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壹》(以下称清华简)中有一篇叫《耆夜》,该篇中有“武王八年,征代耆,大戡之,乃饮至文太室……”。说的是武王八年对上党黎国作战,获胜后,在太庙大摆延宴。庆功会上,武王,周公等人,群情激昂,对酒当歌。
先是武王劝酒毕公,武王当即就整了一首《乐乐旨酒》,赞扬毕公“穆穆克邦”,是胜任国事的肱股之臣;随后武王又劝酒周公,也整了一首《輶乘》(音you),豪迈地回忆灭黎之战中自己作为一方领主,轻车简从,不戴甲胄,冒阵冲杀,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下来,周公给毕公敬酒,整出一首《赑赑》(音bi),赞美毕公能谋善断,国之干城。接着周公给武王敬酒,并献上一首《明明上帝》,歌颂王上雄才大略,英明神武,祝愿王上万寿无疆。
当然,并不是说宴会上的其他人都是埋头大吃,没有言语。只所以没有提到他人的言行,恐怕只是为了突显出武王和周公的文采来。
这一来二去的,不觉得已经微醺,虽然有在太庙祭祀饮酒也不可过量的训戒,但大家高兴,气氛热烈,好意难却,还是不免多喝了两杯。
电光石火之间,一只蟋蟀登上了大雅之堂。看着蹦蹦哒哒的虫子,周公歌兴大发,如黄河之水一发不可收拾,说是当时一首《蟋蟀》,回荡在夜空,大家都有些吃惊,好好的喜庆之中有了些许的不和谐。这一首居然是劝大家不要过度放纵自己,要继续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
当《清华简》呈现在大家面前时,人们这才发现《耆夜》中所谓周公所作的《蟋蟀》居然与《诗经 唐风 蟋蟀》大差不差,雷同是肯定的。于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风起云涌,学界起了争论。一些人努力证明《耆夜》是伪作;另一些人则坚强捍卫《耆夜》的历史地位。
咱姑且不论其是否伪作,单从其文中所表来看《蟋蟀》所包含的意义。这是一首劝善诗歌无疑。劝勉人珍惜年华光景。那么相差无几的《诗经 唐风 蟋蟀》应该是表意相当。虽然,《毛诗序》以为“《蟋蟀》刺晋僖公。俭不中礼,故作诗以闵之,欲及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南宋王质在《诗总闻》中反驳说“此大夫之相警戒者也”,是讲“为乐无害,而不已则过甚。勿至太康,常思其职所主;勿至于荒,常有良士之态,然后为善也。”清代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讲“此真唐风也。其人素本勤俭,强作旷达,而又不敢过放其怀,恐耽逸乐,致荒本业,今观诗意,无所谓“刺”,亦无所谓“俭不中礼”,安见其必为僖公发哉?《序》好附会,而又无理,往往如是,断不可从。”
事实上,《蟋蟀》一诗,拿捏得很有分寸,在劝戒的同时也肯定了“好乐”,但又真挚的建议大家有节制,让人容易接受。这种折中的态度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可贵的。这也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处世态度。待人处事要有一个度,过犹不及。
随着近年来考古发现相关报道,专家通过对山西曲沃晋候墓地出土的晋候对盨(音Xu)等器皿铭文的研究,证明晋僖公绝非俭啬之人,而是一个喜好田游与美味的豪奢贵族。呵呵,这哥们也是条大尾巴狼呀!这也刚好印证其谥号为“僖”,是比较中肯的。本来嘛,多少有点奢侈浪费,混吃等死,虽说无所建树,但亦无大错就是“僖”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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