卑鄙小人。呵呵，我说着玩儿呢。北京就是大都市，大多数走的人还会回来。在大形势的逼迫下，北京一四五中学的八个班撤并了两个班，那就是我所在的一连一排和我的小学同学郑小鸥所在的二连四排。
那时候的北京消停了，那时候的北京清静了，那时候的街道空旷了，那时候的人们可以撒欢地疯跑了。好想念那个时候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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