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鹰/文
马非百
《马非百集》
【NO.1】
马非百（马元材）[1] 的父亲马莲仙（马国霖）是在戊戍变法废除八股后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用策论考取的廪生，受维新思想的影响颇深，重视新学，从外带回来不少有关维新变法的书籍，并将村内私塾“扶风义塾”改为两等小学，采用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蒙学十七种为教材，实行新的教学内容。马非百受家庭文化氛围的影响，从小好学深思。在小学期间就读了四书五经、《御批通鉴》及各种新书。他的外祖父黎炳圭（进士）曾担心《尚书》失传，对他讲了其中一章的内容，他便反问道：“您老人家讲的都是汉以来学者们的经解，能不能讲讲您自己的见解呢？”他的外祖父竟无辞以答。1912年新化县督学罗云鲲先生来村校视学，见他考试成绩突出，特地把他带回县里，亲自送入新化县速成中学一年级。次年，他私自请假到长沙，想投考铁路学校，为同乡前辈所劝阻，又返回原校，但因逾假两天，学校已决定将他开除。1913年马非百同三弟马子谷一起考入宝庆五属中学校一年级。1917年毕业后在家埋头自修了两年，除复习过去已读的新旧书籍外，还另外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今文综》中选抄自己所喜爱的古文约一百五十余篇，朝夕朗诵。此外，他还将父亲寄回来的严复译的各种社会科学名著，如《天演论》、《社会通涂》、《群学肆言》等，林妤译的各种小说，及康有为、梁启超等的著作，连同汉四史、《资治通鉴》及《二十二子》等反复研究，并在自学中独抒己见，“从《左传》一书中编选了《左传辞令录》，从《古今文综》中编选了《古文一他脔》，名其书室为樱宁，按照《中庸》‘诚者自成也，……诚者非特成己，所以成物也。’的论点，构思他的《自成论》初稿”。他还写了一副对联，贴在书斋门口：上联曰“察万物之自然”，下联日“尽群书乃快乐”。这为他后来从事历史研究积累了学术基础。
【NO.2】
1919年4月，马莲仙和马非百、马子谷父子三人同住世谊周方的岳麓山“沩痴寄庐”（新民学会旧址）。隔壁邻居有蔡和森一家人，当时的蔡和森正为筹办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之事在保定奔忙 ，家里有父亲蔡老伯、母亲葛健豪、大哥蔡麓森、大姐蔡庆熙及外甥女刘千昂。毛泽东的母亲也住在此地，毛泽东每星期六或隔两周就回家一次。父子三人与毛泽东甚是投机，经常聚在一起，同坐爱晚亭、同游水陆洲，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马非百后来在北大求学时，进一步和毛泽东相识相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邀请马非百与他一起探讨秦史，还多次在文章中引用马非百的观点和言论。据马非百的《樱宁室日记》记录，马莲仙曾说：“毛润之气质非凡，将来得天下、定乾坤者必此人也。汝辈当从之！”
【NO.3】
1919年6月，马非百考取了北京大学和北洋大学，经过多日的思想斗争和亲友商讨，他决定入学于北京大学文科。北大一直严格推行“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足足影响了他的一生。入学之初，依照规定，学生入学，必须找一个京官在保证书上签名盖章。他深感不公，自己是一个从乡里来的，怎么会认识京官。随即写信给蔡元培校长，说明这制度与当时的民主运动精神不合，并表示，如若非实行不可，宁愿退学也不愿求人。没想到，蔡元培校长不仅没有责备他，反而回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让秘书代为签字盖章。于是他才得以进入北京大学文科，先后在英语系和经济系肆业，这使得他深刻地感受到了与“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相适宜的尊重群众意见、尊重民主等精神。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他受李大钊、陈独秀、辜鸿铭等多种不同派系的影响，但在思想上和治学上依然能保持自己的见解和选择。沈士远讲《庄子天下篇》时，马非百认为一篇古文自己看顶多半个小时就够了，却偏偏拖延了一年。于是写纸条给沈士远提出不满，并宣布退课。但这件事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沈士远还托人转告他说记得此举，希望当面谈谈。马非百对当时的考试方法也提出过不同的意见。在一次伦理学考试，他没有照题作答，只是反问这样的题目的意义所在及阐述自己的观点，其结果并没有被责备，反而获得满分。这样的“兼容并包”氛围使得马非百每次都敢于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并受到肯定，也对其之后的史学研究能够做到不畏惧权威提供了精神源泉。
【NO.4】
马非百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正值五四运动发生，新文化运动开展的如火如茶，陈独秀和胡适在《新青年》上打出了文学革命的大旗，全国各地报纸杂志同时响应，各种新思潮在激荡中觉醒。这场革命巨流使得他不仅领略到了新旧思想相博的激烈情景，还加入了进步青年邓中夏组织的曦园运动。曦园运动，它是以“实行新生活”为宗旨，是五四运动革命的产物。所谓新生活，提倡的就是亲自下手劳动，不雇佣劳工，凡做饭、洗菜、倒垃圾、打扫院子等生活琐事都一律按名单轮流执行，共同遵守生活公约和学习公约。除两人一间的宿舍外，另开设阅报室、文娱室、会客室供同学们一起学习。取名曦园，其寓意在于住在这里的人一定要有蓬勃的朝气，就像清亮的晨曦一样。曦园的成员除了组织者邓中夏外，还有罗章龙、杨人杞、张国焘、萧镇湘等人。
【NO.5】
马非百、马子谷两兄弟参加了“五四运动”，同时参加的邵阳人还有隆回彭述之、孙俍工，邵东匡互生，新宁夏明钢，新邵陈锡、钟巍，邵阳市大祥区雷逸民等；他们不仅参加，而且是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马子谷担任“北京学生联合会”干事（总干事张国焘、总务干事邓中夏）；匡互生，第一个冲进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第一个点火烧赵家楼，点燃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熊熊烈火，他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天安门集会和会后游行的主要策划人、组织者之一，被誉为“五四闯将”；彭述之，北京大学学生，五四运动急先锋，邵阳第一个共青团员，1925年时的党内地位仅次于陈独秀，是至今为止党内职务最高的邵阳人；夏明钢在五四前割指血书：“此条约取消之日，为我辈生还之时”！五四当天站在天安门前慷慨陈词，率领学生冲向赵家楼，包围曹汝霖住宅，与匡互生、钟巍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陈锡，北京大学学生，让匡互生脚踩自己的肩膀跃上窗台进入曹宅，火烧赵家楼。为声援北京“五四运动”，邵东贺民范与毛泽东等在长沙成立“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发动“驱张运动”；“五四运动”很快波及邵阳，隆回罗卓云、彭钟泽，武冈欧阳东、邓中宇，新邵李芬，邵阳市大祥区雷瑜等，联合从北京、长沙回来的宝庆籍青年，组织“宝庆学友会”、“爱国十人团”、“宝庆学生联合会”，罢课请愿、宣传演讲、抵制日货；6月18日宝庆各界2000余人举行反日游行、清查日货，将搜出来的50桶日货漂白粉，倒入资江河。
【NO.6】
马非百从北大毕业后，担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部少校历史教官，不久转任中校政治教官，并兼任何香凝、邓颖超主办的中国国民党妇女运动讲习所 [11] 中国革命史教员。他积极支持广州起义，与领导省港大罢工的邓中夏联系密切；住所成为广州起义的一个联络点，许多共产党员在住所里化装参加巷战。起义失败后，马非百掩护革命者撤退，自己奔赴上海、开封。在河南中山大学任教期间，创办了《河南政治月刊》，并利用当时的政治身份，先后营救过邓拓和嵇文甫等共产党著名人物和学者。1935年，洛阳进修班和南郑西乡第一战时中学处于瘫痪状态；两校相距120公里，共有学生2000余人，都是沦陷区无家可归的青年；教育部委派马非百去接办这两所学校。他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不断向学生宣讲抗日救国的主张，培养了一批抗战青年，对战时教育作出了应有贡献。
【NO.7】
1927年12月11日，马子谷、马巨材、黄英博（黄春源）、刘肖愚、王昌明、朱迪、区克宣等在马非百的军校住所乔装参加广州起义；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广州领导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举行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NO.8】
“广州起义”失败后，马非百去到上海，遇到时任开封冯玉祥部队政治工作委员会委员长的北大同学郭春涛，在郭春涛的邀请下去了开封。郭春涛邀请他任中州通讯社主任兼总编辑，每月二十元生活费。不久，河南中山大学校长邓翠英拿着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主任委员邓飞黄的介绍信找到马非百，坚持邀请他到河南中山大学文法学院任教，请他为本科四年级讲授《清史》、《中国三民史》(即《中国民族史》、《中国民权史》、《中国民生史》)两门课程。
【NO.9】
1930年春，马非百再次被河南中山大学法学院聘为教授，担任《世界经济史》、《中国经济史》两门课程，同时被开封高中聘为兼任经济学教员。马非百授课生动活泼，观点新颖明确，分析精辟透彻，深受广大学生的喜爱。马少侨曾回忆说：“由于他新颖的论点，雄辩的辞令，使听课者由开始的十余人增至一百多人，随着听课人数的增多，讲课教室也一连换了三次。马非百自此名噪中州。”《河南大学校史》在记述河南大学前身中山大学时期(1912年-1930年)知名教授的阵容时，对此事也有文字记载：“1930年春马非百第二次到中山大学任教，教授‘中国经济史’、‘世界经济史’等课，他深受学生欢迎，……这门课开始只有30人选修，后来听课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只好改在全校最大的一个教室上课。”
【NO.10】
1931年1月7日，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委派马元材调查安阳县铁血团和贪污之事，涉事县长周鹏年委托新任县长周秀庭赠送特派员马元材200块大洋，说：“42人铁血团目无党国，名为打击县长，实际是与政府作对！”马元材调查取证后如实向刘峙汇报：“铁血团一事，查无实据；周鹏年依法，铁证如山。周鹏年明天拟差人给我送200元铜洋，请主席定夺。”刘峙当下拍板：“明天派兵到你家，将送钱的人和物一并移送法院审理！”很快，法官当庭宣判：“张庆云、史作民、索子佩、韩冰如四人组织铁血团一事，因查无实据，无罪释放；周鹏年依法、行贿罪名成立，判徒刑三年，剥夺公权五年。”紧接着，周秀庭自行放弃县长官印，离开安阳。
【NO.11】
民国初期，中国大型现代田野考古学方兴未艾，一批又一批考古学家汇聚河南安阳殷墟，考古调查的脚步踏遍洹河中上游的山山水水。
1932年4月4日，左起为考古学家王湘、吴金鼎、董作宾、马元材、刘屿霞；他们利用殷墟第6次考古发掘间隙，在洹河两岸进行田野考古调查。
1934年秋，从左二开始的骑驴者，依次为祁延霈、梁思永、胡厚宣、刘耀、马元材，从图中显示的地形地貌和地物景观上看，该桥应为架在洹水上游善应至小南海一带的小南海古庙山门以北洹水上的古石桥。
1934年秋，柏门。树间左二祁延霈，其右依次为马元材、佚名、劉耀、梁思永。
1934年秋，西北冈第一次发掘，马元材挑选工人。
1934年秋，西北冈第一次发掘，马元材与工人出土。
1934年10月15-21日，现代大型田野考古专家梁思永、马元才、石璋如、刘燿、祁延霈、胡厚宣等，到洹河上游水冶、善应、宝山、龙山一带沿洹河两岸考察，在洹水边龙山一带留下珍贵影像。
【NO.12】
三十年代，马元材担任中国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委员和河南省政府秘书；恪守“立德立功立言”的做人做事原则，响应丁文江等人号召，搞文人从政和好人政府；承办过一批大案要案，一度被誉为河南安阳70万人民的大救星，被当地的老百姓立生祠、塑金身；同时，还利用职权，保释过许多著名的共产党员和专家学者。——摘自《河南政治》1935年第5卷第12期。
【NO.13】
1945年春，有人向中央大学顾毓秀校长介绍马非百，原本顾校长打算聘他为中国社会史教授，后因他在对全院的学术演讲《中国素峰社会史论》中采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划分历史阶段，便私自把双方同意的聘用合同撕毁了。该演讲笔记后在邓飞黄所办的杂志《中国经济月刊》上发表。
【NO.14】
1945年初夏，西北大学校长刘季洪和西北大学法学院院长杜元载一起当面送上聘书，请马非百担任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与此同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陪同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亲自请他去南郑接办洛阳进修班和南郑西乡的第一战时中学。两校的学生都是沦陷区无家可归的青年，他们激于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义，拘押两校校长，两所学校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马非百为青年的正义所激，且第一战时中学原系鲁苏豫皖边区政治学院的附属中学，便毅然辞退了西北大学的聘约，前往南郑。他坚决抗日救国，并把两校校长释放。后将战时中学迁往南乡，后两校合并，改为汉中中学，下分三个分校，使得广大青年有书可读。马非百对战时教育做出了良好的贡献，也扩大了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不可或缺的生活阅历。1946年暑假，学校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而结束。
【NO.15】
1946年，经傅斯年介绍，马非百被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聘任在北京大学秘书处担任秘书工作，由此接触了许多著名史学大师，如陈垣、余嘉锡、章士钊等，丰富了他的学识。同时，他有效地利用了北大图书馆的藏书，深入的钻研秦史。从川东闲居到北大工作期间，正是他学术上迈步前进之际。
【NO.16】
1947年马非百应河南大学校长姚从吾的邀请，回河南开封当任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兼训导主任。他仿照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想出了“以讲学代训导”的口号宗旨，组织教授和学生自治会共同组成学术讨论会，设立自由讲座，提高了学生的研究兴趣，也推动了学术上的交流。他首先从河南的历史人物讲座开始，再约请外地路过开封的有名人士作临时讲演。最后再由他自己定期作修养问题的演讲。同时，他也应各院学生的请求，做过几次临时讲演。
【NO.17】
1948年6月马非百随学生到了南京，后因学生被安插在苏州，就被临时派为河大苏州办事处主任。开学之后，辞去训导长名义，改任历史系主任。1949年初，马非百回到南京。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力邀他赴台，并许以台湾大学教务长或总务长之职，被其拒绝。
【NO.18】
国立河南大学代理校长，信息来源：
一、河北人民出版社《民国人物大辞典上》第1162页（884字）：1948年6月，随学校到南京，后在苏州任国立河南大学苏州办事处主任，一度代理校长。
二、河南大学·1949-河南大学校报电子版又《河南大学报》：就在进入1949年的前一个月，国立河南大学最后一任校长姚从吾辞职。为维持学校的正常秩序，郝象吾、马非百、张静吾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校务。
三、《河南日报-百年河大名人印记》张静吾——河南现代医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抗战胜利后，河南大学迁回开封原址，张静吾教授第三次被聘任为医学院院长。1948年12月，河大校长姚从吾辞职，师生推举郝象吾、马非百、张静吾组成“三人小组”，以维持河大局面。
四、“方镇中与河大北归中原”系列之二（首席记者姚伟、文图/引子）：1948年6月，河南大学奉命南迁苏州。1948年底，河大校长姚从吾辞职去了台湾，南京教育部任命教务长郝象吾代理校务；郝象吾请张静吾、马非百两位教授组成“三人小组”，共同管理学校（受命危难之际凝聚河大力量）。1948年10月、1949年1月，方镇中两次被推举为教授代表，先后与马非百、于赓虞等人一起，前往南京教育部索要经费和欠薪。1949年4月27日，苏州解放，河大是最早打出横幅，走上街头欢迎解放军的单位之一。7月2日，河大六个学院基本完整的教学班子和部分学生，登上“专列”，千里回归中原。
【NO.19】
新中国建立后，马非百经尹达和成仿吾的介绍，参加了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班。结业后两次被分到京津各大学当政治教员，他都没有接受。最后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任设计员兼办公室主任。对于历史文物的陈列设计，他根据北京及近郊各大工厂工人代表座谈会的会议记录归纳总结，提出了许多自己独到的主张：1、要按照社会发展史分阶段陈列，并将中国原有朝代名称分别排入各阶段中。2、强调阶级分析。3、对文物陈列设计主张要什么摆什么。这些主张被少数人反对。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数年中，由于广泛接触了出土文物，更进一步扩大了他历史研究的领域，为他提出的许多独特的见解找到实物证据。
【NO.20】
五十年代中期，马非百将其十数年研究管子（管仲）的心得，写成文稿，交给当时的权威杂志《历史研究》，几个月过去没有回话，通过打听知道，文稿已被编辑呈交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审阅，一直压在郭沫若那；不久，署有郭沫若名字的《管子》研究文章，陆续出现在《光明日报》，主要观点都是马非百的；几篇文章过后，郭沫若才将文稿退还给《历史研究》，并对编辑说：可以发；气得马非百一个劲儿地嘟囔：他郭沫若的“大作”都见报了，发我的文章还有什么意义！在中华书局1979年12月出版的《管子轻重篇新诠》一书中，写有这样几句话：“马非百先生几十年来潜心研究《管子轻得篇》，并于1943年开始写作《管子轻重新篇诠》，七易其稿。其第三稿，郭沫若同志编著《管五集校》时曾借去参考并列入引用书目，引用过近百条”。
【NO.21】
据《秦集史》的自序中说：《秦集史》最初的名字叫《秦书》。写作动机有两个：一、补《二十四史》无《秦史》之缺；二、生平最佩服乐平马端临、邹平马骕，因自己也姓马、南高平人，所以暗下宏愿，写一部历史书来和他们的《文献通考》及《绎史》配成《三平三马三史》佳话，尊称乐平为“大马”、邹平为“二马”、自己为“小马”。1946-1947年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请胡适校长代写“秦史书屋”四字横屏作为办公室和宿舍的斋名，胡适在横屏两侧另写“非百百非而不非秦、因以名其室”；陈垣、余嘉锡、章士钊三位先生也各有题赠。
【NO.22】
马非百和毛泽东一起，多次探讨秦始皇和秦史，他们对秦朝新制度之创建以及商鞅之法都评价很高，他们认为：商鞅强秦。
材料一：
商鞅变法之重要内容，在东方各国，本已早为推行，商鞅不过携带东方之新空气，使西方人迎头赶上一步。而结果则后来居上，新制度之创建，惟秦为最有功焉。
——马非百《秦集史》
材料二：
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具有宗教徒般笃诚和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商鞅之法......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
——毛泽东
【NO.23】
马非百在《秦集史》中对芈月评价很高，他认为：宣太后以母后之尊的地位，牺牲色相与义渠王私通，然后设计将之杀害，一举灭亡了秦国的西部大患义渠，使秦国可以一心东向，再无后顾之忧，她的功劳不逊于张仪、司马错攻取巴蜀。
【NO.24】
根据马非百《秦集史》统计，自秦武王以至始皇，右丞相12人，他们是樗里疾（秦人）、甘茂（楚人）、魏冉（楚人）、杜仓（未详）、薛文（齐人）、楼缓（赵人）、寿烛（未详）、范雎（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魏人）、隗状（未详）、冯去疾（未详）；左丞相9人，他们是芈戎（楚人）、屈盖（楚人）、向寿（楚人）、金受（未详）、徐诜（未详）、王绾（未详）、昌平君（楚人）、李斯（楚人），此外不能确定其时代者有池子华（魏人）1人。而寿烛也是客卿。秦国以外的人占了绝对多数。再如秦国20级军功制中的最高级别彻侯，共有卫鞅、公子通国、公子恽、恽子绾、魏冉、范雎、吕不韦、嫪毐、王离、王贲、令狐范、李斯、白仲、杜赫等14人获得。秦国以外的人也占了大多数。但是，有意思的是，秦国虽然广引人才，可是并非兼收并蓄，恰恰相反，他们引进的，多是法家（如吕不韦、商鞅和李斯）、纵横家（如张仪、公孙衍、范雎）和武人（如司马错、蒙骜、蒙恬），一言以蔽之，都是实用之人。秦一直重实用讲功利，尚武好战。
【NO.25】
赵高是个太监这种说法流行了两千多年，源于人们对《史记》中关于赵高两点记载的误读：赵高兄弟皆生于“隐宫”，赵高属于“宦人”、隶属于“宦籍”。马非百早就根据《睡虎地云梦秦简》指出，“赵高兄弟皆生隐宫”的“隐宫”一词，是“隐官”的误写；《张家山汉墓竹简》出土以后，隐官的意义更加清楚明白。“隐官”，既用来指称刑满人员工作的地方，也用来指称刑满人员的身分，与宫刑和去势完全没有关系；“宦人”是在宫中内廷任职的人。
马氏宗祠旧址
马氏宗祠创建于清朝康熙五十三年（1714）；三修于1935年，于右任 [2] 题额；此图摄于80年代。
补充资料
[1]
马非百（马元材）：秦汉史名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名誉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毛泽东和郭沫若深受他的影响，曾多次引用观点和言论。派名永旦，号若村。清朝光绪二十二年（1896）出生于新化永固长鄄（今隆回长鄄）。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念书期间，参加了五四运动，参与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北京工读互助团、国民杂志社、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筹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北大书法研究会等系列实践活动。自1919年起，交往过的重要人物有袁伯杨、罗元鲲、周方、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女）、葛健豪（女）、蔡庆熙（女）、刘千昂（女）、蔡麓森、蔡蓉峰、文七妹（女）、杨昌济、蔡元培、徐宝璜、李大钊、陈独秀、辜鸿铭、沈士远、胡适、邓中夏、罗章龙、杨人杞、易克嶷、张国焘、刘仁静、萧镇湘、梁漱溟、罗隆基、傅斯年、李济、赵元任、丁文江、董作宾、吴金鼎、郭宝钧、夏鼎、梁思永、冯友兰、陈寅恪、余嘉锡、吴晗、郭沫若、成仿吾、方鼎英、周恩来、邓颖超（女）、何香凝（女）、徐特立、林伯渠、刘峙、汤恩伯、程潜、陈立夫、陈果夫、邓拓、嵇文甫、萧楚女、冯玉祥、李德全（女）、郭春涛、邓翠英、邓飞黄、张敦讷、王同庆、陈伯君、顾毓琇、刘季洪、杜元载、朱家骅、陈垣、余嘉锡、章士钊、姚从吾、尹达、李文、袁朴、胡宗南、刘肖愚、胡寄聪、傅振伦、宋云彬、叶世昌等。自1926年起，历任黄埔军校 [2] 入伍生部普通学历史教官（少校）、校本部政治教官（中校），中国国民党妇女运动讲习所 [3] 中国革命史教员，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中州通讯社主任兼总编辑，国立河南大学教授，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干事，中国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委员，河南省政府秘书，国立河南大学代理校长、历史系教授，苏鲁豫皖边区学院院长，国立北京大学秘书处秘书，中国历史博物馆设计员兼办公室主任，中华书局哲学组编辑等职。在黄埔军校期间，与领导省港大罢工的邓中夏联系密切；积极支持并参加广州起义，许多革命者都在他的住所乔装参加巷战，其住所成为重要联络点，起义失败后，利用其身份掩护营救过邓拓、嵇文甫等许多共产党人。1943年进入中央训练团。1949年谢绝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台湾大学训导长、教务长、总务长三长任选”邀约。进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前，曾在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著有《桑弘羊及其战时的经济政策》、《桑弘羊传》、《桑弘羊年谱订补》、《桑弘羊年谱》（有德文和日文译本）、《管子轻重篇新诠（套装上下册）》（郭沫若曾引用100多条）、《秦始皇帝集传》（《秦始皇帝传》出版后被誉为司马迁“史记”马骕“绎史”后之巨著，称“三马三史”）、《秦史纲要》、《秦集史（全二册）》、《秦汉经济史料》、《西汉时代的吏治》、《盐铁论集注长编》（《盐铁论简注》）、《诗 · 桃夭新证》（手稿）、《秦书》未完稿等。马非百治学领域广泛，建树颇多，特别是在秦汉史、中国经济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中有突出的贡献。他的治学思想深受近代自然科学的洗礼，从而使其历史研究能够在资料翔实、考辨精湛的基础上有着独特的见解，较之前人研究更加深入。他是第一个肯定秦始皇功绩的学者，毛泽东多次和他一起探讨秦始皇和秦史，胡适赞誉他“非百百非而不非秦” 。其博大精深的专著，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现在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
[2]
于右任：原名伯循，字诱人，尔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别署“骚心”、“髯翁”，晚年自号“太平老人”。清朝光绪五年（1879）出生于陕西三原。中国近现代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之一，中国同盟会早期骨干，中国近代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文化团体“南社”的重要成员；长年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尤其是担任监察院院长一职长达34年；同时也是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创办人和复旦大学、私立南通大学校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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