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所有封建王朝中,税赋收入最高的朝代。北宋政府的年均财政收入在一亿贯左右,远远高于汉、唐和其后的明、清等朝代。北宋政府之所以有如此高额的财政收入,完全得益于其工商业的繁荣,而这与北宋政府对工商业的重视与扶植是分不开的。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以农为本”是历代统治者奉行的基本国策。到了宋代,农业虽然仍是国之根本,但工商业的繁荣取代了农业的重要地位,成为国家税赋的主要来源。仁宗年间,国家财政收入的七成左右来自于工商业。根据《文献通考》记载:仁宗庆历时(1041—1048)商税收入已达1975万贯,酒税已达1710万贯,盐税715万贯。光这三项收入共计4400万贯,已超过农业两税收入。
宋朝工商税课的主要项目包括属于手工业税性质的盐、茶、酒、矿产税及专卖,属于商业税性质的关市税、市舶课、契税等,以及其它的一些杂税。
宋代盐、茶、酒、矿等商品,无论是宫营或通商都是实行专卖榷禁。所谓官营,就是官府独占这些商品的买卖;所谓通商,就是商人向官府缴纳专卖税后,凭钞按量直接向产户购货到指定地区出售。按今天的话说,就是盐、茶、酒、矿等属于国家垄断行业,是北宋政府重要的税赋来源。法令规定私买私卖盐茶酒曲等榷禁物货,轻则杖徙,重则处死。(《水浒传》里贩卖私盐、私酒的梁山好汉是犯禁的。)北宋时,冶金、瓷器、造船、采矿、采煤、制盐、制茶、酿酒、纺织、造纸、印刷等等行业构成国民经济中的基本工业部门。
仁宗年间,金、银、铜、铁、铅等金属的冶炼达到一定高度。冶炼时,普遍使用煤炭作燃料,鼓风设备也由体积大、风力足的木风箱代替了鼓风皮囊,加快了冶炼过程,并可大量生产优质铁。重要冶铁中心徐州东北的利国监,有三十六冶,工人约四千人。采矿业,北宋中叶,金属矿区已达二百七十余处。江西信州(上饶)及其附近盛产铜、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北宋的矿产税是按十分之二的税率来征收的。
北宋的瓷器,不论在产量还是制作技术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当时,烧造瓷器的窑户,遍及全国。景德镇,官窑、钧窑、汝窑、定窑和哥窑,是北宋五大名窑。在瓷器上雕画花纹是北宋时的新创,划花用刀刻,绣花用针刺,印花用板印,还有锥花用锥尖凿成花纹,堆花用笔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北宋瓷器大量运销国外,成为重要创汇来源。
北宋定都开封,东南漕运十分重要,船只是不可缺少的运输工具,加之海外贸易兴盛、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便促进了造船业的进步。指南针的发明与防水隔舱的应用是宋代造船业对世界的杰出贡献,为世界航海与造船业的发展与进步开辟了灿烂前景。宋代采用指南针导的300吨海船,穿过印度洋远达阿拉伯与非洲东岸。进出口商品达300多种,成为当时最发达的海洋国家。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促进了海外贸易的繁荣。当时,亚非各国与中国通商的有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最重要的有高丽、日本、占城、大食等国家。北宋政府为了便于管理,陆续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秀州等地设置了市舶司。(类似于今天的海关)北宋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瓷器、茶叶等,进口的商品主要是香料、药材、象牙、珠宝等。外国商船到达中国港口后,必须立即向市舶司报告,由它派员上船检查。一般征收其货物的7%—10%作为入口税,叫做“抽解”。并规定某些货物为禁榷物,全部由市舶机构收购,其他货物也收买一部分,总称为“博买”。抽解和博买来的货物,一律送交中央政府。仁宗年间外贸繁荣,市舶收入为60万贯左右。
北宋年间,煤矿得到普遍开采,产量相当大,不仅用于冶金、制瓷业,而且在许多地方已大量用于居民生活。北宋京城开封的日常燃料就是煤,开封当时的居民约为一百多万人,每天燃煤消耗肯定是个不菲的数字,由此可见当时煤产量之大。宋代采煤技术已基本接近近代采煤法。
北宋时,四川是井盐产地,也是制盐中心。四川井研县即有百余家筒井作坊,每间作坊分别雇佣“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这数千工匠多数来自“他州别县”,已与土地脱离关系:其谋生方式是“佣身赁力”。仁宗年间盐价为60—70文/斤,由于盐属国家专卖榷禁品,所以北宋政府每年由盐业一项中获得了巨额税赋收入。
北宋时,茶树的栽培地区越来越广,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及四川诸路,茶园十分普遍。仅在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地区输送政府专卖机构的茶叶,每年就达一千四五百万斤。茶叶已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同时也是国内外市场上的重要商品。仁宗年间茶价为60文/斤,由于茶与盐一样属于国家专卖榷禁品,北宋政府每年由茶一项中同样获得了巨额税赋。
千古一帝|第十四章 北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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