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将他毕生精力用于编辑阐述中国杰出科学技术成就的系列丛书《中国科学技术史》，这套丛书专注于古代中国的科学和工程成就，从1956年出版第一卷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了17卷，涵盖了数学、物理、化学、军事科技、矿石开采、动植物科学、农业科学、医学和逻辑学等各方面。这套丛书也引发了对以西方为主导的文明史的重新审视，在与欧洲进行直接接触之前，中国已在其漫长的历史中获得了大量优质的科学技术知识。这绝对让西方人无法断言西方社会是光明和真理的唯一源头。
《中国科学技术史》要求人们至少具有二元文化的视角，而且这也进一步表明，无论是什么让欧洲文明在文艺复兴后大放异彩，欧洲的科学技术知识都不是绝对领先的。
李约瑟自己也在编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过程中开始思考：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宋朝的科学技术如此先进，为什么没有导致像19世纪欧美技术革新大爆发一样的技术腾飞？为什么中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一直在技术上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却在世界历史上伟大的技术变革和工业革命的前夜停滞不前？
针对“李约瑟之谜”有很多种解释。李约瑟自己认为，中国强大的封建官僚制度是最主要的原因。“士农工商”，“商”排末位，商人难以获取地位与权力，商业得不到蓬勃发展，技术发明给发明者和使用者带来的利润和地位提高有限，因此工业技术革命没有发生。有的专家认为：宋朝时的中国坠入了高水平均衡陷阱，中国农业太过繁荣，以至于没有进一步革新的需求。相反，欧洲的起步水平较低，因此有更加强烈的发展科技的需要。也有专家提出了一个更为激进的观点——地理决定论：中国的自然资源分布与重工业发展不匹配，中国的大型煤矿都没有分布在可运路线附近，地理阻碍了中国的快速工业化。更有专家从金融角度去分析：19世纪欧洲的金融系统是工业革命发生的重要助力。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中西方在金融发展上的差异早于技术进步上的差距而出现。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商业银行和有组织的证券交易所已经存在欧洲至少200年，否则，何来地理大发现与大航海时代？相反，中国古代很少用有组织的方式来将个人投资者的资本和有技术优势的企业连接起来。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资本市场发达程度远远不够。
直到今天，在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第三大机制”的风险投资方面，中国企业在吸引新投资者和资本的能力上仍远落后于美国企业。2020年，中国初创企业获得的风险投资数额仅为美国公司的一半，这一比例在2021年进一步下降至三分之一。在释放人的潜力和创新能力方面，我们还有差距。
这种金融差异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中世纪分裂的欧洲各国政府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一直诉诸于赤字财政和发行债券。但中国却没有，比如威尼斯因为和君士坦丁堡的战争要组建一支舰队，政府就向城中的居民发行了债券，承诺未来兑付。相反，同时期的宋朝政府，在面对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时却没有发行债券，而是印刷了更多的纸币。宋朝，应对财政危机的方法是利用当下的通胀，而不是将支出转移到未来。事实上，包括王安石变法，也没有采取发行债券的方法，反而是通过政府向居民发放贷款。
看来，东西方金融制度出现分流分化的原因就在于欧洲国家意识到人们对于债券的金融需求时，当时处于宋朝的中国还没有发展出国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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