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拾贝
《汉书》为蒯通等人作了专门传记，其中记载了蒯通的主要事迹四件，一是游说范阳令投降陈涉派出的进攻赵国故地的大将武信君，二是鼓动韩信袭击已经被郦食其说降的齐军，三是劝说韩信背汉自立，四是以乞火的譬喻劝说时任齐相国的曹参接纳人才。
可是翻看《史记》，却没有蒯通的传记，他的事迹随文散见于别人的传记里。第一事见于《张耳陈馀列传》，第二、三事见于《淮阴侯列传》，第四事无载。虽无专门传记，但蒯通的几段辩说之辞写得很精彩，思理缜密，雄辩有力，颇能够倾动人意，虽在秦汉之间，实有战国之风。
为什么《史记》里没有蒯通的专传，而班固在《汉书》里却为蒯通写了专传？
从《史记》的角度来看，《史记》全书基本是根据人物历史地位及时代先后顺序，按照以类相从的原则组织编排人物传记次序的。《史记》编排秦汉间人物传记的时候也基本采用了这一原则。在本纪、世家，列传中都有明显的分界人物。本纪里从《项羽本纪》起进入秦汉阶段，《高祖本纪》紧承其后。高祖既是秦的终结者又是汉的开创者，而项羽纯属秦汉间过渡人物。世家里，陈涉以首倡大义的壮举，列在春秋战国诸世家之后汉朝《外戚世家》之前，其历史地位不言而喻。列传里，张耳的年辈比较大些，当时影响也大，高祖曾经作过他的门客，就排在了这部分人物传记的前面，而且张耳最后作了赵王，这和紧随其后的《魏豹传》《田儋传》《韩王信卢绾传》连在一起，恰好显示了一个不容忽略的历史真实，就是自陈涉首义以来，六国旧贵族也乘势而起风起云涌的状况。赵王张耳、燕王卢绾不是六国之后，魏豹、田儋、韩王信，再加上项梁立起来的楚怀王，这四国是旧贵族的宗族。同时，在《张耳列传》《魏豹列传》《田儋列传》《韩信卢绾列传》这几个传记之间插入了黥布、淮阴侯韩信两个重要将领的传记，以显示当时除了诸侯王层面的状况外，著名战将层面的状况。此后又紧锣密鼓地排列了此后一系列将领层面的传记，就这样把秦汉之间波澜壮阔的历史面貌呈现出来了。而蒯通的主要事迹在《淮阴侯列传》里就基本结束了，如果要插一个《蒯通传》，那就应该放在这个地方，但这势必会打乱秦汉之际人物传记的内在联系，影响整部分结构的紧凑性。从《史记》安排秦汉之间人物传记的次序来看，每个人物的传记安排得非常紧凑，以至于司马迁不知道把此人的传记安排在哪里，没有给蒯通一个合适的位置，他似乎来不及或许甚至觉得没必要再横插一个《蒯通传》！好在司马迁觉得自己把蒯通写得也比较详尽了，没有专传就没有吧。但他也还是作了一个牵强的补偿。还记得刚才提到的《田儋列传》么？这是讲齐国旧贵族田氏的，和蒯通有关的，就只说韩信袭破齐军这一个事件。传中也只说了一句：用蒯通计，度平原，袭破齐历下军。按照《史记》的体例，每传末尾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对该传进行评论。出人意料的是，《田儋列传》末尾的“太史公曰”本该集中笔墨评论田氏，却起手用了较大的篇幅评论了一番蒯通！只在末尾仅用一二句提了下田横的高节，喧宾夺主，匪夷所思！这也似乎是没有办法的事，《张耳列传》中虽然有蒯通的事迹，但那会儿时间还早些，说韩信的重头戏还没出现，再说《张耳列传》的主旨也不容许随便插入蒯通的评论。《淮阴侯列传》里写蒯通相对比较详细，按说如果要评论蒯通，附于《淮阴侯列传》更合适一些。但《淮阴侯列传》作为杰出历史人物的著名传记，是司马迁精心结撰千古名篇，他绝不忍心也绝不允许打破完美乱插这一杠子。于是想来想去，只有放到结构虽然重要内容却并不精彩的《田儋列传》里了！
史海拾贝
再从《汉书》编排来看吧，班固在吸收《史记》编排体例成就的基础上，审视整个西汉阶段的历史特点，更加科学缜密地安排了人物传记。列传类里，赫然在目的是《陈胜项籍列传》，真是好极了。前面说过，在《史记》里他们分属不同的传记类别，这是司马迁的有意安排。在《汉书》里，他们同属列传，且二人合传，他们的历史地位相当，陈胜打响了反秦的第一枪，项羽则将这一事业进行到底。他们是刘邦开创一个新王朝的先驱。这样安排准确地把握了二人的历史定位，把两个不是汉代人物的传记排在了在汉朝断代史的最前列，这本身就体现了班固对二人历史贡献的高度肯定。紧随其后的是《张耳陈馀列传》，张耳辈份大，排列靠前，与史记相同。接下来《汉书》把《史记》独立成传的魏豹、田儋、韩王信三个旧贵族的传记合为一卷，既能体现六国旧贵族在反秦事业中的状况，又把历史内容材料更紧密地组合在一起。再下来班固又把《史记》中或独立或与他人合传的韩信、彭越、英布、卢绾、吴芮几人合为一传。这样似乎做比《史记》更为合理，这数人是打下汉朝天下贡献最突出的人物，他们是一类人物，突出体现了《汉书》在结构组织上以类相从的原则。后面的萧何曹参合传，张良陈平王陵周勃合传等等，也是如此。这样众多人物合传也有不足之处，就是作者不能酣畅淋漓地记述其中更为杰出的人物的事迹，给人的感觉是用同样的力量剪裁史料，无法突出杰出人物的形象。比如《史记·淮阴侯列传》是凝聚着司马迁的深厚情感和全部才华的精心之作，有着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而《汉书·韩彭英卢吴列传》却只能让人感到班固对这几个历史人物下了一番精心裁剪之功，缺少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这就说到了为蒯通立传的问题。班固继承了《史记》以类相从的编排原则，大刀阔斧地合并了很多人的传记，虽则会影响传记的艺术性，但却加强了传记之间的历史逻辑性。再加上新的历史赋予他的丰富内容，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和位置安排蒯通和蒯通们传记。班固大概看出了司马迁欲为蒯通立传而不得的尴尬，所以特意要写出蒯通列传。但是单独给蒯通一人作传，似乎分量还不够，上不如苏秦张仪的纵横捭阖，下又不如鲁连的排难解纷高蹈尘世，其历史意义似乎要大打折扣。但班固不愧为杰出的历史学家，在以类相从原则的指导下，努力挖掘历史人物之间的共性，探求历史人物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从中提炼出人物、事件足以警示后人的深刻意义。于是他以蒯通为参照，把目光投向整个西汉阶段，为蒯通找了三个伙伴：伍被、江充、息夫躬。将此数人打包合并，于是《汉书·蒯伍江息夫列传》就此问世了。
蒯通是辩士，其事已如前文所述。伍被是淮南王刘安门下才能突出的人才，淮南王有反叛汉朝之心，伍被多次进言称美汉朝劝阻刘安，无奈刘安贼心不死，伍被被迫为其叛汉出谋划策，最终刘安失败，伍被也被朝廷诛杀灭族。江充为武帝时人，身材高大魁梧，受到武帝宠爱，被任以要职。江充执法果敢，雷厉风行，公卿畏惧。曾得罪太子，武帝年老，江充害怕将来太子即位会报复自己，借受命处理巫蛊之事，在太子宫中挖掘出桐偶人，欲借此诬陷太子。太子不能辩白，发宫中兵捉拿并杀死了江充。武帝知道后震怒，太子逃亡，官吏追捕甚急，太子最终自杀身亡。后武帝了解到太子在情急之下做出不理智的行为，并没有反叛的意思，而是江充心怀奸诈有意陷害太子，于是下令诛灭了江充的家族。息夫躬是哀帝时人，年轻时为博士子弟，博览儒家经传和诸子之书。曾上书皇帝，得到诏命，等待任用。当时哀帝生病，厌恶有人借神异之事诅咒皇上，正好无盐地区传言有大石自立开道，预示有人要当皇帝。息夫躬趁机告发东平王刘云日夜诅咒祷告，希求非分之想，致使东平王被抓身死。
这数人的共性在哪里呢？看看班固在传后所写的赞语便明白了作者的良苦用心。
赞曰：仲尼“恶利口之覆邦家”，蒯通一说而丧三俊，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于危国，身为谋主，忠不终而诈雠，诛夷不亦宜乎！《书》放四罪，《诗》歌《青蝇》，春秋以来，祸败多矣。昔子翚谋桓而鲁隐危，栾书构郤而晋厉弑。竖牛奔仲，叔孙卒；郈伯毁季，昭公逐；费忌纳女，楚建走；宰嚭谗胥，夫差丧；李园进妹，春申毙；上官诉屈，怀王执；赵高败斯，二世缢；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蛊，太子杀；息夫作奸，东平诛：皆自小覆大，繇疏陷亲。可不惧哉！可不惧哉！
这四人的共性在于一个“覆”字。蒯通的辩才，但在作者看来正是属于孔子所深恶痛绝的那种“伶牙俐齿”“巧言善辩”，就是因为他能“利口覆邦家”啊。蒯通一说而三俊丧失，亨郦生，败田横，骄韩信。平心而论，蒯生此举实欠厚道，有损阴德，所以班固憎恨地说：“没把你烹了，够幸运的了！”淮南王刘安久怀异志，虽国除身死，“覆亡”有道，但伍被不能谏止，反而出谋画策，事急又诣吏自首，正所谓是“忠而不终”，即使与淮南王反复辩论时“雅辞多引汉美”，也没能挽救族灭的命运，班固评价说：“这不也是应该的吗？”“江充造蛊，太子杀；息夫作奸，东平诛”，这两个人是“自小覆大”，就是以小人物的低微身份用不光彩的卑鄙小人的诬告手段倾覆了地位在上的人物，一位是太子，一位是诸侯王，这得有多奸诈有多自私自利才能做得出来。作者从征引《诗》《书》开始，枚举春秋以来“自小覆大”的史实，俨然把江充、息夫躬等列入历代奸险小人的行列，接连发出“这样的人怎能不令人畏惧呢”的感叹，给后世的读史者以深刻的思考和警示。所以作者给这四人合传的深意就不难体会到了，其意义自然远大于给蒯通或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单独作传。
（资深传统文化研读者，歇傅童先生作品。）
史海拾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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