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2节承接011，讨论内容基本一致。013-014王阳明表达了“六经都是史书”的观点，兼而讨论了对于“负面记录”的看法。
012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
这一节本应结合上一节讨论，夏商周朝代之前的治理情况已经不适合后人，不必参考；三代之后的治理情况并不理想，不能参考；只有三代的治理状况可以参考，但大多数人只关注细枝末节，也无法得到参考价值。
三代具体的治理状况，作为现代人已经不易详细了解，而儒家世代推崇三代的观点，也看似是一种执念。但结合上一节的内容，我们可以将“崇古的原因”代入来解释。
过于久远的三代以前，先是缺乏史实材料，已经无法被理想化，而三代以后的朝代，史料丰富文献充足，儒者已经无法再像孔子一样大笔一挥只删减保留符合自己理念的事件，也无法被理想化。而三代的史料，刚刚好经过孔子的删减和理想化处理，在理论上呈现出一种刚刚好的状态。所谓“一切历史不过是当代史”，而显然，不多不少的材料更适合被揉捏成“当代史”。
这里的讨论，已经呈现出“史料”与“训诫”的张力，结合下一节给出进一步分析。
013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诗》、《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徐爱认为，六经之中，有五经都是讲道理，只有《春秋》是史书，它们之间有所不同。但王阳明反驳说，讲道理，记史实，都是一样的。从事情的角度来看，就是记录史实，从道理的角度来看，就是五经。因此五经都可以被看作是史书，《易》就是伏羲时代的史书，《书》是尧舜以下的史书，《诗》、《礼》、《乐》是夏商周的史书。而《春秋》也是经。
从六经的内容来看，这个说法显然有道理，特别是在现代，不独尊孔子儒学的年代，课本介绍《书》、《诗》与《礼》时，都是强调记录了当时的史实、诗歌、仪礼等等，已经不侧重其讲道理和“训诫”的功能了。
1 王阳明强调六经都是史书，如果我们将其观点激进化一些，结合其“心外无物”的论述，可以得出“一切史书都是讲道理”的结论。“心外无物”，心外自然也就无史，如果没有特定的视角，那么史书也不可能成型，或者说，不可能有特定的意义。孔子编《春秋》，通过删减和评论，用“微言大义”的方式将评论隐藏在叙述的措辞之中，以此阐述自己的道理。
我们平时常常认为史书应当力求真实，而不掺杂个人思想和情感。但历史上发生着无数事件，每一秒钟各地发生的事汇总成信息都足以让人一辈子都看不完，因此就为了保持信息规模而言，也需要有一个“标准”。常识中，这个标准可以是“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也就是说史书只记载大事。但大事的发生也有前因后果，也是从小事发展而来，究竟如何看待某个事件，便总有“道理”在其中，不可避免。
如果所有史书都是以阐述道理为目的的，那将之反过来还成立么？即一切道理都是史实。毕竟王阳明说“事即道，道即事”。但反过来可能很难论证，毕竟是“心外无物”，强调“物”对“心”的依存，而非“物外无心”。这一点，与强调伦理精神的演化与历史进程完全对应的黑格尔相比，还是没有那么激进。
2 史料的选择与删减服务于训诫和说理，但结合011-012可以看出，需要实现目的，就需要控制史料的数量，也就是孔子所做的“删减”。过少的信息，无法服务于说理，正如例子太少无法提供信服的证据；而过多的信息，又会淹没道理的脉络，令人迷失在茫茫信息之中。
而信息量带来的问题，其实是当代所有人都面临的严峻问题。一个人通过各种媒介或许的信息不可胜数，而这些信息的总体而言并无一个统一的道理脉络或是规训方式，可能今天看得一些医学知识很重要，明天又关注几千里外的邻里纠纷，白天关注了某事件的发展，晚上又遇到完全相反的事情。而且，我们并没有自己的“孔子”帮助删述整理，只能做自己的孔子，自己删述。但删述又是基于“心”和“理”，并非单纯为了删而删。要成为自己的圣人，并不容易。但意识到这个问题，对茫茫信息流有所警觉，就像警觉大河的暗流危险，也算是迈进的第一步。
信息需要有道理引领，同时，道理也无法超越信息的数量限制。如果之前012的分析正确，同样是古，信息太少的三代之前与信息太多的三代之后，都不能最大限度地与“道理”融合。因而，“道理”更多的是寄居在适量的信息之中。
人类擅长从有限的事件中得到道理，这是智慧的体现，也是进化的需要。如果只有吃亏几十几百次才能吸取教训，可能无法在残酷的竞争中存活。
但“道理”也有对错之分，对抗错误道理的误导，也可以考虑信息量。俗话说，就是“深入了解”，也就是增加信息量。当然，极端情况下，也可以考虑控制信息的获取。如果崇尚夏商周的儒学者真的有机会亲身穿越至三代，相比他们的美好幻想也无法轻易维持。
总结为，史实太少无法“述”，史实太多无法“删”，六经对应的三代恰好是“删述”的最佳节点，构成“崇古”的力量。而史书的目的是说理，因此五经与《春秋》并无不同，都是说事讲理。为了“理”的清晰，需要控制“事”的数量，主要是限制数量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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